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者们需要定义他们的核心概念功利。正是从种种不同的定义人手，我们才能看出功利主义家族中的理论分歧。古典功利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边沁和密尔持有一种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理论。根据价值享乐主义，快乐是唯一的一种内在善，痛苦是唯一的一种内在恶。假定一个人的福祉是由他生活中的内在善和内在恶构成的，那么，价值享乐主义就蕴涵了福祉享乐主义，即一个人的福利状态就是他的快乐减去痛苦后的余额。我们在上一次谈到，功利主义认为福利是伦理学中唯一的根本价值，就是说，在思考一个行动是否正确时，我们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福利。把这一点与福祉享乐主义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伦理享乐主义：伦理考虑只需要关心快乐的经验和痛苦的经验。

　　伦理享乐主义是一个扩展性很强的学说。例如，把伦理享乐主义与利己主义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享乐主义的伦理利已主义：每个人的伦理考虑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快乐经验和痛苦经验。

　　由于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要求福利最大化的规范的伦理理论，把它与伦理享乐主义吉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关于正确行动的原则：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产生的快乐减去痛苦之后的余额，至少与其他任何可选行动产生的余额一样大。

　　那么，如何计算这些余额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边沁得理论：

　　边沁是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把这个学说变成一门系统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边沁持有种最强形式的心理享乐主义，他形象地将快乐和痛苦比作人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对错。

　　边沁

　　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的统治之下，痛苦和快乐。它们独自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决定我们将做什么。一方面对与错的标准，另一方面因与果的锁链，都被拴在它们的宝座上。它们支配着我们的一切所作、所言和所思：我们为了摆脱我们的奴役所能做的每一项努力，都只是在证明和确定这种奴役。一个人可能在口头上装出放弃了它们的统治。但实际上他将始终在它的奴役之下。功利原则承认这种奴役，将它设定为该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的目标是用理性和法律之手来建造幸福的大厦。

　　人类的义务就是将功利最大化，即最大的幸福量，另一个说法是使快乐最大化和使痛苦最小化。这个义务边沁称之为功利原则。它不仅仅适用于个人行为，而且，也是一切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指导原则。立法的原则就是要促使人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寻求全体人的最大快乐。法律通过奖赏和惩罚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惩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罪行本身，而是为了阻吓同类行为的发生。

　　功利原则指的是这样的原则，它根据无论任何行为是否有增加或减少有利益关切的一方的幸福的趋势，来赞同或不赞同这个行为：或者用别的说法说同一个意思，是促进还是对抗该幸福。我说的是无论任何行为；因此不仅仅说的是一个私人的任何行为，而县也说的是政府的每个措施。

　　功利指的是任何对象中的某种属性，对于其利益在被考虑的一方而言，它往往产生好处、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所有这些在目前都是一回事），或者（又是同一回事）防止危害、痛苦、恶、或不幸发生：如果该方是一般而言的团体，那么幸福就是团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个人，那么幸福就是该个人的幸福。

　　边沁的价值观是一元论的，尽管痛苦和快乐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性质，它们是可以换算的。在边沁看来，利益、好处、善、幸福等全是一回事，而它们的反面一损害、坏处恶、不幸一也都是一回事。如果有两个行为，一个带来份快乐，另一个减少一份痛苦，那么它们产生的功利就是一样的。边沁发明了一种计算快乐和痛苦的方法。边沁说，要将一个快乐或痛苦的经验定量化，我们需要考察该经验的七种性质，它们分别是该经验的强度、持续期、确定性、临近性、成效性纯粹性和幅度。我们对它们依次做简短的说明。

　　相关经验的强度和待续期是功利计算的直接参数。在做一个功利计算时，我们的最终结果是一个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享乐单位。假定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喝一杯热水产生了一个单位的快乐，那么他喝杯热牛奶可能产生了两个单位的快乐。这两份快乐的差别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理解。一种理解是，两份快乐在强度上是一样的，但后一份快乐的持续期两倍于前一份。另种理解是，两份快乐持续的时间一样长，但后一份的强度是前一份的两倍。还可以理解为，两份快乐在强度上的比例是某个数，例如1：3，但在持续期上的比例是另一个数，例如1.5：1。总之，给定了某个享乐单位，原则上我们可以计算出任何经验中的快乐量和痛苦量，可以用数字表示出它们的值来。其次，快乐和痛苦在量上是可以通约的，只不过前者是正值，后者是负值。

　　确定性指的是一个行为产牛某种快乐或痛苦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性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推算或猜测某个行动会产生仕么样的结果。由于这些结果不是实际的，因此无法像上面那样去度量。有些功利主义者采纳实际值功利主义立场，在谈论一个行动的后果时只关注它将实际带来的功利值。另一些功利主义者采纳期望值功利主义立场，要求关注一个行动产生的期望功利值。期望功利值的计算需要使用某种概率模型。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期望功利值。假定一个行为有三个可能的后果但只有一个会出现，它们的快乐量分别是5，9，-4，这三个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分别是40%，30%和30%。那么这个行动的期望功利值就是5x40%+9x30%+（-4）x30%=3.5。我们不继续追究这个话题。

　　临近性指的是一个行动产生快乐或痛苦经验的快慢程度，有些经验立即出现，有些经验会延时出现。这些因素对于评价一个行动是必要的。

　　繁衍性指的是体验过一份快乐之后被进一步的快乐追随的可能性。一位饥寒之人喝下一杯热水产生的快乐可能经历完就结束了，但他听一场歌剧产生的快乐可能会被反复回味。因此，对他而言，后一个行动在快乐上有更大的繁衍性。痛苦的情形也是一样。

　　纯粹性指的是一份经验被相反的经验追随的可能性。吃一粒槟榔的立即感觉是苦涩，但过一段时间就会苦尽甘来；大热天暴饮冰水是快乐的，随后的腹痛却是另一番滋味。在边沁看来，这些行为在产生快乐上不具有纯粹性。

　　幅度指的是一个行为在福利上影响的人数亦即该行为的辐射力。我们将每个可能行为给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体带来的快乐量减去痛苦量的余额计算出来，然后比较所有这些余额的大小，产生得到最大余额的那个行为就是应该执行的行为。

　　边沁的功利主义，如果成立的话，具有一种理论的优美：人们只需要在实践中反复应用它简明和唯一的功利原则，这样使得伦理学成为一门精确的、可计算的科学。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某种直观上的吸引力，因为最好的后果通常是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意向的重要部分。但是，正是它的这种简单性使得它的可应用性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伦理理论的实践目标时指出，一个伦理理论需要给出一个行动的决策过程，使得人们能够应用其原则。

　　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是，虽然快乐或痛苦的经验在持续期上的定量化相对简单，如何对不同的强度进行比较？也许对一个人而言，他通过自己的内省观察能够断言喝杯热牛奶的快乐在强度上大于喝一杯热水的快乐。但是，人际的比较何以进行？通过交谈、访问还是发明某种苦乐测量仪？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对心理状态的性质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解决它们。或许，两个观察可以缓解边沁的理论在实践问题上的压力。首先，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功利主义之中，其他理论多少也存在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我们可以用各种近似的方法来实现功利的量化和计算，而把精确的计算看作是一种理想。

　　即使把这种实践上的难题放在一边，边沁的理论还需要面对一些理论上的困难。一个困难是价值论上的，是否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可以还原为快乐的经验？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比较在人们看来是绝然不同种类的快乐经验？阅读首李白的诗、欣赏段巴赫的音乐所得到的愉悦跟吃一块巧克力、观看一场足球赛带来的快乐是否只有量上的区别？如果边沁的计算是成立的话，一头快乐的猪的幸福似乎大于一位快乐程度稍差的智者的幸福，而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密尔的理论。古典功利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边沁的学生密尔看到了这些问题。他试图通过区分快乐在质上的差异来克服边礼的困难。密尔认为，功利主义者不必认为一切快乐经验都是在内在性质上相同的，而差别只在于量上的不同。密尔至少从两个方面分辨了快乐在质上的差异。首先，高级的快乐是所有或几乎所有对高低级快乐都有体验的人坚决选择的快乐；其次，享受高级快乐需要高级的官能，这种享受通常比低级的享受更难达到。如何做出快乐在质上的区分呢？密尔写道：

　　如果我被问到，快乐中的质的差别是什么意思，或者单就作为快乐而言，除了在量上更大之外，什么使得一个快乐比另一个更有价值，只有一个可能的回答。在两个快乐中，如果两者都经历了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坚决偏向其一，而不管是否感到有义务偏向它，那么它就是更可欲的快乐。如果两者之一被那些适当地熟悉它们的人们看得比另一个更高，高到即使他们明知会伴随更多的不满，也还要偏好它，并且他们不肯为了任何数量的、他们能够享受的另一种快乐而放弃它，那么我们就有道理将质上的优越性赋予被偏好的享受。

　　在密尔看来，人类真正的幸福，要求比单纯的感觉享受更多的东西。人们一方面需要低级的肉体快感，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文化、智力、友谊、知识和创造力，后一类事物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在想象之中把莫扎特的生活和一只千年乌龟的生活做一个比较。莫扎特只渡过了短暂的一生，而一只乌龟可以有千年的寿命。按照边沁的算法，由于生活状态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快乐总量减去痛苦总量后的净值，并且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是可以通约的，那么，莫扎特生活中的快乐净值很可能小于一只千年乌龟的快乐净值。这就导致了一个人们觉得很荒谬的结论：这只乌龟的生活比莫扎特的生活更值得过。导致这个结论的前提是边沁的纯定量的享乐主义观点。正是出于对这个观点的不满，密尔才提出了一种定性的享乐主义来替代边沁的版本，以避免功利主义变成一种适合于低级享受的哲学。

　　尽管密尔的改进吸收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但批评者们感到密尔的定性享乐主义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立场。假定一份快乐或痛苦的量是可以理解的话，它们的质是什么特点呢？根据最简单的分析，质要么是由该经验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要么不是。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质就是由份快乐（或痛苦）经验中包含的快乐感（或痛苦感）所决定了，而区分不同的快乐感（或痛苦感）的唯一指标是它们的强度和持续期这样，密尔的定性享乐主义实质上是定量的。如果是后者，那么质就与经验中的快乐感（或痛苦感）无关，这样，密尔的观点就不再是享乐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是，密尔用专家来决定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之间的差别，但什么样的人才是专家却构成一个难题。

　　第一个批评针对质的概念的不可理解性，说它要么会塌缩到量上，要么使得密尔偏离享乐主义立场。但是，前一个选项依赖于一个前提，即用来对经验的好坏进行排序的那些特点都是可最化的，但这恰好是密尔想要拒绝的。拒绝这个前提并不意味者密尔拒绝享乐主义。这样密尔只需要说，除了强度和持续期之外，任何快乐（或痛苦）都有某种内在的性质，正是这种性质决定了快乐（或痛苦）的质，具体说，某个经验（如完成一支协奏曲后的感受）的某种特点，使得这个经验比另一个经验（如享受了一点食品）更有价值。对于第二个批评，一种回应是，密尔不需要采纳一种极端的立场，即专家的判断决定了某些快乐比其他快乐要高级。他只需要说，某些人（其中一些是够格的判断者）事实上偏好某些快乐、不看重另一些快乐，这个事实给我们理由去相信前一类快乐与后一类快乐在质上有差别。但是，在生活中人们是否能够普遍、或者大致同意某些快乐具有更高级的地位呢？事情并不像密尔所说的那么简单。如果一个人认为欣赏一支协奏曲所得到的快乐还不如喝一杯啤酒，或许他会被排除在专家之外。为什么他不够格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他分不清审美或精神的快乐与肉体的快乐之间的差别。但这不过是循环论证而已，因为它假设了一位专家定知道两类快乐在质上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