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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表叔偷渡去日本，遇到了一位驻场歌手，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我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常年躺着不同的醉汉，都是我父亲的狐朋狗友。10年的时候，躺在那张床上的是我的表叔。他既没有酒气也不打呼噜，跟这个日常社交除了喝酒吹牛就是喝酒吹牛的十八线沿海小城市格格不入。

90后的我很难体会到表叔和父亲的感情。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他俩成天一起上山拾柴火，捡得多了，就成了最好的朋友。表叔早年间因家里太穷被送人，但小渔村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和本家还是很亲近。以前常听人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从来不懂得钻营。

他更受人瞩目的身份是旅日回乡的游子，确切来说，是被遣返回国的偷渡客。那天晚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及他的日本老婆。他称她为燕燕。事实上，燕燕阿姨并不像她的名字般柔弱，是个豪迈的女人。听说她年轻时在台湾跟张惠妹是一个经纪公司，后来退出演艺圈找了个日本老公，入了日本籍。后来不知为什么，变成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小孩经营一家酒吧过活。

她是台湾本土山民，性子豁达，让人感觉很亲近。送她回日本那天，我清楚记得她看着表叔的眼神，以及那句：“你不会跟她和好吧？”表叔在中国是有老婆的。那时我还小，笑着回答她：“表叔在日本这么久，肯定不能再和她好了！”表叔“嗯”了一声，“我尽快离婚”，眼眉低垂。九十年代，二十七八岁的表叔在村子里给人做装修。他干活踏实，手艺好，价格又实惠，做过的东家都很喜欢。在父母的安排下，他早早娶上了媳妇，还生了个儿子。如果生活就这么过下去，我想他一定可以早早步入小康，平平淡淡了此一生。

可偏偏有一批偷渡客衣锦还乡。福建早有下南洋的传统，运动年代刚过，便有国外华人做起偷渡生意。偷渡其实和走私差不了多少，无非是把货物换成人，偷偷运上船再偷偷卸下来。那时日元、美元在中国相当值钱，只要有一个人在国外，就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表叔是为了钱出去的么？我十分好奇。表叔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本来没想过要去，后来听春霞（表叔的妻子）天天念叨那些人多有钱，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拼一拼，给家里带个好生活。”他还记得出海之前，妻子交代的话：别忘了，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吃饭呢。那时候还不流行拥抱吻别，表叔回头看了一眼年仅五岁的儿子，回了一句：“我尽量吧。”

这一去便是十五年。偷渡船停在海岸线以外，表叔趴在本地渔船里等着上船。上船的基本都是本县人，包括蛇头。蛇头通常手段残忍，有些不守规矩的，拿到钱半路就把人蛇沉海了。人蛇就是偷渡国外的人，他们不敢走正常渠道，只敢沿着崎岖山道，或者借着漆黑的夜幕活动，所以被叫做人蛇。刚上船的时候，由于航行在公海上，全船二十几个人还可以在甲板上望风。靠近日本领海后，望风的次数逐渐减少，后来人蛇们就只被允许在最底部的船舱活动。船舱里环境非常恶劣，吃喝拉撒全包。更可怕的是，由于最底下的舱室原本不是用来住人，根本就没有通风设施，呼吸的空气全靠新加的管子输送。两根管子不过拳头粗细，通到甲板下方，十分惹眼。那天可能是在船上的最后一天，人蛇们都很激动，互相说着自己未来的规划。表叔也兴奋地和一个同村人聊天。

聊着聊着，呼吸开始变得粗重，大家都没什么知识，也没当一回事。后来有人晕倒，表叔想过去看看，刚站起来，就眼前一黑倒了下去。“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他说，当天运气不好，碰上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蛇头把甲板上的两个通风口盖住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有两个人因为窒息，死了。”

他们最终在名古屋上岸。名古屋属爱知县，战国时称尾张。日本战国著名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幼时被称为尾张的大傻瓜。他逆命、逆势、逆天下而行，终成战国第一人。在此登陆的人蛇们此时还不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像织田信长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人却被命运改变。

船靠岸后，人蛇们被装进了集装箱运往东京。一车二十几个人满满当当，像极了一盒沙丁鱼。摇摇晃晃也不知到了哪里，表叔身体突然猛地向前一倾，卡车急停下来。接着听见一阵打骂声，都是福州话。闹了一会儿，车继续往前开。最终下车的地方是个仓库。几个人手持水管和棍棒，把他们一个个押到仓库里蹲着。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开始讲话，也是福州话。

表叔还记得，那是一个典型的沿海人，不高的个头，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原来，负责此次偷渡的蛇头在当地并不是一家独大，另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帮派，两派之间冲突不断。眼前站着的这位自称是另一帮派的老大。也就是说，他连人带车把人蛇们抢了过来。他声称只有每个人蛇往家里打电话，拿出三千元钱才能离开。

有趣的是，这两个帮派的领头人都来自长乐，也是我表叔的家乡。看着两拨老乡把自己当成财物一样抢来抢去，表叔彻底懵了，只好乖乖给妻子打电话要赎金。表叔说，幸好在家做装修时还剩了些积蓄，能买自己的命。那些没钱的人蛇，他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故事的结局十分戏剧。蛇头带着一帮人手提菜刀冲进仓库，砍翻了抢车的人，宣布了对人蛇的所有权。“那些人都被砍断手脚扔在巷子里，没人敢救。”表叔安全到了东京，但半年都没有找到工作。他成天窝在一个没有采光的小隔间里，逼着自己练习日语，愈练愈烦躁。

说到这，表叔叹了口气，“我就想打电话回去，那时候电话费贵啊，也不敢多说。春霞听我还没找到工作，很不高兴，说家里已经很难过了，还要靠娘家接济，还说找不到工作就别打电话回去了。”

郁闷的表叔选择借酒消愁。他推开一间酒吧的门，坐下喝了几杯，朦胧间听到了闽南语歌曲。他抬头望了望台上的驻场歌手。当年的燕燕还没有发福，稍微有点港台甜蜜女教主的意思。

一个是离异的驻场歌手，一个是新来的无业游民。“就像身处黑暗中，忽然被命运推到了阳光下。”仅仅初中毕业的表叔，如此描述他和燕燕的相遇。燕燕阿姨是正经的台湾移民，在当地的华人社交圈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她怎么就看上了表叔呢？他说没有想过，大约是自己“老实”吧，可能之前的婚姻给了她太多的痛苦回忆。

总之表叔遇到了贵人。在别的偷渡客只能做餐厅后厨清洁工时，燕燕阿姨介绍他入了工程队做装修。工匠精神是日本的一种文化，手艺人的待遇是很高的。再加上房屋装修是表叔的老本行，他性格又老实细致，很快就受到日本老板的器重。表叔慢慢地管理起了一个小的工程队，和燕燕阿姨的关系也变得紧密。

很俗套地，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表叔掏出他在日本使用的翻盖手机，让我看照片。照片里，他带着燕燕和两个孩子去看樱花，去泡温泉，还去参加燕燕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其中的一张照片，表叔的手搭在男孩的肩上，男孩满眼含笑。“他叫光生，奈良光生。”表叔指着照片说，“他是神奈川县的小学组铅球冠军，厉害吧？”说这句话的时候，表叔的眼里闪着光芒。“燕燕明年要带光生来中国玩。我知道你在学日语，你一定要跟他好好交流交流，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可是家乡的妻儿怎么办？表叔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临行前妻子的那句话。在日本的时候，他每个月都向家里汇三千人民币，从无断绝。直到十年后，他对妻子坦白了日本的一切。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不停地从一个寡居十年的女人口中喷涌而出。

表叔说，自己不明白她为何反应如此激烈，“我已经让她生活得很好了。我在日本，她在中国，还能怎么样？”我想，如果表叔不出国的话，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应该也不会一直走下去吧。表叔本以为能在日本安身立命。待到第十五年，有一天他下班回家，手里拿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走在路上突然被巡警拦下，被疑盗窃。解释无果的情况下表叔被带回警局调查，黑户身份暴露，不久便被安排遣返。“燕燕问过律师，留下的可能很小。她劝我试试，但我想既然很小那就算了，顺其自然吧。”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表叔长吸一口气，“大概……尽量早点和春霞离婚，然后开一家装修公司，争取能回日本吧。”说完他又叹了口气，躺下了，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再次见到表叔是2016年的寒假。他好像胖了很多，头发也白了很多。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另一张床上的表叔发出轰鸣般的呼噜声，还有浓重的酒气，看得出他在尽量适应小城的生活。我听说，他的离婚官司还在胶着，装修公司也不怎么顺利。

他再没提过燕燕阿姨，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如何，可能在“尽量”和“顺其自然”中消弭了吧。我想起他手机里那个投铅球很厉害的日本少年，如今应该长大成人了。可惜我从未见过他，也没能和他成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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