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刘敏

        近年来，音乐治疗师不仅见之于新闻报道，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很多医院里。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勃兴与调整，音乐治疗开始以崭新的面貌重回中国公众的视野。        音乐治疗学的起源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原主任高天教授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介绍，当时美军东南亚一所野战医院由于食物不足、药品稀缺、环境潮湿等原因，美军伤员久治难愈。在乡村音乐的干预下，伤员焦躁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伤情逐步缓解，术后感染、死亡率下降了1/2左右，治愈天数也缩短了1/2左右。

        二战以后，音乐干预治疗逐渐扩大，音乐治疗逐渐发展起来。高天介绍，美国1950年前后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关注音乐治疗的行业协会。目前，美国有近80多所大学设有音乐治疗专业。如今，音乐治疗在欧美地区的精神卫生领域以及老年医学领域中极为常见。音乐治疗学传入中国后也引起了医疗行业及公众的关注。

        音乐治疗临床运用        2015年前后，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儿科就请音乐治疗师开展了白血病儿童音乐治疗项目，并且该项目是免费服务。中山一院儿童血液科主任罗学群教授积极寻求与音乐治疗师合作。他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介绍：“音乐治疗学早期先涉及了癌症、肿瘤领域，目前已延展到了非癌症疾病方面的辅助治疗。”

        罗学群说：“白血病患儿的常规治疗手段有放疗、化疗。对儿童来说，这些治疗手段其实非常痛苦。我们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加入音乐治疗干预，转移患儿的注意力，给予他们在心理上的辅导，可以适当减轻痛苦。而且，等患儿康复出院后，他们回忆起诊疗过程，也能感受到诊疗期间受到的关怀。”        音乐治疗师温蕴就参与了这一项目。她指出，一些患儿因长期服用大剂量药物出现口腔溃疡症状，甚至不愿与人接触、交流。温蕴尝试邀请患者与自己一起进行音乐创作，明显感觉患儿参与度高，甚至愿意将完成的作品与小朋友分享，与人的沟通增加。        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部郑哲佳，也参与了此项目，原本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汶川地震后开始接触音乐治疗。        2009年，郑哲佳跟随一些音乐治疗师到了位于震区的北川。一位独居老年男性患者在地震时骨折，腿伤在震后虽然治愈了但仍卧床不起，无法行动。医生分析，地震带来的过度惊吓才是根本原因：地震摧毁了他的房子，夺去了他家人的生命。

        郑哲佳与同行的音乐治疗师，希望用主动式音乐疗法试试，想帮助患者重新站起来。他们准备了一些中国传统音乐，希望借助患者熟悉的传统音乐来拉近关系。他们播放传统音乐，手持小型乐器伴奏，诱导患者随着节拍逐渐活动腿脚。

        经过一段时间的干预，患者居然真的能够站立活动，最终甚至重操震前旧业，蹬三轮车拉活。

        除此之外，音乐治疗在新生儿照护中也有辅助价值。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早产儿由于神经系统、身体器官等各方面发育不成熟，需要在保温箱里精心照顾。一般认为，如果早产儿不能进入睡眠状态，就无法正常发育。高天认为，人类对音乐的领悟是先天的，音乐干预可以引导这类新生儿安眠。

        音乐疗法早期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音乐治疗学传入中国。在高天的记忆中，长沙马王堆疗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音乐治疗探索的机构。这家疗养院当时主要面向干部、飞行员提供康复疗养服务。1984年，马王堆疗养院开设心理音乐治疗室，还引入一种简易的音乐治疗仪。高天介绍，这种简易音乐治疗仪其实就是在小推车上安装A、B两组音响：一组播放慷慨激昂的音乐，一组播放轻松舒缓的音乐，供康复疗养服务技师视情况选择。        当时，中国社会对外交流的渠道和资源相对匮乏，对于音乐治疗这样的新奇疗法，公众都愿意尝试一下。当时，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国有企业发展迅速，面向国企职工提供服务的康复疗养机构一度蓬勃发展。他们在当时引入一系列新的疗法，其中就包括刚进入国内的音乐疗法。        因此，音乐治疗传入后，一度风靡全国。高天还记得，国内很多大型医院和疗养院都在积极探索。当时，在引入音乐疗法的机构中，医护人员实际上将音乐治疗比拟为药物治疗，大致以为“某类曲子对应治疗某类疾病”。基于这样的设想，他们就给患者开出“音乐处方”，让患者根据不同症状，回家后去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高天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就亲身经历过这一波热潮。1986年前后，他选择留学美国，想去看看国外音乐治疗的发展情况。

        到了1989年，国内200多家医院开展了上述音乐治疗项目，不乏一些国内顶尖的大型医院。

        这一阶段算是中国音乐治疗的勃兴期。国内音乐治疗同行还在1989年成立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这个学会在国内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和九十年代早期，全社会对此的新鲜劲一过，音乐治疗在国内的推广就显示出疲态。尝试的疗效似乎并不理想，甚至受到社会的质疑。而且，音乐治疗进入国内后发展太快，明显后劲不足，尤其缺乏专业人才的引导。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大型医院的音乐治疗科室相继停办。这意味着，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低谷期。它在中国的再次复苏，无疑需要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充实，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一拥而上。        留学美国的高天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音乐、绘画等能够辅助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干预方式逐渐被纳入健康服务体系。这类从业者甚至逐渐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和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获得社会认可。他透露，美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目前大约有7000多名注册音乐治疗师积极投身于健康服务中。也就是在美国留学时，高天本人完成了音乐治疗师的注册。

       音乐治疗再次复兴       1997年，高天回国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同时带回国外音乐疗法的系统理念和实践方法。随后，中心于1998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2003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音乐治疗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完善。        同期，四川音乐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长治医学院等高校也陆续开始招收音乐治疗本科生。当前，全国大约有14所高校开办音乐治疗专业。高天指出，这些学生并不是按照医学生类招录，还是归类到文科大类里。

        除了学校教育发展，当前很多医院愿意跟音乐治疗师合作。而且，一些健康服务机构重新引入新的音乐疗法，如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了音乐治疗中心。        而且，国内一些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也开始关注音乐疗法。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成立音乐治疗中心，引进多名音乐治疗师，将其应用于康复领域。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需求有所增加，音乐治疗职业技术学校开始出现。高天介绍，这类学校招收有一定音乐基础的本科生，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学员来源比较多元化，不乏医学、心理学、护理学背景的生源。        温蕴200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就读音乐治疗专业。本科毕业，她赴澳大利亚读研深造，还在当地成为注册音乐治疗师（RMT）。据她介绍，澳大利亚目前有500名左右在医卫系统注册的音乐治疗师。        温蕴告诉《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音乐治疗学是以音乐、心理学、医学等相结合的交叉学科。音乐治疗是以理论依据为基础的系统的干预过程，音乐治疗师主导、医护人员共同参与。它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提升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质量，帮助患者调整心率和呼吸。”        除了前述主动式疗法，温蕴指出，音乐疗法还包括即兴式、接受式和分析式等不同干预方法。        在中山一院音乐治疗项目开展期间，音乐治疗师每周都到院干预。他们根据现场情况，以集体形式、个体形式分别对患者进行音乐治疗干预。针对儿童患者，他们会安排集体互动，进行集体歌唱、演奏、游戏等；由于青少年患者想法各异，他们更多进行的是一对一互动。        “在中山一院音乐治疗项目中，一个八九岁的患者血小板偏低，止血速度较慢，惧怕打针。他在治疗室接受常规治疗，我都会陪伴他。同时，我也会在治疗过程中播放提前准备好的音乐，同时引导他正常发泄自己的情绪，让他哭喊出来。往往在治疗进行到一半时，患儿就不再哭闹，安静下来。而且，他还会在治疗结束后，主动跟我询问刚才所听歌曲的名称。这种方式属于接受式治疗。”郑哲佳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讲述。        2017年5月，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11届亚洲儿童肿瘤学会年会”上，中山一院的儿科副教授黄礼彬、医师唐燕来、音乐治疗师温蕴等参加讨论会议，以大会发言的形式共同展示了中山一院音乐治疗的成果。目前，在儿童白血病的治疗技术中，中山一院的音乐疗法处于国际前列，获得了国际专家及同行的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涉及老年人精神心理方面的建设极少，音乐治疗恰好也是这方面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