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众相，描绘着这个追寻“神经存在主义”哲学时代的群体性焦虑

图片：路透社/迈克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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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即使在16世纪，莎士比亚也在剧本中写道：“生命……只是一个由傻瓜讲述的故事，充满愤怒的声音，却一无所指。”

有趣的是，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似乎更加证实了莎士比亚的这一观点：科学家们对人脑及其运作方式的了解越深，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也就越不明显。

我们只是一种复杂的生物系统，受自然法则——从物理学到生物学和化学——的支配。许多科学家，如已故的斯蒂芬·霍金，以及杜克大学哲学与神经生物学教授欧文·弗拉纳根和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格雷格·卡鲁索等哲学家，在《哲学家杂志》2019年的一期中辩称，我们没有灵魂、没有固定的自我、没有固有的目的。我们存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只是浩瀚宇宙中一个小行星上的微小生物，而非上帝为我们创造地球。

这种观念被称为“自然主义”，它让许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寻求生活的意义。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许多人在面对科学发现的影响时，无论是否意识到它，都在经历一场“神经存在主义”的危机。他们写道：“如今，神经存在主义已经成为第三波存在主义，它表达了一种焦虑，即科学在揭示人类本性的真相的同时，也使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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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浪潮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将存在主义定义为，由深刻的社会或政治变革引起的人类自我形象的减弱。这些变革引发了广泛的不安，最终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重塑人类的本质。

19世纪，像索伦·奇尔克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这样的思想家，探讨了在没有神明支配的世界中的道德问题。而在20世纪，经历了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作家，则纠结于生存的意义，因为数千万人的死亡和难以估量的人类苦难，似乎削弱了我们珍视生命或相信共同利益的观念。

然而，21世纪的哲学危机既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政治性的。它植根于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变革。

正如弗拉纳根和卡鲁索所指出的，这些变革最终将上帝、非物质灵魂、精神、自我和主体性等观念彻底摧毁。他们解释说：“神经存在主义，是由人类科学的科学权威崛起，及其与人文形象产生冲突所导致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我们发现当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所体验的存在之境，而这种存在之境正是神经过程所塑造的。

这些发现似乎在暗示，我们在内省或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洞悉我们的思维之奥秘，而死亡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又代表的个体存在的结束，即意味着最后的终结。

如果我们的生活体验仅仅源于大脑的运作，而并不存在任何“非物质精神”或灵魂，那么当大脑的运作终止时，生命也就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我们之后“幸存下来”。然而，随着我们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受自然法则和物理机制驱使的生物，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损失——那就是我们所珍视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逐渐消逝。

尼采曾宣称上帝已死，然而，当我们认知到自己的身份和决策受到物理过程而非我们的精神所主导时，我们似乎无法再依赖所谓的个人品格塑造自己的生活。换言之，尼采所设想的能够弥补上帝缺失的超人，如今也已湮灭；绝对道德律已在日常生活中缺位。

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存在主义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所传达的“我无法继续，但我必须继续”的坚定决心——现如今似乎已被一系列物理机制所征服。

科学家们把我们看作是有机的、生物学的机器，这种观念基于实证研究的证据，这也导致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焦虑。“随着大脑科学的进步，我们越来越了解支撑人类行为的机制，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缺乏……'灵魂控制'，"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我们已经没有理由相信有一个非物质的自我可以控制行为，起到摆脱自然规律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困惑，也不一定会把这种困惑归咎于科学，但对于那些信仰知识、不信仰上帝的人来说，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科学发现正在破坏许多传统观念，这些观念曾赋予人们一种特殊感，一种觉得自己很重要、赋予自我的感觉。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大脑制造出来的必要幻觉，而这种幻觉往往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脆弱。

与此同时，自杀、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生率也在上升。

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去年披露，自1999年以来，自杀死亡率在大多数族裔和年龄组中都上升了25%。尽管有许多因素会导致心理疾病，但行为科学家、作家和科学作家克莱·拉特里奇认为，这种趋势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充足的心理健康服务。

相反，他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当代的“无意义危机”。

在2018年的《达拉斯新闻》上，他解释道：“为了抵制存在的焦虑，我们必须寻找并保持对生活有意义的认知。我们是一个追求不仅仅是生存，而且还要有意义的物种。我们希望生活有意义。当人们无法维持生活的意义时，他们在心理上最脆弱。”

拉特里奇认为，对意义的追求是“帮助我们生存的神经机制使我们独特地沉思”的结果。

他相信人类大脑进化出了寻求意义的能力，但由于诸如日益疏离、家庭规模缩小以及对宗教信仰的减弱等原因，要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如今的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更不愿意认同某种宗教信仰、参加教堂活动或从事其他宗教实践。但正如我的研究所示，宗教所赋予的意义感并不能轻易地在非宗教场合得到复制，"他坚称。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认为，"民间对传统意义所摒弃的心理态度"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在科学界之外，我们尚未理解科学对传统的冲击，对我们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下也没有一种词汇能够概述“自我作为幻觉”这一新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还尚未接纳和普及这一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

旧观念之所以难以摒弃，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新的、替代的人类观念让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安，导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03

都很好

但不要绝望。拥抱自然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道德，也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被困其中，成为我们无法通过内省理解的神秘过程的囚犯。

正如昔日的存在主义者，找到了新的方法来探索人类存在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我们可能努力做好人、有目的地生活一样，如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在探索新的方法。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是一本名为《神经存在主义：神经科学时代的意义、道德和目的》的书的编辑，该书探讨了当“心灵不再与世界分开，成为意义的基础”时产生的“根本性焦虑”。在这本书中，来自各个领域的思想家探讨了当代的焦虑，并提出了将基于证据的科学融入社会心理的方法，而不失去对人性的希望。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在他的文章中回顾了经典力学、量子物理学、时间和突现现象的本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宇宙的广阔和随机性来看，宇宙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然而，他仍然认为，在个人和人类尺度上，生活是有意义的，即使“现代科学已经彻底削弱了宇宙本身固有的更高目的或意义的希望。”

卡罗尔认为，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给予它们价值。我们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并非来自于宇宙的某个超越现象，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不依赖超自然力量的情况下，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同样，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SAGE心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著名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认为，自然主义对人性的看法并未引发任何问题。我们之所以具有责任感和道德观念，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出了实现这些能力的机制。

我们的推理、记忆、感知和判断是认知机制的产物。正因为我们拥有这些能力，我们发展出了社会实践，要求彼此互相关心并承担责任。尽管宇宙可能是随机的，因果关系可能并不总是在机械层面上相关，但在人类经验中，我们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责任。

正如布兰代斯大学行为健康研究所的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在他对神经存在主义（PDF）的评论中所解释的，我们并不需要上帝来引导我们行善。道德行为有其科学根据。克拉克写道：“一方面，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具有道德观念，道德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再多的科学也无法最终揭穿我们对道德的固有直觉。”

有证据表明，利他主义、合作、同情和感情在生物学上是固有的，因此我们不需要更高的权力来强迫我们关注他人的需求。克拉克辩称：“对道德基础的担忧证实了我们道德本性的真实性，因此了解它们是由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等低微（或高贵？）化学物质调节的，并不太可能使我们在道德上丧失能力。”

另一位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保罗·丘奇兰，研究了神经科学如何改变我们对道德的看法。他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和生物学遗产的产物。尽管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它并非神秘不可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脑如何处理道德决策来了解道德的本质。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有道德，以及如何制定更有效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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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求索

这些观点只是《神经存在主义》一书中的一部分。许多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科学时代的位置以及如何在不丧失道德和意义感的前提下，应对这一挑战的不同观点。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不断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寻求意义和目的。相反，这种些识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以及他们的书的其他撰稿人，都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没有对科学发现感到沮丧，而是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项目”。该项目涉及修复人类自我认知，就像前几波存在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一起思考棘手的问题，尽管往往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他们的论文中，哲学家们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行为、认知和神经科学的知识和见解来满足我们对存在的关注，并实现某种程度的群体繁荣和个体满足。” 忽视科学证据并不会使关于上帝、灵魂、自我或人类特殊性的过时观念复苏，也不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相反，我们必须从个人和社会层面转变我们的焦虑，因为在这一点上，正如他们所说，“自然主义是城里唯一的游戏。”

总之，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虽然这可能会让我们产生焦虑，但我们并不需要在寻求意义和目的时感到绝望。通过将科学和哲学相结合，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方法来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不依赖超自然力量的情况下，过上有意义和目的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