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疗机构服务提供者之间产生的一种人际关系。在欧美国家，医患关系是健康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媒体是提供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80%以上的公众依赖电视、杂志、报纸等媒体获知健康方面的信息[1]。媒体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扮演着调节医学、大众健康知识与社会成员认知之间关系的角色。通过媒体对治疗有效性的描述，患者可对疾病的意见和感受发生变化。我国相当数量的公众并非通过个人体验，而是通过媒体报道完成对医生群体的建构以及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因此，研究媒体在构建医患关系中的作用有一定价值。医患关系曾是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然而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医患关系却变得脆弱[2]。本研究旨在分析媒体在医患关系风险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进而探寻媒体应如何促进良性医患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1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现状

1.1 媒体在医患关系中并非主体

媒体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并非主导。医患关系是一种涉及多维主体的复杂社会关系，国内学者将其主体分为政府部门、医务人员、医院管理者、患者、媒体[3]。医患关系同时受这5方主体所影响，且彼此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媒体是私有企业，它是所有者的财产，由所有者自行承担风险[4]。但随着大众媒体特殊义务的不断增大，媒体很难和制度分离来看，而在更多情况下，其充当了政府的“传话筒”功能，将官方所期望的声音传播到公众耳朵中去。由此可见，媒体对公众施加的影响是一个多方合力的结果。但也有其独立的一面。如学者 Duckett 和 Busby 根据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理论形成SARA模式 ( Social Attribution of Social Amplification)，该模式下，医疗风险通过社会作用放大或缩小。多方群体利益诉求找不到平衡点时激化医患矛盾，媒体作为其中一方利益群体，为谋求自身发展而使医患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有风险，在实践中，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往往会在细节上加以夸张，一些争议词汇的运用足以产生影响[5]。虽然绝大多数人易将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在卫生资源方面投入较少，并认为现阶段主导医患关系的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而媒体在此时是医患关系隐含风险的一个社会归因。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关媒体报道会影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6]。可见，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承担着对真相的阐释和制度走向的监督，它或许不会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主导因素，但绝不容忽视。

1.2新兴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大众媒体在叙述医患冲突及引发医患报道的受众恐惧方面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媒体影响了公众对由医患矛盾引发的社会风险的认知。因此，通过监督与秩序两个方面分析医患关系中的媒体角色作用，有助于促进良性医患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新兴媒体（网络、通讯技术和数码产品等）的发展，媒体更趋于选择用负面新闻来制造轰动效应，力求达到高点击率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行业难以恪守基本行业道德，片面新闻能够达到高点击率，并降低成本，而全面报道费时费力且难见成效。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新兴媒体对成本与发展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媒体特有的高尚使命。

传统媒体（电视、杂志、报纸等）承担着监督、制约政府的职责，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公众价值观，而新兴媒体为缓解医患冲突带来了机遇，其为舆论监督医疗行业提供便利条件，使医患双方在传统媒体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时得到弥补。新兴媒体以其自身特点改变了就医模式，为公众提供广泛医疗资讯平台，但过度追求点击率与转发量也成为了新兴媒体的通病。因此新兴媒体急需在实现自身商业利益和促进公众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肩负起社会监督职能。

2媒体报道医患纠纷时所面临的问题

2.1媒体对医患纠纷报道具有倾向性

媒体对医患纠纷的报道在其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作用下，实践行为会扩大医患关系的恶化程度，致使医患纠纷难以解决。国内对于医患纠纷的新闻报道大多带有主观态度，且具有一定倾向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1）几乎所有媒体都面临着运营和经济利益的现实问题。例如以点击率判断某一新闻受关注度，高点击率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让该媒体单位得到更好的发展。（2）相较于普通报道，批判性报道更易引起社会反响，媒体刻意追求负面新闻、爆炸性新闻以制造轰动效应。而医患之间的冲突事件无疑是最佳素材，既可引发读者痛感，又能标榜自身价值正确，引发公众讨论。一些与医患关系相关的不实报道由此而生。这必定使医患矛盾逐渐升级。近年来，虽然一些正面的宣传也有出现，但受限于其力度也并未起到良好效果。有些媒体工作者甚至形成了思维定式，认为医患纠纷中一定是院方责任较大。且在采访过程中忽视了院方意见，而更关注患者及家属意见。这将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另外，从医学角度出发，任何医疗纠纷都涉及责任鉴定这一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一定时间。但由于媒体报道的时效性要求，尽早报道出公众关注的新闻就意味着在市场中占据优势。而对于医患纠纷，如果不能明确其前因后果就贸然发表意见，易导致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从而误导了社会公众。

2.2 医患关系真相披露滞后

新闻媒体有义务公开真相，这是新闻媒体的标准措辞之一[7]。但真相的定义会随着观念和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8]。在医患关系中，由于相关知识过于专业，导致媒体人在还原和披露真相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做到全面报道。若要挖掘医患纠纷事件的价值与信息，则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及长时间的跟踪报道。而这一点也正是媒体所缺乏的。

医疗纠纷发生后，其热度在1周后会逐渐下降。前期报道很可能只聚焦于该纠纷的表象，后续问题可能还在进展中。而等到媒体人了解整个案件后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时，由于其热度下降，公众早已追求下一热门话题，而忽视了对原先事件发展的关注。

医患关系中的真相在不断变化。医疗知识的欠缺让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极易产生主观臆断，或根据已经过时的医学标准来评论当下发生的医患纠纷，这无疑是不客观的。

2.3媒体导向过度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

大众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关注给予了医院很大压力，这种压力在初期起到了良好的督促作用，促进了医院规范医疗行为和医疗程序，改进了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许多医疗纠纷个案在媒体的帮助和介入下得到了妥善处理，让患者感受到了媒体监督对于医方的制约。例如，哈尔滨某天价医疗费在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卫生部的足够重视，并在后期对全国医疗机构收费标准做出规范。

从现阶段来看，媒体监督起到的积极作用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走向另一极端。媒体在医患关系中的强势介入已经切实影响到了医院的正常诊疗。以药品为例，在天价药事件发生后，公众普遍对药品价格敏感多疑，看到价格高的药品首先认为是医生从中赚取回扣，从而对医生态度恶劣。由此致使医生在开药时畏手畏脚，原本对症的药物因为价格问题强行被替换下来，从而导致患者得不到最优治疗方案，因此耽误治疗，进而恶化医患关系。另外，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紧张情绪，使医疗工作者逐渐产生反感情绪，积极心态受到严重打击。类似这种歪曲事实的情况并不少见。

3媒体在医患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3.1搭建医患间交流新平台

患者作为信息劣势方往往会对医生的一些举措产生疑问或误解，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真正影响医患关系，反而会在一定的交流与沟通后转为信任与遵从。但是目前医疗资源紧张，患者和医生交流时间较少，且医生在超负荷工作下又难以保证良好态度。这些因素导致医患双方存在矛盾加剧恶化。

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媒体为降低公众恐慌程度，应在报道中做到迅速及时、完全透明，并提出防治措施。通过媒体搭建医患交流平台旨在连接医方和患方，使之在医院外也能进行讨论。其次，院方通过与媒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可迅速对事件做出反应，将对外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通过该平台，全民跟踪报道，既监督了医院，使其科学处理个案，找出现有制度不足并加以改正。又使公众能够知悉案件处理全貌，对整件事情有客观地认识[6]。这种逐层公开方式，使现有机制逐渐成熟，形成一套能被广泛适用的处理模式，消除错误观念。

3.2 明确医疗纠纷报道立足点

媒体应全面、如实、平衡地报道事实，实现反映客观现实，检测环境，推动社会发展的监督职能。从目前现状来看，我国媒体在深度方面做得有所欠缺，在力度方面更是对公众的新闻要求产生了误解。

公众认为造成我国当前医患关系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医疗体制不完善[9]。因此，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应更注重这些本质原因，以促进社会对该类事件的思考与探讨，这才是媒体实现监督职能的正确路径。对某一环境功能的检测如果只着眼于表象只会引起更大不满，因此只有从深层角度入手，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医疗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是新闻媒体在缓和医患矛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医疗纠纷报道的特性就是事件发生时往往无法定性，需要等待相关鉴定结果出现才能下结论，这就要求媒体在前期报道时应尽量抓住问题根源，从更高的立足点来分析问题。

关于医患关系的负面新闻报道非但不会引发公众反思，还将导致不可逆的群体矛盾。实现媒体监督职能意味着报道不仅需要有深度，还需要有力度。媒体应时刻抓住公众新闻需求心理。以更好的方式履行监督职能，全面、透彻地报道新闻内容。

3.3普及医学知识实现有序报道

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监督者，还应该是秩序的维护者，这种秩序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报道的有序性和知识普及过程的有序性[10]。媒体应对医学知识进行有序性普及，让公众知晓正确的医学知识，确定国家媒体从业者的知识储备、知识专业化程度应以正确报道为前提，对之严格要求，甚至在深度报道中需要其具备医学教育经历或考取医疗技术职业资格，避免因缺乏专业知识而误导公众。媒体在报道医疗事件中应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以安慰患者心理，鼓舞医学界信心。

公众期望新闻客观且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需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对医疗卫生行业有一定了解的媒体工作人员能抓住问题关键，并对事件的核心做出报道，会避免一些医疗常识性错误。因媒体工作者缺乏医学实践或上级审核不严造成的错误时有发生，这不仅对公众产生了误导，也伤害了医方。因此，相较于保证报道本身的秩序而言，如何有序普及医学知识无疑更具挑战。秩序的构建必然比颠覆秩序更艰难。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来重建秩序。这也要求媒体在当今的医患关系中应充分发挥其自身特点，实现对秩序的维护和医疗知识的普及。

参考文献：

[1]Covello V T， Peters R G. Women‘s perceptions of the risks of age-related diseases， including breast cancer： reports from a 3-year research study[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2， 14(3)：377-395.

[2]李  龙. 用什么制止伸向医生的拳头[J]. 法律与生活， 2013(22)：98-98.

[3] 轩  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

[4] 谢小瑶.“媒体审判”规制模式的比较及选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5]Duckett D， Busby J. Risk amplification as social attribution[J]. Risk Management， 2013， 15(2)：132-153.

[6]徐喆玥.医患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6，23（2）：49-52.

[7] 崔汝源. 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J]. 科技传播， 2014(11).

[8]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陆佳怡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9]杨明常，李跃飞．当前医疗纠纷的成因与防范［J］.中国医药导报，2012，9(22)：33.

[10] 董  兵，吴秀玲.基于“新三论”的知识有序性研究［J］. 情报探索，2008，12：12-15.

原标题：医患关系中的媒体角色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