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强调，是针对人类已经面临的生存“险境”而来的。面对触目惊心的事实，人类意识到必须对自己已有的行为和观念作出认真反省，必须对以往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出重大调整，否则，人类就会慢慢摧毁其生存环境，逐渐走向毁灭。本文试图从伦理视野分析传统发展模式所陷入的困境，揭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一、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分析

1972年美国学者米都斯等人写的《增长的极限》一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爆炸性的反应，它把实存于人类社会中的生存险境用重墨构现出来，引起了社会的惊觉，促使人们对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人们从内心期盼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增长的极限》是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先驱，1980年《世界保护战略》中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真正国际性宣言。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惟一出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人类发展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强调，是针对人类已经面临的生存“险境”而来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已造成许多问题，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必须对以往坚信不移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质疑，从根本上分析传统发展模式发生危机的根源所在。这样才有可能从源头上避免、消减和控制不可持续性，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可持续发展。

传统发展模式是相对于今天的新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而言的，主要指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盲目乐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处理经济、社会、人、环境关系的问题上有以下一些特征:人类中心性、发展单向性、活动近视性、个体本位性。传统发展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主客两分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人定胜天，号召人做大自然的主人，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哲学。自然不是作为人类生存的摇篮和家园，而是作为人类恣意索取和掠夺的对象。只要倡导和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主人，人们就可能和有理由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奴仆，就会去破坏自然。最终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

传统发展模式以传统经济学为支柱，以单向的经济增长为追求目标。它片面强调经济，忽视社会与人的因素，是一种单向度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实践之初就隐藏了许多危机，随着此模式的运行、展开，原来隐藏着的危机纷纷暴露出来，出现了贫富分化、资源短缺、泡沫经济、道德沉沦、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谈到，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1(P.14)无数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经济的增长，既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带来经济自身长远、稳定的进步。经济发展游离于社会发展和人全面发展之外，给社会和人带来的最终结果必是苦涩的。

传统发展模式的发展路径是希望通过经济自身的发展，通过“看不见的手”促成、带来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幸福。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否认了伦理的地位和功用。经济自由主义是其奉行的原则，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都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国家对此不必加以限制或干涉。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受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驱动，通过受眼前利益驱动的个体的活动所进行。在《增长的极限》英文版序中，作者指出，“与问题有关的空间愈大，时间愈长，真正关心其解决办法的人就愈少”。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更容易、更密切地关心当前的、短期的、个人的、小范围的事物，而难以顾及长远的、全局性的事情。在经济发展中抛弃伦理的地位和作用是危险的，经济失灵处必须靠伦理学来补救。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原理》中指出:“伦理学是市场失灵的调整措施和补救，当经济学失灵的时候，伦理学就会出现”。2(P.33)

传统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因为个体利益是行动的依据所在。人们之所以会破坏生态，浪费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是与他们的行为目标和利益驱动密切相关的。美国学者内贝尔在他的《环境科学》著作中指出，这与污染接受者满不在乎的态度有关，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只关心各自的目标。比如制造商，个体或集体，人们都趋向于追求一些狭隘的目标而随地丢弃不要的东西。”3(P.231)利益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杠杆，又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源；把狭隘的、暂时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区的私利出发，不仅必然会使其他人受害，而且会使人们恣意地去向大自然开战，造成生态破坏、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将使人类文明不可持续。

人类中心性、发展单向性、活动近视性、个体本位性，是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面对困境的伦理思考

可持续发展向传统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传统发展观以传统经济学为支柱，把经济上获得成功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个人的美德、社会的公正都必须服从于这一最高原则。它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

都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国家对此不必加以限制或干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这种发展模式价值合理性的根据。奥地利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个人主义哲学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自由是这种哲学的精髓。在近代西方伦理学史上，英国人曼德威尔提出的“私恶即公利”，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突出写照，这里的“私恶”是指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公利”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宣称人的利己行为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只有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才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放任政策是“一种实践生活的哲学，它是建立在对利己主义的奇迹般启发的信任上的。”4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大师，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三者结合得最为紧密。他认为，社会的细胞是个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当人们在利己心的策动下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势必导致社会利益的增长。因此，应该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利用自己的劳动、资本、才干去自由经营、自由竞争，不加干涉。在阐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点。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构架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桥梁，把个人利己活动导向了公众的福利。“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5(P.256)“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6(P.25)。

传统发展模式的伦理特征是，人类中心的实践原则，经济至上的价值要求，个体主义的行为基础，功利主义的价值驱动。建立在传统发展模式基础上的伦理学，以人类中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个体主义、功利主义为指导，是难以处理好人、自然、社会间的关系，也不能使人、自然、社会达到和谐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层根源。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传统发展模式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为其实践原则，以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价值取向作为其伦理基础。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就明确批评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6(P.27)他主张要重新审查人的主体地位和资格，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核心，经济上的成功与否是判断其他一切价值的依据。主张一种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发展，这种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将打破人类社会发展的均衡。如果人们不考虑超越个体、超越当前、超越片面，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全局性、长远性结果没有认识，人类文明必将受挫、甚至崩溃。

传统发展模式的伦理学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征，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导致经济活动负效应的根据，因为，功利主义主张在考虑行动后果时，只考虑行动可预期的直接结果；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由此看来，传统发展模式的伦理学只注重个体的利益和当代人的直接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社会及人类长远的利益。在这种伦理学安排下，人和社会不能协调共生地发展，社会生活也遭受到破坏。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因为只考虑眼前功利，不顾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发展经济，人们会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从而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增长与环境失调。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紧张的加剧。因为只追求自身利益，只追逐看得见的有形利益，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对待技术应用，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为，若只把满足自己的需要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以此作为技术应用的惟一尺度，就必然造成技术的滥用。尽管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人类应用它却存在着既可善用亦可恶用的伦理选择。事实也证明，技术既能给人类带来福，也能给人类带来祸。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指导下的人类活动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困境。从根本上说，这一困境的出现，与人类中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有关。

通过对传统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的伦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发展模式在其发展之初、在其指导观念深处就隐藏了自身无法解决的深刻矛盾。随着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矛盾日益暴露，人们才对这些矛盾有所领悟。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使发展可持续地进行，就必须重新确立新发展模式的伦理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在批判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人类发展的方向，自身就内蕴了一种伦理取向，公正原则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伦理基本原则，它彻底抛弃了那种寅食卯粮、涸泽而渔的急功近利的传统做法。这种发展模式的伦理特征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实践价值取向，生态伦理的实践遵守原则，整体主义意识的行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驱动。其核心原则是伦理公正原则。“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专用词，属于发展的范畴，表征一种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或一种发展战略。但这种发展又是受限的。我们如果把“发展”理解为要有向前的驱动，则可以把“可持续”理解为要有某种制动，理解为“对发展的负效应”和“失控”的约束；虽然在整体方向上有前进，但“可持续”与“发展”的性质和作用却并不是完全同向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是只追求满足需要，缺乏限制和约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既要有限制和约束又要满足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理解为需要发展与限制发展的统一，或理解为既要求满足人们需要又限制人们去满足需要的统一。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要求坚持公平原则，也要求效率原则。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它的第一个原则是人际公平，可以说是公平优先；而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及满足人的需要角度看，它的原则乃是效率优先。公平第一与效率优先是矛盾的，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艰巨任务。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保持平等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价值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原则是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基础是整体主义意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其价值驱动，公正原则是其基本原则。尽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未达到统一。然而，从直接的和本质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与“两种协调”、“两个和谐”有关: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或天人和谐，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或人际和谐；有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所简明概括的:“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7(P.218—219)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伦理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整合的、有机生态的方法去调节人类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要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把直接现实利益与人类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考虑。形成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使它们在生态中达到和谐统一，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追求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味追求GNP的增长，不是单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也不是单指生态持续，而是指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持续。在其中，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如果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变成只重眼前物化指标而缺乏人文精神的一种纯粹谋私活动，它在实践上容易导致短期行为。我们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念，要求一种整体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这种伦理观念，才有可能打破功利主义的狭隘眼界，使得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强调人类应当学会珍重自然，爱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对自然界要精心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支持系统的错误态度。对自然的伦理态度应从过去那种掠夺性伦理自然观，转向今天的生态伦理自然观。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人类同自身的关系，人类依赖自然生存和发展。因此，人必须从自身与自然生态统一的立场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确立人与自然协调的伦理尺度，即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使人类的活动限制在生态许可的承载范围内，既要满足人类需要，又要保护生物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上，提倡公平性原则以实现人际和谐。公平性原则是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公平性原则，既指代际公平，又指代内公平。前者是世代间的纵向公平，后者是当代人的横向公平。这两者紧密相关，互为前提、统一共存。但就可持续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代际公平:其一，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后代人要有与当代人同样的满足需要的权利和可能；其二，因为考虑到和要求实现代际公平，必然会涉及到或逻辑地推及代内的公平。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到的，“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每一代内部的公正的关注。”8(P.53)应该看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虽是必要的、重要的、善良的，可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设想、期待、理想。代际公平的真正实现是困难的，这除了可以通过科技的进步及一些制度来落实、诱导以外，还需进行伦理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原则，除代际公平外，也要求代内公平。代内公平是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代内公平才有可能来谈论和促成代际公平；不可能设想，如果人们对同代人之间的公平都想不到、做不到，却能够真正关心与后代人的平等。人们认为代内公平对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一个权利和分配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的世界则会出现生态环境的危机。类似于代际公平是一种期待，在现实生活中，至少在目前和在很大程度上，比较令人满意的代内公平也是一种企望、一种理想的目标。代内公平的实现，也要依赖科技的进步、制度的安排、伦理的保障来完成。当今世界代内公平的一个最现实、最重要的方面，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公平、平等与合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不能只是依靠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社会集团的决心和力量，而必须有国际间的合作。可持续发展既反映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又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虽说是由于人类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并非人人都有一样的责任，例如在199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3%，欧盟各国占24%。人类确实应为其行为负责，但对主体行为责任我们应该有个区分，不是每个国家都在大自然臭氧层打开了一样大小的空洞，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在大气里排放了相当量的汽车尾气，对那些责任大又有较大能力的国家，应要求它们多承担一些责任、多尽一份义务。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对于共同家园的维护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应通过广泛的对话、通过科技的进步、通过可行的制度、也要通过伦理的呼唤来进行这项紧迫而又困难的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以公平正义作为“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伦理正义原则应是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根本所在。

总之，可持续发展是面对人类发展困境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本身就内蕴了一种伦理理念。人类发展要真正成为可持续，需要我们地球上每个人的努力，包括伦理的努力。坚持伦理公正原则，确立有机生态发展观念，处理好公平和效率间的张力，这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现实意义。

总之，未来决定现在的最核心意义在于，一切都要在未来的审视中确定其正当性。它要求高举起对于现实批判的利斧，从而为未来、也就是为自己开辟道路。

知识经济时代的实质是人类文明的创世纪的变革。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是以往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因此，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跟上时代步伐的必然要求。“知识就是力量”的哲学理念所传达的信息是，在当代，知识成为人们获取财富和现实力量的首要资源。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会加剧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现象的发生，但也为弱者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了机会。而要实现由弱到强或后来居上的转化，富有远见的决策或选择是最为重要的。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们永远把目光投向远方，投向未来，在对于新事物萌芽的敏锐感知中识破未来的动向和法则，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领先一步抢占新的制高点，从而取得事业的主动权。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变化速度空前加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机会稍纵即逝，由此就使得关注未来、关于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生存智慧的主要内容，“未来决定现在”的哲学观念的确立乃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创新是我们能够获胜的惟一法宝。因为身处知识经济时代，你已经被抛入到了创新的洪流之中，只有争取更新、更好，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制度的创新和文化的创新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为个性的发展、为人尽其才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从而导致创造性潜能大喷发局面的形成。“创新就是生命”正是优胜劣汰法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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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0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