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相似的字形，其字义是否也相同？抑或是互不相干？甚至是否可能就是被时代最晚的殷商文明所借用的长江流域字形？笔者认为以上皆有可能。

然则，就算字形相近或可能相同，但是长江中游、赣江中游和安阳殷墟这三个地方的语言却未必相同。

依照笔者推论，大溪至屈家岭时代的杨家湾文字，所记录者极有可能是那些被归类到先楚文化的族群的语言。

在此要说明的是：楚地产生文明化、国家化的时代很早，从大溪晚期起此种发展便已然存在；但此为殷周之前的先楚古国体系，不宜将之等同于西周以降的熊氏楚国；因为从大溪文化以降，此地贵族、宗室和王室屡经变化。不过，本地农耕居民仍大体保持有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的传承。

如何阐明此地自大溪文化以来的早期先楚前文字，及其对青铜时代商、吴等国家的文字，以及对殷商文字的影响关系，乃是中国上古文明史研究的关键难题之一。[4]

只不过针对安阳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我们却有成套的间接证据，帮助证明甲骨文所用的文字体系源自长江中游：

第一，甲骨文属于很成熟的文字，但是安阳殷墟是新的都城，该地此前只有比殷墟略早一点的藁城台西村遗址发现过标记符号而已（不是文字）。因此，甲骨文所用的文字，对于殷都而言，无疑是属于外来的，来自哪里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二，为了厘清文字的来源，首先得了解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的身份。殷墟甲骨刻辞是给殷王和其他出来占卜的高等贵族刻写的，但做文字记录的人不是殷王室的人，而是那些用甲骨占卜的巫师。

其实，在甲骨上刻写文字，并非占卜程序本身所必须有的行为，而是因为最早由殷王武丁对巫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命令巫师将占卜内容和结果刻写在龟甲上，从而留下文字记录。只是因为如此，在殷商之前的卜甲上没有任何记录。

但是由于殷商王族在安阳定居之前是一种非固定的游战团体，不可能是他们从草原带来的成熟文字。所以，殷王所用巫师是用巫师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甲骨上保留记录。

也就是说，殷墟文字非安阳本土起源，将文字带来此处的人应该是用龟甲占卜的巫师。因此第三种间接的证据就是用龟甲卜法的来源。观察最早一批甲骨文──花东卜辞，其用来占卜的为中国花龟。[5]这是一种栖息于亚热带、热带的动物，自然活动于长江以南，今天的栖息地甚至为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更南部的地方。因此这种卜法的形成不可能在长江流域以北。

第四，除了占卜载体之外，在甲骨文记录中，经常会出现北方所没有的自然现象。比如，古气候学研究表明，殷商至周初乃全新世晚期一次持续时间颇久的小冰期[6]，气候干冷，位处于温带的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亚热带动物。但是，在甲骨文所用的语文中，却常有表达这些动物的字词，这也间接说明该语文的源头应是在南方。

第五，在殷商之前，长江流域的人确实有用长江与江南的花龟进行占卜的例子，占卜方法与后来殷墟所见一致。这在从两湖到江苏地带的长江流域都有零星发现，并且在盘龙城还发现有用水牛肩胛骨做占卜载体的情况。

什么样的人会在盘龙城，即位于长江中游的商都用花龟和水牛两种长江流域的动物进行占卜？显然只会是本地人。所以用这两种动物占卜的卜法，应该就是盘龙城本地的，巫师应该也是本地人。这种问答很简单。

但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殷商新都，用来自长江流域的花龟，采用见于长江流域的占卜方法，给外来的强势的军权统治者（武丁）占卜？应该就是那些原本就熟悉这种载体和占卜方法的南方巫师，因为殷王武丁占领了盘龙城，有一些盘龙城本地或周围区域的巫师开始为武丁服务。

楚吴地区的巫师，直至秦汉时代依然很有名，传世文献中都有记录，秦汉帝王均曾专门寻找来自楚或吴的巫师为其占卜。给殷商王武丁占卜的巫师在甲骨文上被称为“贞人”，其身份应该只可能是南方人。

只有到了殷商中晚期，由于占卜文化大规模扩展，所以那时应该也有其他地区的巫师，包括甲骨文所载来自周的贞人，但这种方法的源头却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在殷商势力很大的武丁时代，占卜载体是以花龟甲文主；而当武丁之后殷商势力在南方萎缩的时候，占卜载体改以牛肩胛骨为主。

由于没有生物学的坚定，不清楚这些牛骨是南方的水牛或北方的黄牛，但这种变化使我们推想当时获得南方的龟甲变得困难，或也可以考虑他们因此而改用黄牛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时候所用的巫师已经未必都是来自楚吴之地，但是甲骨文所用的语文却没变，说明这种语文早已在殷商之前，已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六，其实在殷商之前，与甲骨文基本相同的字体另见于汤商时代的吴城遗址；此外，在良渚、马桥、南荡等几个年代相当于石家河、盘龙城文化的长江下游的文化遗址中，也零星出土了陶文，除了标记符号之外，也有几条成句的文字，其字形表现出跨区域的一致性，既像甲骨文，也像所谓“杨家湾文字”。

笔者认为，文明化最早也最发达的是长江中游的楚文明，到了石家河及后石家河时代，该文明直接影响了长江流域其他地区走向文明化。与古楚文明处于密切关系的古吴文明，为贸易和其它交往的方便，很有可能借用古楚文明的文字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使用该语文的地理范围可能也到达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

这样以来，在盘龙城时代，以商王国为核心和枢纽的诸国网络，应该基本上是以采用商的文字为主流的。也就是说，长江中游文明所创造的文字，在殷商之前已经成为跨国、跨语言的记录体系。

因此，在殷周时期，该文字系统能够较容易地扩展到足以表达黄河流域各种语言的程度，最终成为后来秦汉大帝国跨语言的文字体系，后续接着容纳其它远的语言。[7]

在这一扩展过程中，长江中游夏商王国的文字，被用作殷商帝国的官方文字，其实是最终影响并决定了其文字在东亚的地位，即成为该地区主流文字系统：其背后一方面是依靠长江古文明的生产及贸易势力所奠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依靠殷周秦汉唐的军权势力所做的强势推广。

第七，这两种势力结合的起点，就在于源自长江中游的巫师“贞人”用长江流域的载体和占卜方法给源自草原的大王占卜后，大王提出要求，将占卜内容记录下来。

贞人能用何种语文做记录？由于殷商王族的族群成份混杂，人种不一，并没有久远的自身历史，显然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贞人应该就是用自己的语文做记录。他的语文应该就是长江中游的夏商文字。

第八，从记录文字的特点观察，甲骨资料显明，虽然“贞人”本来没有在占卜后刻字的习惯，但还是对文字很熟悉，并习惯用毛笔写字。因此，他在龟甲上用毛笔写字，但由于殷商王希望痕迹不消失，就把原本用毛笔写的字，改用刀来雕刻。

第九，从字形本身来分析，不仅是贞人写字的方式告诉我们，甲骨文字源自此前已有很长历史的毛笔字，而且从字的笔画与构形分析，可知在殷商文字的字形中，有很多弧形、圆形笔画，说明这些字在造字之初就已有方便于书写而不是契刻的特点。

第十，那么，在甲骨文之前，人们习惯在何种载体上写字？甲骨文一期就有一个象形字：“ ”（册）字。

甲骨文“册”字

该字告诉我们这种载体就是竹简或木简，其中竹子的材质既光滑亦更便于作简，所以作简用竹，以木材作牍。“册”字的字形就是形像地表现一捆竹简。

但是，不论是竹简或木牍，都不能保存得很久，上面的墨水痕迹也不好保存。迄今在楚地考古中所发现的战国以来的竹简中，有很多已没有墨水痕迹。

因此，既使发现时代更早的竹条残片，也很难了解它原来就是用于写字的载体。换言之，甲骨资料告诉我们，甲骨文之前，人们长期在竹简上用毛笔写字，但是这类资料极难保留下来。

第十一，那么，在何处人们长期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上述线索告诉我们，这应该就是在长江流域竹林很多的地区。在竹简上写字是很古老的楚文化的做法。上述分析使我们推论，所谓“简文”可能源自楚地古文明之屈家岭国家起源时代之际。[8]

第十二，再回头思考大溪文化时期的前文字现象。所谓“杨家湾文字”大量出现在有意破碎的精致的泥质黑陶碗的底部上，此外只是偶尔出现在其他零星陶片上，这应该是在配合一种祭法。到了人们不再用破碎陶器的祭礼时，大溪陶文也跟着消失。

可是，大溪文化从属性来看是典型的前国文化，前国文化时出现前文字，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大溪以来，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很成功地发展到国家的发生，并未中断，又从小国到大国，发展得很稳定。

难道在前国时代已出现前文字之后，文明化进程很明显，但文字却被放弃？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这样的话要问：屈家岭、石家河、后石家河、盘龙城的文字在哪里？

甲骨文的资料已告诉我们，从屈家岭到盘龙城这两千多年，人们习惯在竹简这类难以保留的载体上写字。因此现在考古发现中，极难发现甲骨金文之前的文字记录。又从传世文献来思考，在殷商之前的文字中，很有可能曾经存在过尧帝和舜帝的《典》，或类似当时的庙权规定及法典记录，但其内容已不可知。

传世文献不可能保留尧舜时代的实际内容，但却使用《尧典》、《舜典》这种名号。这或许反映出其包含有古老的文化记忆：也就是说，过去存在尧舜的《典》这件事情，被继续留传下来，被用于强调其权威性，因此晚期合编的文献依然保留这种命名。

总之，所谓“杨家湾文字” 很有可能就是汉字形成的初始阶段，即汉字的前文字阶段。

在本书有关信仰复原的研究过程中，促使笔者特别注意到杨家湾符号的原因，乃是因为其中的某些符号，如“”、“”。这两个符号便非常肖似于甲骨文中的“”（神）和“申”两个字，前者是强调双口，后者则不强调双口，但二者似都是基于双嘴夔神的形象，或属于同一个字的雏形。

尽管如此，笔者却不建议将杨家湾的字与甲骨文字做直接的关联，以相似的甲骨文字去解读杨家湾文字之义。这是因为，迄今发现的大溪、屈家岭文字严重不足，在资料严重缺漏，在没有被系统解读的情况下，不敢擅自推论相似字形之字在意义上的关联性。

但是背后整个历史脉络，却足以告诉我们，二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大约与杨家湾文字出现的同时，双首双爪夔龙之图案在屈家岭──崧泽陶器上已初步定型，该图案与杨家湾文字中所见该字字形一致。

所以不能排除上述杨家湾的字形与商周“神”的字形在某种程度上有传承关系，而且在大溪——屈家岭的文化背景中，也同样是作双嘴虫龙的象形字。

当然，当时的字义应该不会包含有表达共享大信仰体系的意思，而只是指某种相对狭义的意思。不过，假如这就是“神”字的最初的雏形，不排除大溪的“神”形符号也是表达夔神信仰的源头。

若是，则屈家岭──崧泽时代的人造型夔龙神纹时，已经将祂称为“ ”（神）。之后，后石家河和盘龙城商国人、樊城堆和吴城虎国人、良渚和马桥人，皆因用共同的文字体系，都自古以来就将双嘴夔龙命名为“神”。

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带所用“神”字的具体含义，应有所不同。

【说明】本文摘自郭静云：《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五章第七节之二“跨国崇拜对象的跨国名号来源”，第310-316页。若有引用或转发，务请注明来源。

郭静云教授有关中国文字起源论述，详参：

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一）

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二）

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三）

本文在《商文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一书相关章节目录：

参考文献：

[1] 有关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先文字特征的指针，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里专门讨论。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阚绪杭、周群，《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页97－138；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画初论》，《文物研究》第五辑，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页246－258；徐大立，《谈蚌埠双墩遗址器底刻画符号所反映养蚕业》，《文物研究》第十二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页33－35；徐大立，《蚌埠双墩发现新石器时代蚕形刻画》，《中国文物报》第18期，1988年5月6日；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页72－76；黄英豪、刘建，《万载县商周遗址的调查》，图一；王业友，《安徽屯溪发现的先秦刻画文字或符号刍议》，《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页128－130；余盛华、王上海、白坚，《玉山双明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页8－23，图四。

[3]宜昌地区博物馆、余秀翠、王劲，《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页27－37；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页763－764、733；余秀翠，《宜昌杨家湾遗址的彩陶和陶文介绍》，《史前研究》，1986年第3－4合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页82、118－127，图六五、九四至一〇三；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金鸡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49、166、209－210、图版五二；余秀翠，《杨家湾遗址发现的陶文剖析》，《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页105－108；陈发喜，《符号文字发展轨迹探微──杨家湾遗址与半坡遗址符号文字之比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页69－71、116；龚丹，《鄂西地区柳林溪和杨家湾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研究》，《武汉文博》，2006年第3期，页19－23；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页31－36、22。

[4] 对此问题之探讨，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282—324。

[5] 叶祥奎、刘一曼，《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龟甲研究》，《考古》2001年第8期，页87-88。

[6] Кузьмина Е.Е.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го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 Европа－Азия. Москва: КомКнига, 2010, сс. 14－25；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268—269；布雷特·辛斯基著，蓝勇、刘建、钟春来、严奇岩译, 《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年2期，页54。

[7] 相关资料汉论述细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282—324；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页432─445。

[8] 并且由于间接资料表明，屈家岭时代也有纺丝起源；所以有可能新兴的丝绸也成为写字的载体，在丝帛上可能只是写高级内容的神庙记录。因此有可能屈家岭时代不仅是楚简，也是简帛起源的可能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