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承担的《中国古今称谓与历代国号研究》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该项目成果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观点：

1、国家称谓的研究，是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史、文化史、名称学的重要课题。所谓“中国古今称谓”，指的是由古迄今中国这一区域的称谓，包括自称与他称。在地名学上，这些称谓属于面状地名，即中国这个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

中国古今称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尤其是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如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等；国号的指称对象，无论时间抑或空间，都相当明确。第二类可拟称为名号，如诸夏、诸华、华夏、中国、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齐州、冀州，等等皆是；名号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涵义也往往多变。第三类是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汉、唐、中国、中华这些源于国号、名号的称谓外，还另有支那、赛里斯、桃花石、契丹四个系列；其原型大体不是汉文，而是各种外文的音译。

2、“中国”古今称谓的产生原因极为复杂。如国号，从最早的夏国号到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其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从字面义看，中国历代国号大多具有美义，属于“美号”，这些“美号”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的心理要求，进而使政权蒙上了顺天应人的色彩。又如众多的名号，它们或与民族相关，或与文化有缘，或联系着历史传说，或根源于地理观念，至于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等，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涵义的变化。

3、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启用作国号的“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不仅是中原王朝，而且是中央王朝。既统一范围较大，又统一程度较高，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当时“天下”统治地位。这样的王朝所使用的国号，地位远居其他国号之上，影响远较其他国号广泛、持久，它们是中国的典型国号与代表国号，可以作为中国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代称。

4、从夏、商、周以迄大明、大清，国号一直是家天下的标志，且逐渐成为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于夏为蝉，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于新为“应天作新王”，于晋为巍巍而高，于唐为道德至大，于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于大元为“大哉乾元”，于大明为“光明所照”，于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皆为“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的“美号”。至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5、中国名号涵义的演变，充分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古今名号的伟大之处，是在这些名号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6、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有源于秦王国国号的支那系，源于神秘精美的丝的赛里斯系，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的桃花石系，源于民族的契丹系，源于国名及名号但更与文化有关的汉、唐、中国、中华系。这些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反映出，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至心态文明，影响超越了中国本身的时空范围，广泛地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如赛里斯称谓，源于产自中国的各种各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织物，外国人对之不可思议，于是以物名国，称中国为赛里斯；又如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祚运长久，国势强大，声教远暨，对周围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域外于是常称中国为汉、为唐。

7、揭示“中国”古今称谓的来源与含义，厘清各别称谓的使用时间和指称空间，有助于澄清中外对这一问题的模糊认识。“中国”、“中华”等名号及“支那”等称谓的定位和解释，事关国家、民族以及国际关系的大体。而现实存在的情况是，许多人对于这些概念有着诸多的误解，如有人认为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外族所统的大耻辱等，有人至今仍极端地认为只有汉族建立的王朝才可以称为中国。这既不利于国家的进步，也有碍民族的团结。

8、“中国”古今称谓的复杂演变，从独特的侧面，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中重视、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淋漓尽现了方块汉字的魅力、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国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