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上的好变成了道德意义上的恶，坏则变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善。善恶绝非好坏，恰好相反，它们是交换位置、颠倒的、逆转的好坏。尼采刻意强调这一点：“善恶的彼岸”并不意味着“好坏的彼岸”，事实正好反过来……本文选自德勒兹《尼采与哲学》，译者周颖，刘玉宇。

在这里有两个公式：我善良，因而你邪恶。——你邪恶，因此我善良。我们可以运用戏剧化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是谁说出了第一个公式，又是谁说出了第二个?他们各自想要什么?同一个人不可能说出这两个公式，因为在一方看来是善的恰巧在另一方看来是恶的。“善的概念绝非只有一种”（《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1），善、恶乃至因而这些词语都具有好几种含义。我们再一次发现，本质为多元和内在的戏剧化方法在这里左右着我们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在这种方法以外的任何地方发现这样一种科学准则，它使研究成为一种符号学和价值论，并使之确定词语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问：是谁把“我善良”作为自己的开场白?肯定不是那种把自己与别人相比、把自己的行为和成果与高贵和超验的价值相比的人：这种人不会用这样的开场白……宣称“我善良”的人不会等别人来称道他的善良，他径直依据行动、肯定和快乐的程度用这种方式来指涉自己、命名自己并描述自己。好被用来描述人们在行动、肯定和享受的时候所体验的活跃性、肯定性和快感：这是一种灵魂的品质，“是高贵的灵魂拥有的关于自身的根本确定性，它无需寻求、无从寻觅或许还不会失落”（《善恶的彼岸》，287）。被肯定的（无需刻意寻求）、被付诸行动的（无从寻觅）和被享受的东西（不会失落）具有的内在特征便是尼采经常所说的区别。肯定者和行动者同时也是存在者：“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5）。“他知道自己赋予事物以荣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重自己内在的一切品质，这是一种自我颂扬的道德。从他那儿凸显出丰沛的情感、充溢的权力、高度紧张的幸福和想要馈赠和奉送的财富意识。”“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善良的，意即他们感到并且断定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上等的，并以此对立于一切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2）。任何一种比较都不应妨碍这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把不肯定、不行动、不享乐的人当作坏人，较之于基本原则而言，这只是辅助性的推论，只是否定的结论。善首先指向主人，恶则是一个推论，它指向的是奴隶。邪恶的意味着否定的、被动的、坏的和不快乐的。尼采曾拟出提纲，准备就泰奥格尼斯美妙的诗歌进行评论，这些诗歌完全基于一个根本的充满激情的肯定：我们是善良的，他们是邪恶的、卑贱的。我们若想在这种贵族式的鉴赏中寻找关于道德的蛛丝马迹，必将枉费心力，因为这是伦理学和类型学的问题——是涉及力的类型与相应存在方式的伦理学的问题。

“我善良，因而你邪恶”：在主人的口中，因而一词只是引出了一个否定性的结论，这一结论仅作为以下这种论断的推论被提出：“我们高贵、美丽而且幸福”（《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0）。在主人那里，一切肯定是前提，他必须拥有行动和肯定的前提以及这些前提给他带来的快乐，才能得出无关宏旨并且无足轻重的否定性结论。这种结论只是“一种附属物，一种补充的色调”（《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1）。它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加速行动和肯定的进程，促成两者的联盟，并且成倍地增加快乐：好人“只有为了更高兴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0）。主动攻击的情形是，它是一种否定，却是以肯定为前提而得出结论的否定，是由行动产生的否定，由肯定的权力推导而出的否定。因此主人承认三段论中前两个肯定的命题对于否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否定的结论无非是加固前提的手段。然而，在“你邪恶，因此我善良”这一公式中，所有一切遭到彻底的改变：否定变成了前提，肯定则被认为是从否定的前提推出的结论。否定是本质性的东西，而肯定只有通过否定才能生存。否定摇身一变成为“本源性的观念，成为起点，成为出类拔萃的创造性活动”（《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1）。奴隶为了获得明显肯定的结论，必须拥有反动和否定以及怨恨和虚无主义等前提。即使这样，它也只是看似肯定而已。这就是尼采为什么要坚持区分怨恨和攻击的缘故：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截然不同。怨恨者需要首先构想一个非我，然后把自己与这一非我对立起来，最后才得以树立一个自我。这就是奴隶古怪的三段论：他需要两个否定才能获得肯定的表象。我们已经察觉到了使奴隶在哲学上如此成功的三段论形式：辩证法，作为怨恨的意识形态的辩证法。

在“你邪恶，因此我善良”这个公式中，掌握话语权的是奴隶。不可否认，他们也在创造价值。但这都是些什么古怪的价值!他们首先把别人设想为恶人。声称自己是好人的高贵者正是现在被称作恶人的人。这种恶人是行动的人，他不惮于行动，因此也不会根据对第三方的后果来决定行动与否；而现在好人则是那些畏缩不前、不愿行动的人：他之所以是好的，不过是因为他使一切行动依赖于非行动者的立场，依赖于预知结果者的立场，更有甚者，依赖于神圣的第三方更为微妙的立场，在这里它负责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仔细的审察。“所有不逞凶，不害人、不进攻、不求报，把报复权交给上帝的人，所有像我们这样隐蔽自己、躲避一切罪恶，而且很少有求于生活的人，像我们这样忍耐、谦恭、正义的人，都是好人”（《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3）。善与恶便这样诞生了：在此，伦理学对于善恶的决定让位于道德的判断。伦理学上的好变成了道德意义上的恶，坏则变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善。善恶绝非好坏，恰好相反，它们是交换位置、颠倒的、逆转的好坏。尼采刻意强调这一点：“善恶的彼岸”并不意味着“好坏的彼岸”，事实正好反过来……（《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17）。善与恶是新的价值，然而它们是以何等古怪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它们通过颠倒好坏的关系才得以生成。造就它们的不是行动而是畏惧行动，不是肯定，而是以否定开始。这就是它们为什么被称为永存的、神圣的、超验的和高于生活的原因。想想这些价值后面隐藏着什么，想想造就它们的模式！它们隐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对生活的仇恨，对生活中一切积极肯定的东西的仇恨。道德价值一刻也不能脱离它从中得出结论的前提。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没有一种宗教价值可以与它从中得出结论的仇恨和报复分离。宗教的肯定性只是表面现象：它的逻辑是既然强者是“邪恶的”、“该诅咒的”，那么所有不幸者、穷人、弱者和奴隶都是好人。它发明出善良的不幸者和弱者的概念，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针对强者和快乐者的报复手段了。设想如果没有犹太教怨恨力量的启发和指引，基督教的爱会是怎样呢?显然，基督教中的爱并非与犹太教中的怨恨相悖，而是后者的推论、结论以至于至高无上的荣誉（《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8）。宗教或多或少隐瞒了导致它产生的原则（而往往在危急时刻，它才不再把什么都隐瞒），这些原则包括否定性前提的重要性、复仇精神及怨恨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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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哲学》

吉尔·德勒兹 著 | 周颖 刘玉宇 译

2016 | 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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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法国知识界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时候，德勒兹却为尼采的思想所痴迷。他在1962年发表的专著《尼采与哲学》突然搅乱法国知识界的神经，开启了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之路。这部专著可以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三卷本巨著《尼采》相媲美，成为20世纪尼采研究的巅峰之作。

面对尼采这样一位满怀激情、思想深邃而且最终疯狂的哲学家，要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诠释尼采，取决于如何阅读他的作品。德勒兹为诠释尼采提供了一个极其精彩的范例，《尼采与哲学》不单有对尼采的严谨系统的阐述，同时还糅入了作者富含创见和想象力的解释。解释，对于德勒兹，就是重复，以重复出新，以重复创造——重复是形成差异的唯一通道。他后来的许多创见，包括事件、差异、重复、生成、时间性在内的核心概念，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最初的萌芽。故而，此书不但可以作为窥尼采思想精髓的透镜，亦是深入了解德勒兹乃至后现代哲学的桥梁。

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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