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本位与家庭本位

“本位”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具有明显的国家本位特点，这与西方以家庭本位有所不同。所谓国家本位，是指分析经济问题多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关注国家的利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的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国家本位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大多考虑的是宏观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国家本位特点延续长达二三千年之久，历史影响至今仍在。

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面临一个治黄的挑战。正是在黄河治理的基础上，中华文明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形态−夏王朝。夏商周三代，延续的都是一个有利于治水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过短暂的春秋战国的分裂动荡，秦始皇统一中国，改西周分封制为郡县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血缘关系。大一统帝国的体制既有利于治黄水利工程的实施，也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把财富集中起来，从而创造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以造就都市经济的繁荣。大一统、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也是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是在这个大一统国家的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所谓的“经济”含义就是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讨论的就是治理大一统国家需要解决的诸多经济政策问题，诸如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财税和土地等问题，这就与西方早期经济思想讨论的多是诸如个人家庭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微观问题明显不同。纵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历代思想家们集中讨论的课题主要是土地、货币和财政，这三大问题讨论的出发点都是围绕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本位目标进行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讨论最多的，土地兼并造成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大土地所有者，进而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中国古代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如何抑制土地兼并展开的。中国古代对于货币的起源、职能等问题的讨论也往往围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目标展开。如《管子》明确强调货币的职能是为了让统治者“操谷币金衡，以定天下”。（《管子·山至数》）历代王朝关于货币发行权、货币价值的轻重乃至货币形式等种种问题的讨论也几乎都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丰富的财政思想的政治制度基础，也是财政体系形成的制度保证。统治中央集权的大国必须有庞大的统治机构、众多的官吏和足够的军队，自然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财政是国家机构的经济基础，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解决好财政问题对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意义重大，自然就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讨论的重点。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对于如何实施专卖、赋税征收等财政问题的讨论十分丰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诸如西汉的盐铁会议、唐代两税法改革以及宋元明清发生的关于货币问题的朝野争论，都是围绕财政经济问题的。当然，对如何解决好国家的财政（也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家所说的“理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如王安石等人把“理财”简单地理解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叶适等人则把“理财”理解为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和价值创造。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形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经济观念，出发点是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秩序，因此强调经济活动必须是在维护现存国家政治秩序下进行，强调必须用政治手段和伦理规范来引导经济活动，以避免危及政治秩序。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小农自然经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重农抑商”观念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对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维护。春秋时期管仲把人们的职业分成士农工商，也就是“四民”，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使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商人的比重不能占比过高，就反映了这一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特点。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农业是解决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又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农业发展不好，人们的吃饭出了问题，社会就会不稳定，国家政权也就不能稳固。因此，重农自然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不论先秦还是秦汉以后，不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其他学派的学者，都把重农放在经济发展中的首位。从战国中期开始，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出现了“抑商”的观念。他们认为私人工商业的收入较高，如果不加以抑制，弃农经商的人就会增多，必然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会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危及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秦汉之后，“重农抑商”（抑私商）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主流，直至宋代。随着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为改变商人社会政治地位呐喊的呼声。明中期后的思想家延续了浙东功利学派的这一观念，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了“工商为本”的口号，反映出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

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形成于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0 年的时间里，也称作希腊的“古风时代”，它相当于中国先秦的春秋时期（公元前 771 年−公元前 403 年）。在之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336 年），古希腊的商业文明和民主政治都达到了繁荣的高潮时代。古希腊的地理特点是促成古希腊商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地理环境地处地中海东部，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西亚半岛西岸地区，这里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由于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山多地少，大都是贫瘠无用之地，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农业地区分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区域，这样的地理环境自然限制了雅典农业的发展。由于临海和多山，导致海上的舟楫交通相对发达。古希腊人生活在彼此隔离的村落中，这些村落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的避难所，这些居留地后来发展成为“城邦”。到了公元 5 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样的海外城邦。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希腊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是古希腊商业文明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经济基础。因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希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业中心，如雅典、米利都和科林斯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雅典城市的外港庇里尤斯港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这一地理和经济形态的特点使得西方传统思想家谈论经济问题往往呈现出一种以家庭（或庄园）为本位的特点，多从家庭角度谈论经济问题。如古希腊的商业文明使得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从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以奴隶主私人经济为本位的特点，考察的重点是如何增值奴隶主家庭的财富。在古希腊，经济学就被视作是奴隶主的家政经济学。作为奴隶主经济的代言人，他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通过经营管理来增加奴隶主的财富收入。在古希腊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产生了最早的一门叫做oikovouia 的学问，即家庭管理学或译经济学，这也是英语中 Economy 的来源。在古希腊的这门学问中，研究探讨的核心是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才能获取财富，以及从这一观念来认识分析经济现象并做出判断。如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讨论的都是定义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去增值财富。色诺芬就详细讨论过财富的来源，强调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商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把“家政管理”作为他政治学的组成部分，比色诺芬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家政管理”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他认为“家政管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中的“主与奴，夫与妻，双亲与子女”的关系，二是研究“生财之道”。亚里士多德把生财之道分成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即通过收集生活所需要的自然产品，如放牧、狩猎和耕种，它来源于大自然的赐予，是一种人们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的必需品的自然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起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功能是满足生活的必需；另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反映了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欲望。

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下，城邦很小，国家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也不需要类似中国那样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各级行政官吏，国家的财政职能也就被大大弱化了。这导致在西方不可能产生类似古代中国那样成熟的国家财政和赋税的政策思想。在古希腊的经济学说中，几乎找不到类似中国古代那样较完整的国家财政的政策思想就是例证。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中虽然也提到农业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国家应该从农业获得收入，但并没有从国家财政的立场上展开论述。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相关的论述也往往非常少见。到了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在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形态下同样是如此。

三、抑兼并与重私有产权

诞生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其文明从一开始就与农业发生着不可分隔的紧密联系，华北中原地区发现的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都证明中国远古的先民一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和农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代中国，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不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中都构成了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土地问题的思考、学说异常丰富，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讨论的重点。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分土地国有、地主土地所有和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基本形式。西周时期，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国有土地所有制，《诗经·小雅·北山》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真实写照。在这一土地国有制下，既无土地的自由买卖，也无所谓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占居了支配地位。这一转型开始于春秋中叶的商鞅变法，它打破了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传统，实现了土地的自由买卖，中国封建社会也从封建领主经济开始向地主经济形态的转变。战国之后，土地的自由买卖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最基本的特点，也是随后出现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点。大地主进行土地兼并不仅使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户和流民，而且也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在古代中国，由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合一，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把本身应该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转嫁到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身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破产的自耕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走向破产的过程中自耕农不断沦为佃农或雇农，也必然会导致国家赋税的缩减，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地产权的频繁变动导致的社会经济的经常性破坏和政治间歇式动荡，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土地制度自然也成了历代思想家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为了解决因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先后提出了很多的方案，主要有井田、限田和均田。汉儒董仲舒是第一个看到因土地自由买卖而导致兼并的思想家，他认为土地的兼并是造成社会上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提出了限田论主张。自董仲舒提出限田主张后，限田及类似的主张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重要的土地思想或政策，历代都不断有人提出。董仲舒后，西汉末王莽进行了王田制改革，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王莽认为，西汉中晚期以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冲突的症结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消除土地兼并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对土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由国家授田给无田地的农户，禁止私人进行买卖。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因严重脱离了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实施不久即告失败。西晋占田制是王莽之后封建政权和思想家们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又一次重要的尝试。占田制的土地改革方案一方面对贵族和官僚占田的数量以及世族荫附的劳动力人数进行限制，一方面对一般人民实行占田课田。这些土地分配方案，都有阻止土地兼并的限田要求，贡献在于把西汉以来的思想家要求解决土地兼并矛盾的呼声具体体现为法令的规定，是对西汉以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思想和方案的综合发展。北朝时期的李安世提出均田思想也有代表性，其特点是将土地分配与封建租税结合起来，既有授田规定，也有还田的方案，明确分得土地即须负担租税，还田即免租税。均田制把租税的缴纳与土地的还授相结合，确定了土地的使用者和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不仅解决了土地的兼并问题，还解决了封建国家的财政赋税问题。从宋代开始，由于宋初推行“不抑兼并”政策，宋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现象又开始泛滥，土地问题再次引起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超出之前复井田、限田和均田的范围。明代丘濬的“配丁田法”是对历代限田主张的总结和发展，他利用加大财税负担作为缓和土地兼并的手段是有新意的创见。和丘濬一样，王夫之也主张在租税制度上采取措施，如按土地自种或佃耕实施有差别的征课来抑制土地的兼并。总之，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抑制土地兼并一直占据着土地政策的主导地位。

西欧则不同。西方中世纪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封建庄园制的领主经济，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贵族领主阶级内部各等级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领主制度下，财富拥有的多少与其政治地位一致，低级领主必须对高级领主承担一定的义务。政治上等级制度稳固了地产权，地产权的稳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制度，两者相互作用。同时，西欧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也有助于减少土地的流转。这导致西欧中世纪虽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买卖现象，但没有形成规律，更没有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西欧中世纪社会存在的土地买卖其性质也和古代中国不同，没有造成土地的集中，土地兼并的对象是在领主和教会之间。西欧中世纪，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教会为取得领主的保护也往往把其地产分给贵族。封建贵族的土地在西欧中世纪还出现了愈来愈分散的趋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封建主领有土地的义务是率领一定数目的骑兵为国王服军役，领主为了得到足够数目的骑士就需要把自己的土地转封给骑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这也是中西方封建制时期经济形态不同的主要区别。

在领主经济制度下，因与古代中国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不同，没有出现因土地产权的频繁变动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思想家关注讨论更多的是私有土地产权的保护问题。如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以至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都对保护土地私有权进行过很好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捍卫土地的私有财产，他强调土地私有比公有更具有生产力。当一个人致力于自己的财产时会产生最大的兴趣和关注。亚里士多德认为商业贸易的经济体必然要求以产权清晰的私有产权制度为支撑。他支持一个允许经济激励发挥较大作用的私有制经济。亚里士多德捍卫一切阶级的私有财产，强调私有财产比公有财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因为众人拥有的财产很少受到精心照料，人们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致力于自己的财富时才会产生行动的兴趣和动力。他认为私有制起源于个人的本性，即起源于人对自己的天赋之爱。他分析产权的模糊必然会导致大家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如果没有了私人财产，人们也就没有机会表现出这种能增进人们之间的尊敬友爱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同时强调财产私有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公民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如果产权不清，一些人在分配中如果不均，有些人多劳而少得，势必对少劳而多得者发生不平之鸣。人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享有事物时必然会引起困难。相反，在私有制中这些问题可以得到避免。在古罗马，西塞罗在经济思想上的重要贡献是强调建立国家的基础“正义”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具有保护土地私有财产的职能。他强调维护私有制，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内容的，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建立国家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他给国家的定义是“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是希望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他给人民的定义是：人民“是一个许多人在共同法律下组成的联合体，并且这个联合体是为公众利益组成的。……它如此组成以便享有共同的利益”。西塞罗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古希腊自然法学说的介绍。按照西塞罗的自然法观点，所有的人在财产上都是平等的。正是基于这一对私有产权肯定的观念，他对当时罗马出现的“取消债务”运动表示了反对，认为不尊重个人的财产权将会产生社会的混乱，也不公正。他强调自由的个人与自然的秩序，这是西塞罗自然法思想对经济学观念的贡献。马歇尔就这一观念对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葛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熊彼特也给西塞罗自然法思想以高度的评价：“自然法这一理想包含有这样一个发现，即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唯一地−决定了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即逻辑上一致的过程或状态，或者说，如果不干扰社会状态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这是用现代术语表达自然法概念。”

四、轻重论与增值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本位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鼓励经济放任还是统制经济的争论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核心主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放任论与轻重论两大思想体系，西汉后进一步发展成型，贯穿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始终。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与国家本位特点相应，轻重论的国家统制主义一直居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支配地位。中国古代关心经济问题的思想家，除孔子、孟子和司马迁这些民间学者的代表性人物之外，在朝执政者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

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孟子都是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提倡者。孔子心目中的经济社会是一种自由竞争经济。在这一自由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降到最低，创造条件去鼓励人民从事财富的生产。政府的职能缩小了，机构也就不必庞大，所以他主张“薄税敛”。孔子提出发展经济的原则是“惠而不费”，即鼓励老百姓去从事能够满足他们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政府却又没有为此而花费什么成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孟子也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私人的事情，主张采取鼓励民间经济发展的“富民”政策，保护其“恒产”。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虽因生活的时代特点有所不同，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有所变化，但在倡导经济放任和富民思想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汉儒司马迁的善因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自由放任论的一面旗帜。司马迁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善者因之”（《史记·货殖列传》）的政策主张上。“善者因之”强调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私人进行生产，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善因论”有其人性论的基础，他论证说人们为了求利，就会竭尽全力从事买卖交易的经济活动，货物的价格就也会有规律的由贱变贵，又由贵变贱，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从经济活动中去谋利，社会的经济也就会自然地运转起来。基于这一“善因论”的理论，他对汉初的“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表示赞成，认为这能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同时反对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的剥夺民营工商业的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导致汉初繁荣的经济很快衰落几近崩溃的边缘：“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史记·平准书》） 但孔子和司马迁所主张的这一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不占支配地位。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强调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轻重论。调节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干预经济；二是用政策来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三是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调节经济。以管仲为代表的秦晋法家提出了轻重论，全面论述了国家干预调控经济活动的方法。他们认为，由于人们的求利活动导致了社会财富贫富的悬殊，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国蓄》）轻重论把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富商大贾看作一种对国家不利的有害的势力，主张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调控经济，抑制富商大贾的经济活动。轻重论的内容讨论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原理，核心是价格理论和调控经济的政策措施，如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垄断市场，左右物价；国家对重要自然资源如矿山要进行垄断，实行“官山海”（即国家垄断）和部分专营制度，调控物品的轻重，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还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即“借于号令”（《国策》）和立法等手段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即所谓“官国轨”“通于轨数”。这里的“国轨”是指国家通过调研而形成的干预计划，将国家的经济管理纳入有序的轨道。通过这些“轻重之术”就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实现控制经济的目标。桑弘羊可以看作是运用轻重论调控经济的典范。轻重理论在中国古代产生有深远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断断续续地不同程度地继承着轻重论的理论和政策，轻重论也成为历代理财家所利用的理论武器。轻重论的主张者，都有增加国家财政的目的。

在西方以家庭为本位的经济思想中，则是把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去获取财富作为其经济思想关注的主线与核心。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号称希腊三杰。三人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都探讨过诸如货币、价值和商品交换与分工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甚至“现代经济学的下面一些成分来源于希腊的思想：享乐主义计算、主观价值、递减的边际效用、效率和资源配置”。这其中，又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最有成就。

财富的增值离不开商品的交换与贸易。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商品的交换和贸易，他认为，通过交换双方当事人的境况会变得更好。亚里士多德把交换看作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强调交换是维持生活的必备条件。他提出，自然财富和非自然财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其理论贡献是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了有限和无限这两种经济形式的运动特征：一是依靠大自然的赐予以获得生活必需品（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二是依靠经验和技术以获得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用否定的笔调描述的其实正是人类经济史的发展逻辑：自然经济必然要向商品经济转变，从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小商品经济必然要向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大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如何获取财富的方法上，亚里士多德论述了正确的预期和“垄断”是“生财之道”的有效的方法。

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家在讨论财富“增值”的过程时还讨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所有的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是物本身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作用，一是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和货币的作用。就像一双鞋，你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易。其他一切财物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可以自己使用和兼作易货之用。这就涉及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还是效用价值论的早期提出者，他强调日常有用的东西胜过不常有用的东西。在《优台谟伦理学》一文中，亚里士多德对效用的含义做了如下的论述：“每物的效用是它的目的，所以由此可见，效用比品质更好；……效用有两层含义。因为有些东西在使用之外有某种另外的效用，例如，建筑的效用有房屋，而不是建筑行为，医生的效用有健康，而不是康复或医治行为；但有些东西的效用就是使用，例如，视力的效用就是看，数学知识的效用就是思考。所以必然地，这些东西的效用就是使用它们，使用比品质更有价值。”亚里士多德还意识到了稀缺与价值的关系，认为“稀少的东西比丰裕的东西具有更大的好处。这样，黄金是比铁更好的东西，虽然它的用途较少；它难以得到，因此得到它更有所值”。对于价值的交换，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曾涉及到这一问题，提出“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但对于“索取其所值”这一等价交换的具体内涵柏拉图没有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讲到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明确提出了等价值交换的原则，即两物交换，交易必得其平。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又提出这一等价交换的内涵就是交换的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他认为一个人的制作品可以比另一个人的制作品更好。两者要实现交换，就应该使这些东西相互对等。没有等同性，就没有交换。这种交换的同一性标准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交换双方彼此的需要以及同类或相等：“如若人们什么也不需要，或者没有同一的需要，也就没有交换或同一的交换。”也就是说，交换的原则应以事物的等价平等为基础。价值是用价格来衡量的，价格不论是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不符合等价平等的公平原则。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提出的交换需要寻找不均等事物之间的合适比例，如先考虑不同生产者如营造师和鞋匠间各得其利的公正问题，再考虑若干双鞋子交换若干房屋的问题，使当事人利益大致相等，这样既考虑了公正，又考虑了价格，这些观点构成了中世纪有着巨大影响的“公平价格”的理论基础。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取代了中世纪对上帝奉献和对来世的寄托，人们对财富的思考以及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乃至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在斯密看来，Economy 就是追求财富的活动，Economy 就是研究什么是财富、怎样才能获得财富的科学。

五、伦理文化与宗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强调“天人合一”。按照这一理论思维，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与万物彼此相连，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一切学问的最高意境就在于“究天人之际”，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的“道”。《易经·系辞下》强调：“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要观察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则，并使这种规则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使得人与天地“道并行而不相悖”。《诗经·蒸民》中也强调“天圣烝民，有物有则”，强调人、物为天地所生，要与天地合一，按照天地的法则去立身行事。依天人合一论，天人贯通，人道衍于天道，人性的道德礼义来自天道，人按道德礼仪行事，就可以与天地相合，“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中庸》）。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天人非异，性道合一，如此一来，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仪道德就具有了一种宇宙本体论的依据。

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属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于一个以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国家内，儒家思想因适应了这一宗法制社会基础的需要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把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思想得到强化。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最终的价值取向不是指向人的欲望、需要，而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道德秩序。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对一项经济政策和经济观念的评价，往往不是从其可行性的技术分析出发，而是强调要以道德价值的评价出发去研究经济问题。儒家认为义与利相比较而言是义重于利，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强调“以义统利”“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用孟子的话说就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予取人。”（《孟子·万章上》）汉以后的儒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些义利观念，如董仲舒明确提出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经济活动的“利”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义”结合起来，强调把物质财富及人们为追求物质财富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与伦理规范统一起来，用“义”规范对“利”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贵义贱利”说。“贵义贱利”不是不要利，而是强调要用义来统利，把人们对私利的追求规范在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范围之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切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等等，都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之政；主张抑末、困辱私商、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等等，也是出于担心破坏社会纯朴、敦厚的道德风气的考虑；财富分配观上提倡均平、抑兼并等，也是因担心财富收入差距过大，人心失衡，会破坏了社会的政治道德秩序。从西周的井田制到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主张先要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就要施之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孟子·梁惠王上》），明显是把经济制度的设计与推进礼仪道德的建设相结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所提倡的“不违农时”“薄赋敛”“抑兼并”和“募民屯耕”等经济政策也都是为了体现“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所谓“重本抑末”“黜奢尚朴”，其中也都有维持社会风气纯朴道德规范的考虑。

西方则呈现为另一种状况。古希腊人对城邦神的信仰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更是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这导致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属性。古希腊人的经济思想本身就是与城邦神话联系在一起的，荷马、赫西俄德都把城邦神视为人的社会规范的终极来源，违反了神的旨意是苦难和贫穷的根源。荷马的英雄奥德赛就是因为他的伙伴宰杀了宙斯的牛被神惩罚使得大量的财富沉入海底，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除归结为神的惩罚外，还归结为人德行的堕落，提出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合乎正义者理应得到荣华富贵。为了摆脱贫困，荷马祈求于神的帮助。古希腊的思想家不论是色诺芬、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也是都从神的旨意出发讨论社会的职业分工问题，强调自由人的人生目的是培养神所赋予的善德与追求正义。他们都强调追求财富要合乎公正原则，这一公正的原则就源于神。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指出，众人都是神创造的，“彼此都是兄弟”。柏拉图对神是歌颂的，“在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中，世界是最美好的，而在一切原因中，神是最好的。”以至于西方学者认为“自几个世纪后开始的统治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内在本质不过是柏拉图清教理论的延伸罢了。”马克思也持相同的看法：“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在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父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中世纪时代的经济思想则具有基督教神学的特点，如阿奎那的整个学说可以说是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来为维护僧侣和世俗封建主的利益辩护的，其经济思想代表了西欧封建兴盛时期正统教会的封建主观念和利益。阿奎那的财富观对之后的路德宗教改革产生有重要的影响，并为路德创造的新教继承，为世俗的牟利活动打开了一扇大门。路德主张要用“基督的爱”以及人的“理性良心”来指导经济活动，强调作为基督徒应乐于助人，商人的利润应该合理，主张唯有劳动才是获利的正当手段。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在继承路德的“因信称义”理论的基础上又复活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学说。加尔文认为，基督受死以行救赎只为上帝预先拣选的人，个人的命运已预先决定，教会、教皇、教规、圣事等等都无法改变。一个人要想获得拯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但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只有依靠客观的效果来加以证实，这种客观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职观，一是禁欲观。加尔文认为，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其内心必定充满了对上帝的信仰，他在日常工作中也必定表现出勤奋节俭的美德。新教徒努力工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拯救，也是为了荣耀上帝，他称之为“天职” 观。人类的活动、人类的职业之所以是神圣的就在于是响应了上帝的召唤，上帝召唤即“天职”。从这一天职观的观点看，衡量一个选民是否得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世俗的职业是否成功，是否在世俗职业的成功中荣耀了上帝。在这里，加尔文强调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的过程，一个人尽天职，就是对神的召唤的回答。神的召唤是选民的标志，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民，每个信徒都应该有信心，有恒心，去通过天职，通过争取和利用上帝给予的每一次获利机会，以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此一来，加尔文一方面论证了世俗工作的神圣性，一方面也承认了经济生活变化的现实。从“天职”观中不仅产生了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非自身利益的个人奋斗精神，还形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禁欲主义。从这一“禁欲观”的观点看，人要想成为选民，就必须摆脱各种非理性的感官冲动，去过一种简朴的理性生活，并且在生活中要严于律己和深刻反省，反对浪费和奢化。这一禁欲观有助于完成资本的积累。“天职观”和“禁欲观”在经济思想上的重大意义在于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了，把人们的世俗生活和赚钱神圣化了，它从神学上证明了世俗经营事业的合理性。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里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认为新教伦理既是一种荣耀上帝的天职观念，又是一种理性而有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是推动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力的精神杠杆。

六、历史成因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不同特点根源于中西方文明起源时所面临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中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其初始阶段就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这对东西方的经济生活方式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也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基调。古希腊临海和多山，在这不大地区中，群山及孤岛把希腊半岛分成若干小块的土地，找不到类似东方大河流那样的沃野，农业不可能像古代中国那样发达。每一地区很容易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不少地区彼此闭塞。小亚西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各岛的情况与希腊半岛基本相同。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想建立领土广大的帝国是不可能的，与这一地理环境相适宜的只能是城邦式的小国。由于多山，夏季少雨，可耕地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粮食往往不能自足，必然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输入。强调对外的贸易和交流，也就造成了古希腊商业文明的繁荣。经过梭伦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古代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的是农耕文明。黄河文明的水利灌溉和控制洪水的需要极易产生威权式的领袖人物，如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能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说明他已能够有效协调各部落的统一治水行动，完成了相关流域的统一，成了治水中的权威人物。在治水行动中，中央集权体制逐步取代分散的氏族部落体制已成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原地区平原广大开阔，军事征服相对容易，也导致了酋邦部落的兴起。当酋邦部落转向国家后，便在政体上发展出人类最早的集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华夏政治与古希腊相比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政治权威的树立和不断强化。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东西方地理环境对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把东方的社会政治形态概括为是“亚细亚”形态来与西方的社会形态相比较。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具体特征表现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国家的产生与西方有所不同，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顺应社会需要所诞生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色。他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恩格斯在谈到东方专制职能时也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治水促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享有极大的权力。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开始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却保留了下来。王亚南在论述这一影响时指出：“我国的地主经济封建制，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土地得在一定限度内自由买卖，直接生产者−农奴得在一定限度内自由移动，但农工结合的村庄组织和族姓关系仍成为经济的社会基础。这些形式和构成因素，不显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特征保持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么？……秦代完成的政治法律的改制，是在商鞅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性质的政治经济的‘革新’，显然是由君主及其官僚，为了扩大领土巩固政权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创制出来的，专制主义就是他们的‘生命’。”顾准曾比较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社会制度传统，发现中国先秦时期走的是一条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古希腊走的是一条城邦民主化的道路，两者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人类发展的两条道路从公元前 6、7 世纪的文明起源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的不同，就是历史上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反映。

七、结 论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中西方经济思想都与自身社会文化高度契合，逐渐内化成为各自民族的“文化基因”，对两者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解中西方经济思想特点的不同与成因，对于我们理清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关联，加深对中西方不同社会体制、经济形态与发展道路差异的认识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不同表现在四个方面：在研究本位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国家本位，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家庭本位；在研究重点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抑兼并，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在研究内容上，中国传统思想集中于经济的国家统制，并以国家干预思潮占主导，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则关注什么是财富以及怎样去获取财富；在文化属性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西方传统经济思想则多带有宗教文化的色彩。这些鲜明的差异深深根植于中西方文明起源时所面临的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带来了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希腊贫瘠的土地则迫使城邦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又进一步导致了思想与制度的不同。因而，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的差异从本质来说体现了不同地理环境下演化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经济形态间的差异。

(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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