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武帝时期的“刺史”就是替代监御史来负责监察各郡的监察官员。它的职责就是“奉诏六条察州”，即一察地方士族是否强占民田，横行乡里、二察郡守是否以权谋私、三察郡守是否鱼肉百姓，实施暴政、四察郡守是否任人唯亲、五查郡守家属是否鱼肉乡里，仗势欺人、六察郡守是否有和地方乡绅相互勾结鱼肉百姓。

可以说终之西汉刺史的职权并无多大的改变，它始终都是作为一个检察官而存在着。但是到了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刺史的职权开始越变越大，先是原各州无隶属于自己的官衙变成了有固定的办公场地，然后开始逐渐的在地方上有了领兵的特权，更甚者从光武帝开始，刺史不再向丞相、御史大夫等三公负责，他只需向皇帝直接负责，奏事也可跳过三公直接向皇帝汇报。

之后直到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向朝廷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于是灵帝决定将地方上的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然后将其任命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随着部分刺史变州牧，并成为一州的实际掌控者，那些原本还不是州牧的刺史，虽没有朝廷明令其为一州的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在地方刺史俨然也成为了一州的最高领导。

后到魏蜀吴时期，刺史被习惯性的加封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或假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等称号，然后开始名正言顺的在地方上行使作为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力。

州牧

“州牧”第一次出现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十二年，汉成帝“罢部刺史，更置州牧”，当然此时的州牧职责并未变，依然是监察十三州的郡国，不过俸禄倒是从六百石变成二千石。但是在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又“罢州牧，复刺史。”。可以说自武帝创“刺史”以来，刺史的官职名就重复的来回变更，不过职权却无多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直到王莽的新朝开始有了变化，在当时王莽改州刺史为州牧，并在8年正月开始授予州牧男爵的爵位，并改十三州为九州。而之后州牧并成为了九州各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然后原属于州牧的监察之权也交由牧副监负责。不过州牧作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仅仅只维持15年就随着新朝的灭亡而宣告终结。

在东汉建立后，州牧又改为州刺史，职权也重新变成了监察各州郡。而直到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再次建议州刺史重新改为州牧，然后赋予执掌一州最高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灵帝也同意如此做。最终州牧开始正式成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直至三国时期随着群雄割据，州牧逐渐成为了虚衔，而同刺史一样，只有加封将军称号的才有实权，不然就如同《通典.职官》所说“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

那么太守、刺史和州牧谁最大呢？

简单的说就是州牧比刺史大，而刺史比太守大。首先刺史、州牧比太守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当时最开始刺史只是六百石的官员，而太守确是二千石的官员，不过在当时刺史的职责就是监视着太守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刺史掌控着太守的生死。

后到东汉时期，刺史的职权就更大，不但变成了二千石的官员，而且在各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官衙，同时刺史也由本属于御史大夫管辖的检察官，变成了皇帝直属，奏事也无需经过三公可直接向皇帝奏报，也正是成为如此在东汉时期甚至经常出现太守也害怕刺史而解印弃官的时期。而州牧跟太守比，那就更加毋庸置疑了，毕竟州牧到东汉末年乃是执掌一州军政大清的官员，而作为一郡的太守，州牧可就是太守的直属上司了。

可以说这里不好比的就是州刺史和州牧，毕竟州刺史和州牧曾相互使用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州刺史就是州牧，而州牧就是州刺史。那么这该如何比较呢？其实只能说在东汉灵帝之前，州刺史和州牧无法正确的比较，但是自刘焉提议重新设州牧，并可执掌一州的军政事务那刻起，州牧就开始超越刺史。

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刘焉当时就建议从州刺史当中挑选一部分资深的刺史去担任州刺史，比如据《资治通鉴》记载“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州牧的地位和权力是大于刺史的。

当然以上的比较只是对于相对较为和平的时期相互做比较的。实际上在东汉末年至三国那段乱世，太守不一定就比刺史和州牧的地位低，州牧也不一定就要比太守和刺史的地位高。比如当年的冀州牧韩馥就被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给占了冀州，再比如西凉太守马腾就敢杀了凉州刺史耿鄙。所以说在那段乱世，其实太守、刺史、州牧没有什么绝对的大小之分，在那个时候谁的实力强谁就是最大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