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在所控制的“两报一刊”大做文章，在教育界大批“右倾回潮”、“教育界的翻案风”，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制造了“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写信批评黄帅的信和日记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闹意见，由家长代笔写给《北京日报》一封信，用夸张的语言讲述了与班主任老师产生矛盾的原因，批判“师道尊严”。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编者按指出：“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顽强的。”耸人听闻地告诫全国“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编者按，同时发表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随后，媒体把黄帅吹捧成“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和“反潮流的典型”。

“王亚卓”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19团的3名知识青年各取一字组成的署名。他们原是：天津十六中高中毕业生王文尧，先后任19连文书、团政治处新闻报道员、宣传干事，中共党员；北京二中初中毕业生恩亚立，先后任连队给养员、小学教师、团政治处电影放映员，共青团员；河北保定十一中初中毕业生邢卓，团政治处新闻报道员，共青团员。1974年元旦后，他们读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后，认为是黄帅的信加剧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他们看到地处巴彦淖尔盟乌梁素海边的19团中心学校，在上级的要求下，孩子们学黄帅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把学校折腾得满目疮痍。恩亚立提出要对黄帅进行归劝，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刑卓认为这孩子也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教育。

1974年1月14日，由邢卓执笔以“王亚卓”署名给黄帅写了一封信，对她反对“师道尊严”的错误言论和在全国教育界引起的混乱，提出善意的批评。信中写道：“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老师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四人帮”利用黄帅制造“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的信对黄帅进行批评和帮助，对极左派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批评。1974年春节，邢卓留在团里值班。1月29日，邢卓收到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读后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黄帅的言辞比较诚恳，表示愿意得到更多的指点和帮助。邢卓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黄帅。

没想到黄帅的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一份直接寄给迟群。王亚卓的信触怒了迟群，他批示：“有反革命，就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紧接着，迟群等人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

2月7日，《人民日报》将黄帅的“公开信”和编者按，连同王亚卓的来信一起呈送“四人帮”成员、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审阅。姚文元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王亚卓的信基本观点是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却被《公开信》有意删除。姚文元对王亚卓的信断章取义，隐瞒事实真相，通过对王亚卓这个小人物任意上纲上线，横加罪名。“公开信”又经过江青集团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天清晨，邢卓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播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帅的信的题目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编者按指出：‘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公开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黄帅在“公开信”中说：“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王亚卓的信是寄给黄帅的，却被“四人帮”所利用，他们通过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王亚卓事件”。

对王亚卓无端的批判和政治迫害及平反

“四人帮”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讨论黄帅的“公开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许多学校对持异议观点的教师进行批判，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学校又陷入“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团部立即发出加急电报，召回王文尧、恩亚。工作组将3人隔离起来，分头审查，责令他们交待问题。邢卓是执笔者，对他的审问尤为频繁。工作组反复查问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或指使，均未得结果。工作组作出《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迫于政治压力召开师、团以上的大型批判会。2月26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2师19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2师党委决定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邢卓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4月5日，3人被分别送到3个条件最差的连队劳动改造。

王亚卓3人受到了错误的处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们的家人也受到种种歧视、和一定的牵连。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个月后，医生给邢卓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他得到返回家乡保定就医，见到妹妹气短息弱、骨瘦如柴。当晚，邢卓的妹妹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10天后悄然辞世。多病的母亲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病情恶化，离开人世。

团部宣传股崔股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尽办法保护他们，口焦舌干地为他们开脱罪名，暗中给他们精神鼓励，却被团部认为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王亚卓的“错误”没有正确认识，决定解除军籍，取消干部身份，工资降3级，送回老家。全国各地都有人投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和反对。仅王亚卓所在团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同情、支持信件。

“王亚卓事件”是1974年“四人帮”制造的轰动全国的一宗冤案。1977年3月29日，内蒙古党委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的文章，对这起冤案在舆论上予以平反。12月，内蒙古党委决定为这起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王亚卓3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揭露事件的真相。文/钱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