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约翰版朝鲜文《圣经》的翻译过程

罗约翰版朝鲜文《圣经》（下文中简称罗版朝鲜文《圣经》）是在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罗约翰（John Ross）的领导和主持之下翻译完成的。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朝鲜文《圣经》，其翻译对19世纪末基督教在朝鲜人社会中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回顾相关的翻译过程可以看到，罗版朝鲜文《圣经》实际上是罗约翰在中国东北宣教工作的一个副产品。罗约翰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背景是，当时朝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苏格兰长老会最初本无向朝鲜半岛宣教计划——为此当罗约翰因翻译朝鲜文《圣经》，而没有按时寄回在中国东北的宣教工作报告时，教会还来函批评罗约翰要求他将精力集中于东北宣教工作。那么，是何种动力促成了罗约翰做出用朝鲜文翻译《圣经》的决定，又是什么因素保证了这一翻译工作的顺利完成的呢？

总体来看，罗版朝鲜文《圣经》的翻译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这一阶段开始于1872年夏季罗约翰接受向中国宣教的任务来到烟台，结束于1876年第二次“边门”之行。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罗约翰形成向朝鲜宣教想法，并进行可行性试探的早期阶段。这期间，罗约翰经过在烟台的小住之后来到牛庄（营口）建立教会，其主要宣教实践活动方式是进行街头布道（Street Preching），并以营口为中心进行巡回传教。通过这些方式，罗约翰一方面吸纳了早期的中国本土信众拓展了教会，另一方面也在学习汉语和四书五经的同时，了解了当时的东北社会。

在1874年巡回传教的过程中，罗约翰首次来到位于现在丹东凤城的中朝互市边门，第一次与朝鲜人有近距离接触，在赠送分发一些中文版《圣经》的同时，购买了一些朝鲜书籍（这些书籍是用汉文书写并销往中国的）。这些朝鲜书籍成为他了解朝鲜历史、语言的一手资料。1876年，罗约翰第二次来到边门，这次他遇到朝鲜义州商人李应赞，经过努力协商，李英赞在罗约翰答应支付丰厚酬金的条件下答应成为罗约翰的朝鲜语教师。但二人的雇佣合作关系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是罗约翰萌生向朝鲜传教想法的时期。

第二阶段：准备期。这一阶段大体开始于1876年结束于1879年。这段时间罗约翰在李应赞的帮助之下编写了《朝鲜语初级教材》（Corean Primer），在这部以朝鲜平安道方言为基础语言的书籍的编写过程中，罗约翰一边继续学习朝鲜文字的发音、习惯用语，为朝鲜文《圣经》的翻译准备了语言基础，一边学习了解朝鲜的历史与文化，进而于1879年出版了《朝鲜历史》一书。

第三阶段：初期翻译期。这一阶段开始于1877年《约翰福音》的翻译，结束于1881年罗约翰从英国返回中国。这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准备期）有两年重叠，这期间李应赞着手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但由于李应赞与罗约翰以及与其共同负责营口宣教工作的牧师马秦泰(John Macintyre)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汉语进行，且汉语《圣经》为主要参考版本，因此这些翻译稿件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在罗约翰于1879年4月回国后，福音书的译稿在马秦泰牧师的督导之下进行了修改。

之后，《圣经》的翻译进入了一个模式较为固定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在马秦泰的主持下，李应赞将韩国人白鸿俊、金镇基、李成夏等吸纳到翻译团队，开始了进一步的翻译。到1880年的10月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都被仔细地进行了校订。

第四阶段：翻译出版期。这一阶段开始于罗约翰1881年秋季返回中国东北，结束于1886年整版朝鲜文《圣经·新约》的出版。在这一时段内马秦泰回国休假，罗约翰又接续了先前的工作。他将翻译地点搬迁到沈阳，于1882年年初出版了路加福音。其后在马秦泰的工作基础上，着手对《圣经》译稿做语言修辞上的修整。整本《圣经·新约》于1886年得以翻译完成。

作为第一本朝鲜文《圣经》，罗版《圣经》的翻译出版为基督教在朝鲜人居住地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关文献记载，1882年约翰福音与路加福音翻译成朝鲜文后，仅在中国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就印刷了3000余册，并且同时有大量的朝鲜族村民受洗入教。对于朝鲜半岛，由于当时李朝政府实行闭关禁止基督教传播的政策，所以罗约翰采取了将朝鲜文《圣经》运往日本再转运到朝鲜，以及通过往来中国东北的朝鲜商人走私夹带的方式向朝鲜半岛运送朝鲜文《圣经》。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的江界、义州与黄海道地区分别在罗约翰的影响下建立了基督教教会。当然，这些教会主要是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朝鲜人返回朝鲜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过程中，朝鲜文《圣经》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在后续的教会宣教过程中，罗版朝鲜文《圣经》因方言、翻译等问题受到了来自教会内部的批评，然而这却不能否认这部《圣经》在基督教于朝鲜半岛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今天从宗教实践效果本身来看，罗版朝鲜文《圣经》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从罗约翰领受的宣教任务的角度来看，罗版《圣经》的翻译实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罗约翰进行朝鲜文《圣经》的翻译就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

二、“目光向下”的理念与翻译策略

“目光向下”是本文对罗约翰翻译朝鲜文《圣经》理念的归纳，将《圣经》的受众主体定位于普通人群，而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并因此选择朝鲜文而不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汉字，是这一理念的最直接体现。具体来看，这一选择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相关联。

其一，如前文已有所提及的，19世纪朝鲜实行闭关锁国，禁止基督教进入宣教的外在制度因素。面对这一条件，在罗约翰翻译朝鲜文《圣经》之前，荷兰传教士古茨拉夫（Carl A.F.Gutzlaffl）牧师、英国人托马斯（Robert J.Thomas）牧师、美国人科贝特（Hunter Corbett）牧师等，先后用偷渡或随同通商、外交人员的途径进入朝鲜并随机宣教，但效果并不理想。

究其原因，没有适合朝鲜底层大众阅读的朝鲜文的宣教材料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当时朝鲜政府严禁基督教在国内传播，因此即使有汉文天主教《圣经》传入，那些掌握汉字的贵族也是不敢阅读的，更何况在当时朝鲜的上层贵族中很多人在根本上就是排斥基督信仰的。所以，直接将宣教目标定位于底层大众，遂成为不二选择。

其二，当时社会底层大众所能掌握的文字主要为朝鲜文，且罗约翰对朝鲜文字有优美且简单易学的评价认知。细言之，由于当时半岛的李朝政府与清王朝确立的藩属关系，且朝鲜半岛很久以来就接受儒学为正统，因此其两班贵族阶层遵从汉字为正统文字。虽然1445年朝鲜世宗大王就创立朝鲜文字，但直到李朝末期朝鲜文仍然只能流行于社会底层。但由于相较于汉文字，朝鲜文字更容易掌握，因此不会只被贵族垄断，所以朝鲜文成为当时社会大众的主体文字。同时，在早期试图通过在华朝鲜人实现向朝鲜宣教的目的的过程中，罗约翰开始接触朝鲜语，并评价这种语言比较容易掌握。这可能加强了罗约翰不走精英路线，而直接面向朝鲜底层社会大众的宣教决心。

在上述“目光向下”的理念前提下，为达到既符合朝鲜社会普通人群的语言习惯，又保证不偏离《圣经》的神学思想，罗约翰在具体的《圣经》翻译过程中采取了既做适度的“在地化”改变，又要以希腊文和英文《圣经》为蓝本的翻译策略。

就前者而言，在《圣经》翻译的句式上，罗约翰认为完全的直译会导致朝鲜人对《圣经》原初意思的误读。因此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罗约翰没有严格逐词翻译，而是以《圣经》的基本意涵为先。如在新约罗马书5节9-10中的翻译过程中，为了避免直译后所产生的疑问歧义，罗约翰将“How can we escape punishment?”（我们怎么能逃脱惩罚呢?）的疑问句转换成“How shall we not escape punishment?”（我们怎能不逃脱惩罚呢?）的虚拟反问句之后进行了翻译。

此外，在一些特有的称谓上，罗约翰也根据朝鲜语 的表达习惯进行了改变。 如鉴于用朝鲜语“你”的第二人称来称呼尊长时有不敬之意，所以用间接表达方式如“父”、“主”、“老师”等来称谓上帝、耶稣。 在地名的翻译过程中，则鉴 于朝鲜语的发音具有 直接翻译希腊地名的发音弹性， 直接创造了“Abraham”、“Yeroosalem”、“Kapernam”等。

针对朝鲜人的一些习惯用语，罗约翰的翻译策略则以地方语言的表达习惯为主。如在翻译“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过程中，针对朝鲜人将“针眼”称为“针耳”（needle ear）的语言表达习惯，采用针耳而非针眼一词。在朝鲜文《圣经》的翻译过程中，译版中的朝鲜文开始使用空格文体，这促生了“《圣经》文体”的朝鲜文，对日后朝鲜的文字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为了保证翻译版本不背离《圣经》的神学思想，罗约翰在做前述灵活改变与创造的同时，也采用希腊文《圣经》和英文《圣经》作为翻译的矫正标准（在二者有分歧时则以希腊文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有些与基督教神学体系联系密切的词语，罗约翰采取了直接以朝鲜文的音标为基础，将其从希腊文音译过来的办法。如在“逾越节”（Passover festival)的翻译过程中，因为这一词汇的内涵与《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内容相关，因此即使采取中文术语也难以被理解，于是罗约翰将其直接进行了音译，类似的还有“洗礼”、“安息日”等词汇。对此，罗约翰认为随着对于《圣经》认识的加深，朝鲜人将逐渐熟悉这些神学词汇的基本内涵。

三、从个体社会认知到宗教组织性格：“目光向下”理念的基础

在基督宗教的传播过程中，《圣经》的翻译理念实则是与宣教士的个体社会知识以及教会组织的宗教性格相关联的。如明末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过程中，宣教士选择文言文进行《圣经》翻译的原因，就是与利玛窦等人在社会认知上所持的精英主义观念相联系的。进一步的，在宗教组织性格层面，这一时段欧洲天主教所具有的反映在其反民族国家的宗教精神中的宗教性格，则与通过吸纳儒生乃至皇帝、君王来实现对整体国家宣教目的的手段具有天然亲和性，而这是教会于这一时段选择文言文进行《圣经》翻译的内在宗教性基础。当然这一切也最终决定了，当时天主教在朝鲜这一同样尊奉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国家走上层路线、吸纳社会精英的宣教策略。

与上述天主教的宣教理念及其实践相比较，罗约翰在朝鲜文《圣经》的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目光向下”的理念是明显不同的。究其根源，这同样有其个体社会认知基础与由宗教性格所保障的教会组织基础。

就前者而言，与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秉持的社会精英认知相比较，罗约翰所持守的社会立场更显平民主义色彩。如在Mission Methods in Manchuria一书中，罗约翰记录评价了他到沈阳建立教会过程中所遇的各色人等。其中，对于东北的普通百姓罗约翰的评价基本上是，当他们看到外国人时，虽然十分好奇但都保持礼貌。因此，即使对当地人抵近罗约翰以观察他是否有膝盖的举动，罗约翰也都未表示反感。但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读书人，罗约翰谈到“对于基督教中独特的原罪和救赎教义，这些受过教育的无神论者往往是傲慢的耸耸肩搁置不论”。也是在这本书中，对于中国读书人问及西方传教士为何来中国，而不留在西方的问题，罗约翰这样写到“但是当给出答案时，他们又毫不理会，认为我们的理由根本不可信”。透过这样的描述，不难看到初到中国东北的罗约翰对于读书人这一精英阶层在总体上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对于朝鲜人，由于当时不能进入半岛，所以罗约翰在中国东北所接触的主要是为了生计来中国经商的商人，或偷渡到中国境内的农民。考虑到在李朝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与农民即使受过再高的教育也不能参与科举，因此他们均属于社会下层。对于这些人，罗约翰在其1880年给长老会的书信中是这样评价的“朝鲜人比中国人更加诚实，也更有宗教倾向。我期望在他们能理解基督教的时候，会有更多人成为基督徒”。通过这样的表述，虽然看不到罗约翰对于上层两班贵族的态度，但对于朝鲜社会的普罗大众，罗约翰是报以高度评价的。

那么，罗约翰何以具有这样的社会认知？这可在其国家社会观，以及其早年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原因。在History of Corea一书的前言中，罗约翰对其国家社会观进行了明确的表达，他写到“直到今天，中国知识界都没有对民族志（ethnography）与文献学（Philology）的应有关注”，并同时援引为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所批评的古希腊、古希伯来、古罗马的文化中所有的那种文化隔离（literary isolation）与种族优越（pride of race）态度，罗约翰对“直到19世纪中国仍然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将域外之地称为蛮夷”的认知进行了批评，并认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不仅对周边社会，就连长久以来对中国历史本身已经起到实质作用的东北地区，都缺乏应有的认知，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为此，罗约翰撰写了具有近代史学、民俗学特征的History of Corea、The Manchus、The Original Religion of China等书，其中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宗教信仰是重要的组成内容。所以，从上述的“民族志”、“文献学”等现代学术体系称谓来看，罗约翰的社会认知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观为基底的。在这样的社会认知图式中，罗约翰秉持平民主义的社会立场是不奇怪的。

进一步在个体层面追溯，前述这一切的社会认知以及相关的国家社会观，可能更根源于罗约翰的早年人生经历。罗约翰于1842年出生于苏格兰东北部一个名为Balintorede的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教区的村庄里。长老会在苏格兰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是与同时的平民运动相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可以料想的是，罗约翰应该是平民主义的拥趸。同时，由于童年讲盖尔语入学之后开始学习并讲英语，所以罗约翰早年就形成了熟练掌握他种语言的能力。于是，将上述的宗教信仰、区位、语言文化方面的因素，与当时英国（此时苏格兰为英联邦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事实，以及与这一国家形式相伴随的对周遭世界进行认知的现代社会科学理念相联系的话，就不难对罗约翰关注朝鲜社会底层平民、用朝鲜语翻译《圣经》的理念基点进行理解。

此外，苏格兰长老会自身的宗教组织性格提供了罗约翰译经活动“目光向下”理念基点的教会组织基础。对于罗约翰翻译朝鲜文《圣经》的行为，苏格兰长老会虽最初持反对态度，但1880年后开始转变态度予以褒扬。在1880年长老会联合差会报告（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Record）中，对罗约翰所撰写的History of Corea一书，长老会这样评价道“通过这几年的满洲经历，罗约翰已经证明他是我们之中最有能力、最赋献身精神、也最有成就的宣教士之一，他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关于那片联系于天朝帝国的‘封闭之地’（朝鲜，笔者注）的信息”。在1882年6月的记录中，长老会则明确的表扬了朝鲜文《圣经》翻译工作“一段时间以来，罗约翰先生和马秦泰先生一直忙于朝鲜文《圣经》新约的翻译和出版印刷工作。这是一项事无巨细但同时又惠及后人的工作。现在苏格兰《圣经》协会已经承担了相关的费用。”由此来看，这时罗约翰的朝鲜文《圣经》翻译工作已为苏格兰长老会所允许。虽然，《圣经》的翻译出版费用来自于苏格兰《圣经》协会（The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以及私人捐赠，但考虑到罗约翰、马秦泰在东北的生活工作费用（包括到边门之行的旅行费用）均为苏格兰长老会承担，所以长老会对《圣经》的翻译工作是产生了实质的推动作用的。

苏格兰长老会发生此种转变，是与其宗教性格相关联的。作为新教中的一个支派，长老会成为苏格兰国教的过程是与苏格兰普通民众反对专制王权的过程相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一过程中，对主教体制的反抗，构成了长老会反抗王权以及罗马教会的重要内容。伴随着1592年长老会成为苏格兰国教，长老制完成了对主教制的取代。长老制凸显教会平等、互不隶属，以及所有教徒通过选举的长老参与教会管理的基本原则。较比于实行主教制的宗教，在这一制度的框架内，长老会内部的宗教实践更趋灵活与实效。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这表现尤为明显，如在白话汉语《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在华天主教的相关活动就多受罗马教廷掣肘，因而不能将已经译好的《古新圣经》付梓出版。而新教虽在华宣教起步较晚，却由马礼逊摘得汉语白话文《圣经》的头功。对于罗约翰的译经活动，相关的史料显示，罗约翰在苏格兰长老会对其译经活动表达批评意见之后，回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抗诉，其后始有长老会态度的转变。也许正因如此，罗约翰于History of Corea一书中，在赞扬早期到朝鲜宣教的天主教神父的献身精神时，也对罗马教廷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可以相信，如果那些天主教的神父在新教的体制下进行工作，他们一定能比在天主教的体制下取得巨大得多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四、结论与讨论

据苏格兰长老会宣教士记录显示，为调查了解朝鲜文《圣经》被朝鲜人如何理解的相关事宜，罗约翰大约在1887到1889年的某一时间到达了平壤，并受到了已经于此展开宣教工作的美国长老会的接待。期间，罗约翰参加了朝鲜基督徒的第一次聚会，这其中一多半人是由罗约翰之前在中国东北施洗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罗约翰听说，加拿大长老会在朝鲜的宣教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村落已经在由罗约翰于中国东北施洗的朝鲜人的带领下全村信教了。由此来看，在向朝鲜宣教的过程中，虽然苏格兰长老会并未最早进入半岛，但其实际影响早已发生，这其中由罗约翰主导翻译的《圣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朝鲜社会而言，除了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那些因素之外，这种体现在基督教长老会等新教教派身上的与底层社会较为亲和的宗教性格，实则是基督教能在当时朝鲜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1930年代之后，朝鲜的基督教会虽然经历变迁，但这种发轫之始就由传教士所确定的平民主义风格基本没有改变。这一方面使得基督教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进而促成了二战后基督教于韩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凸显平民主义的风格，也使得韩国基督教具有了更多的民粹特征。这些特征在促成基督教与韩国本土文化元素进行融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后果。如对于当下韩国社会影响至深的邪教问题，即与传统韩国社会底层的萨满信仰有关。此外，这一风格也使得韩国基督教会与基督教福音主义更具亲和性。透过为福音主义所强调的突破教派及教区观念，重视个体宗教体验，以及推动社会运动等宗教理念，不难从宗教性格的角度来理解韩国基督教在本国及海外所表现出的传教热情，以及对于相关社会事件的参与过程。

【注】文章刊登于《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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