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体现的应该是医生临床水平的差异。不能说学历越高，水平就越好，你在读书，别人也在工作。”

　　撰文 | 凌骏

　　从今年初开始，正在准备申报副高级职称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陈海就陆续听到传言，博士毕业生将不再享有职称评定上工作年限的优待。

　　陈海是某名牌医学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2021年完成规培后评上主治医师，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城市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过去两年间，他按照要求完成了职称申报的一系列条件，但2023年3月，该市下发“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下简称《办法》），打乱了陈海的晋升职称的计划。

　　根据这份文件，拥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已取得中级职称的申请人，晋升前在岗位工作的时间要求从2年延长到了5年。这一要求最早出现在2021年人社部下发的《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职称晋升要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等倾向。

　　基于《指导意见》，两年来，不少省份都更新了相应的标准，医生对此也高度关注。大家普遍认为，副主任医师是临床职称，而硕士、博士是学位，本就不能划等号。但也有人表示，求学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理论上，后期的成长速度也会更快，应该能更快达到晋升条件。

图源：锐景

　　博士学历不再享有年限优待

　　去年，前述北方某市卫生技术职称申报条件仍参照2002年发布的《关于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主治医师以博士、硕士、本科学历区分，其申报副高的年限分别为2年、4年和5年。

　　直到今年新政出台，“和我一起进入医院的同届博士生都面临这个问题。本来大家就历经了漫长的教育周期，将近30岁才开始工作，现在又要再等几年才有晋升资格，一时间很难接受。”陈海说。

　　陈海认为，改革确定了临床医生的工作重心、晋升考核等，都要回到医生职业最初始的要求，就是先治好病，“大家都认为这个出发点没有问题，只是突然落在我们头上。上一届满两年就能在职业上往前进一步，而我们没赶上，要再等好几年。在医院里差一级职称，很多事就都落在后边了。”

　　虽然《办法》同时指出，在主治医师岗位工作满2年的，可以破格申报副主任医师，但需满足一定条件，比如获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以上（排名前7）或二等奖（排名前6）、多项专利年产值达100万元以上等。“这些条件对大多数主治医师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

　　对医生来说，职称晋升一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件麻烦事。由于晋升难，有些医生长期原地踏步，甚至等待10年还没评上副高，不得不面临“千年主治”的局面。

　　在浙江一名医生看来，虽然职称等级代表了一定的临床实力，但却不能画上等号。“虽然大部分拥有正高职称的医生的确优秀，但也有一些正高的临床能力一言难尽，手术都做得一塌糊涂。”他说，职称晋升也有潜规则，小一点的三甲医院，一般都需要关系或者特别优秀才能聘上，“卷不死，就都往死里卷。”

　　尽管职称并不能完全代表临床水平，但它对医生的职业生涯却有着深远影响。“比如在我们神经外科，即便技术达到要求，能授权中级职称做的手术也非常有限。同时评选其他职务，获得其他职场机会的概率也更小。”陈海说。

　　更为现实的是，对于年轻的临床医生，职称和待遇也紧密挂钩。

　　毕业于国内某一流医学院校的王含用了11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后又经历近5年的规培才评上主治医师，原计划在今年申报副高级职称。“规培时的工资和奖金都很低，尤其是头三年，接近30岁的人月收入就几千块钱，评上主治后才稍微改善了一些。

　　虽然一共用了16年时间才完成前期的“培养过程”，但王含在考学、规培上几乎没有耽搁任何时间，“我已经算是很顺利了，身边有的博士生，花了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都有。”

　　“就算满足晋升条件，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医院也未必能一次通过评审，因为前面还有不少人在等着。”王含说，“如今，好不容易完成了前期准备，今年政策又变了。这对于学历高的医生来说不是特别公平，我们的收入和付出也完全不成比例。”

　　学历和临床技能不能划等号

　　实际上，早在2021年国家下发《指导意见》后，四川省、湖南省、广东省等多个省份陆续跟进，发布了“关于XX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一些系列方案都取消了对学历在副高晋升年限上的差异对待。

　　在安徽，由于《指导意见》还涉及其他举措，某三甲医院的张姓医生告诉“医学界”，去年年初医院曾下发相关“职称评定改革意见征求稿”，“让医生们提意见，我们反馈是认为还不到时机，省里后来也暂未执行。”

　　尽管安徽省还在按“旧版办法”开展职称评审工作，但“医学界”查阅发现，该省在2022年底的评审工作中也首次强调，本科以上学历评副主任医师的，至少要受聘担任主治医师职务满5年。而在2021年，博士学位的主治还只需要3年。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对“医学界”表示，过去根据学历进行划分，相当于承认医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接受的一系列培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可以和医学能力挂钩，并在职称晋升上享有优待，“但包括年限在内，近年来改革的调整，是要求职称评定要坚持临床本位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里，名校、高学历的医学生都是省市级医院青睐的焦点，早年间一些博士岗位的待遇更是优厚，包括提供住宿、提供科研经费等。多位专业人士告诉“医学界”，即便有了此次改革，不同学历的医生都调整为“同一起跑线”，但在实际晋升的评审中，依然会倾向于让学历更高的人通过。

　　“过去一直提倡大家读博，并提供缩短晋升年限在内的诸多奖励，但后来也发现很多博士、硕士拿到副高后，实际的临床能力是有问题的，和学历不匹配。”医院管理专家、惠宏医疗管理集团首席顾问傅天明对“医学界”表示。

　　“医学本身属于应用科学，只有更多地接触患者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在这个方向上，改革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一刀切。”傅天明说，“不少高学历的年轻医生，以前也是根据相关政策的倾斜，去制定自己的求学和职业计划，新政的实施应该给予一定的过渡期，‘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金春林同样表示，“职称体现的应该是医生临床水平的差异。不能说学历越高水平就越好，你在读书，别人也在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职称影响过广，尤其是和待遇等紧密挂钩。”金春林说，“科研和临床在实践中是双管齐下，当职称更强调临床，被认为是‘技术荣誉称号’时，各类考核也应该根据不同方向上的工作质量、数量，去制定更合适的评价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取消不同学历在晋升副高年限上的差异，各省新版的“晋升资格”还纳入了“门诊单元数”评价指标，此前也引发讨论。不少医生表示，类似要求未能区分不同层级医院、不同科室间的差异。

　　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徐毓才告诉“医学界”，近年来一系列卫生技术职称评定标准改革，总体导向是破“四唯”，让职称与临床业务的数量和质量挂钩，“但实际评价难度非常大，不同地区、医院和科室都不一样，始终难以形成一个绝对合理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体系。”

　　因此除了优化调整外，一个更为激进的建议是——废除职称。早在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周梁就建议，取消现行的医生临床系列中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职称分级和晋升制度，改为住院医师和医师两个级别。

　　傅天明也持类似意见。在他看来，职称对反映医生水平高低的意义并不大，“医院内部应该有其他考核方式，根据不同科室，临床或科研方向的不同，去要求医生必须接受何种类型的培训、达到何种标准、做到哪些事情，并以此为据去和医生的待遇、医疗权限等进行挂钩。

　　“这样才能让医生最终回归到医疗本位，做好本职工作，不再纠结于职称这个‘虚拟头衔’，争来争去。”傅天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