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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丨胡怡芹

指导老师丨唐次妹

编辑丨柳逸

一栋外表铺满黄色马赛克瓷砖的居民楼建在马路边，大门敞开着，门口贴着玩具厂、制衣厂、电子厂红底白字和白底黑字的招工告示。建在居民楼里的“工厂”，不如说是私人作坊。

张小君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作坊也在招工，上面写着“本厂生产健身内衣，货源充足，工资准时！……地址：本座六楼”。

电梯到达六楼之前，张小君转过身，面对着电梯的镜面，拿起斜挎包里的小梳子，梳了梳自己翘起的短发。

“噔”，电梯发出清脆的一声，在六楼打开了门。“突突突”的缝纫机马达声随即传出来。

早上九点，这里只有两个工人。张小君走到自己的工位，笑着和工友打了声招呼，又把斜挎着的小包取下，放进工位旁边的塑料袋，再系紧，拿出自己的套袖套在手臂上，防止衣袖因为不断磨蹭布料而染上色。随后，她坐下来，摁下缝纫机的开关，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成为一名女工

张小君伸出左手够到桌面左上方的黑色布料，拿出一片，放在机器的针头下，左手扯住布料的上方，右手放在下方，将布料边缘和针头比对，调整到合适的距离，一边踩动脚下的踏板，一边向上移动布料。

类似这样的动作，她从18岁就开始重复。

张小君是广东潮州人，1972年出生于农村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弟弟。准备读初中的时候，因为错过了开学报名，张小君就此告别学校，开始跟着家里种田、放牛、烧火做饭。

在她18岁那一年，村里来了几个“做衣服”的师傅，他们在家门口的祠堂办起了“培训班”，教村民用剪刀裁衣，用缝纫机做衣服，学费每人几十块。

制衣工是纺织服装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在上个世纪90年代，纺织服装业在广东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纺织服装业、鞋、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超过40万人。

张小君称，那个时候习得一门手艺是赚钱的保证，能够进制衣厂打工更是被羡慕的。张小君的母亲卖掉了家里的猪崽，换了学费，供她和大姐学“做衣服”。每天游荡在田间和厨房，张小君的妈妈也恨不得她可以快点赚钱补贴家用，毕竟家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

跟着师傅学了近一个月以后，张小君已经掌握了缝纫机的技巧。她和大姐收拾好行李，决定离开家里，去潮阳的制衣厂打工。

潮阳处于广东汕头的沿海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依靠侨乡和沿海的优势，潮阳大量承接香港、台湾地区纺织业服装制造业，一家家制衣厂和服装厂拔地而起。

在当时，从村里到潮阳还没有直达的路线。张小君只能先从村里搭车到汕头市客运站，接着转车到西堤码头，从码头坐船到对岸，再搭班车到工厂。一趟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一个下午的时间，晕车的张小君常常呕吐到脸色苍白。

在制衣厂，车间生产线按照最简单的直线排列，一个人一台缝纫机，紧密地挨在一起。围绕在张小君身边的都是几乎同龄的年轻姑娘和少数男生，其中有不少来自别的省份的，也有很多潮阳本地的。轰隆隆的车间里，每天都能听到她们扯着嗓子聊天的声音，别扭的普通话和各种音调的潮汕话此起彼伏。

张小君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工作是缝裤脚。将裤腿末端的布料往上折一圈，踩动缝纫机，摩托车一样的马达声便响起，不到十秒，裤脚则被缝上了一圈密密麻麻的针线。这样的工作不太需要像田间劳作一样的体力，更重要的是细致和耐心，需要重复劳动。

但在重复缝裤脚两个多月后，张小君再也无法忍受，她向车间组长提出“受不了了”，要换一道工序。于是她被分配到双针头的缝纫机，开始缝裤线。

枯燥的工作里，支撑十几岁小姑娘的是一句“为了生活”。制衣厂的工资是“计件”模式的，多劳多得。缝两个口袋八分钱，缝裤脚四分钱一件，张小君一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有几百块钱。让她感到骄傲的是，有好几个月因为工作拼命，她拿到了全车间最高的工资。

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0元，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2150元。张小君会把自己存下来的工资托人带回家里或者在逢年过节回家时交给妈妈，以补贴家用，供弟弟读书。家里三个兄弟姐妹，只有最小的弟弟读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学。

家庭的拉扯

婚姻和生育是张小君制衣女工生涯的断点。

张小君的大儿子出生于1994年的冬天，那一年张小君刚辞掉制衣厂的工作，回到老家潮州结婚生子。

乡下没有制衣厂，儿子出生不久后，张小君只在老家找到了一份打火机厂的工作。她负责用机器组装打火机的打火轮。在一次意外中，自动化的机器从上方砸下，她的右手食指没来得及撤回，被嵌入圆轮一样的凹槽里。从此，张小君右手食指的指甲弯成了一轮弯月。这也给她造成了阴影，再面对机器时，她总觉得自己又要被砸到。

农村打工的机会并不多，为了支撑起这个刚组建的小家，1995年，张小君回到汕头，继续在制衣厂打工，儿子则留在了外婆家照顾。

彼时，手机还没有普及，张小君依靠一部Call机，即寻呼机，和儿子联系。每当Call机“哔哔”地响，显示一串数字时，张小君就知道八成是家里电话打来的，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回电。

在张小君的叙述里，那时儿子总是想家想爸爸妈妈，常常大哭，后来，张小君把他接到了汕头。

小孩子不被允许带到工厂里，缝纫机的电源、针头对他们来说都很危险。张小君就和厂长说好，自己晚上不加班，要回家带孩子。那段时间她和丈夫互相配合，白天由丈夫带孩子，到了晚上，丈夫到夜市摆地摊，孩子就交给张小君。

这样的日子只短暂地持续了几个月，张小君怀上了小女儿，儿子又到了差不多该上学的年纪。没有汕头户口，孩子要想异地上学，只能找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学费远远高于公立学校，还得托人找关系才能办理。

和丈夫商量后，张小君决定回到老家，至少能让孩子享受免学费的义务教育。

上学在她看来至关重要。儿子初中进入叛逆期，厌学逃课时，张小君总劝他：“不好好读书的话，将来要么种田，要么像我这样打工。”她希望儿子和女儿都能摆脱打工群体，成为“坐办公室的”。

偶尔张小君会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她想读完初中，最好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后当个老师，到55岁时可以按时退休。

最老的员工

200件内衣包边，这是张小君一个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她刚准备挪到另外一只缝纫机开始另一道工序，老板娘把她叫了过去。“针线离布料边缘太近”“边缘绷得太紧”“针线缝得过松”，老板娘经过检查发现了这些问题，她从两百件中挑出了几十件，告诉张小君这些都需要返工。

作为一位有着几十年经验的制衣工人，张小君本不该犯这些错误。如果她能及时发现，可以停下缝纫，拆线重做，不至于等到检查过后再来返工。但是这些内衣是黑色布料的，针线也是黑色的，这几年来，随着视力逐渐模糊，张小君辨认同色针线和布料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着时间变化，张小君明显地感知到这一行的辛苦和累。

为了看清针线，张小君不得不向下伏在桌子上，常年的工作加重了她的驼背。无论晴天还是阴天，白天还是夜晚，张小君工位上的衣车灯都得打开，否则光线昏暗，更容易出错。工作时，张小君嘴巴和工友聊天，眼睛紧盯着缝纫机的针头，一旦视线稍有偏移，缝制就可能跑偏。

她的听力也出现问题，尽管已经习惯在车间里大声说话，但离开了车间，和别人聊天时，她常因为听不清而反问对方。有时就算是在相邻的房间大声喊她，她也听不见。

大多数制衣厂至今依然是“计件”算工资，每件单价几分钱到几毛钱不等，最多也就一块多。为了拿到五六千的工资，工人们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碰上货量充足或是急需赶工的时候，常常加班加点，有时工人早上八点多到，晚上十点多还没下班。这样长时间的工作，“做出颈椎病，把屁股坐烂”都有可能。几乎每个工人都会在塑料椅子上放上专用的座垫。不同于一般的软座垫，这种座垫由木框制成，上面用牛筋线铺成网格，既散热透气，久坐又不会变形。

同时，张小君感知到的变化也不止辛苦和累。曾经围绕在她身边的几乎都是同龄的年轻姑娘和少数男生，而如今围绕在张小君身边的更多是中年女性，她是作坊里最老的员工。张小君说，现在“年轻人进厂打工的少”，而且他们就业的选择空间更大，像这样的私人作坊，随时可以离开，去别的制衣厂或是另外找一份工作。

张小君想起来，自己在潮阳的制衣厂工作时，曾经因为周围的朋友都逐渐离开，想要辞职走人。多次和厂长商量未果后，她打包好自己的行李，一个招呼都不打，丢下未结算的工资，在一个早上提着包离开了制衣厂。

但是如今她却不再像当年那样果断。

逃离与犹豫

2023年初，年关已近，原本正是忙碌的时候，张小君却半个月没有工作。

私人作坊的货源一般都来自大工厂，很多工厂将布料剪裁以后，一部分交给私人作坊制作，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工人制作。或许是受疫情影响，作坊今年的货量不如往年高，连工价都下调了。

去年，一项针对广东省制衣产业的田野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制衣厂普遍面临订单数量减少、工人“没货做”的困境,小型加工厂甚至时不时停工或直接关闭。

但这家作坊并不是完全没有货，这里的工人不都像张小君这样“没货做”。地上堆积着八千件待加工的半成品，老板将这些货留给了厂里的其他人。

不同工人负责不同的工序，老板解释说随意调动其他人的工作，他们会不高兴的。然而张小君提到，她的货却曾被未经告知地分给其他人。

“宁愿囤货，也不愿意分一点给我做。”张小君和丈夫说，她觉得有点伤自尊，是“吃准了我离不开这个厂”。

对于张小君来说，比起所谓的“大厂”，她的确更想待在小工厂或者私人作坊。“大厂”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每天上下班都需要准时打卡，连请假也需要依照程序等待审批。

而她需要灵活地流动在老家和工厂之间，请假只要给老板发个微信，立马就能离开。只有这样，才能顾得上独自在老家，偶尔需要照顾的婆婆。

这家私人作坊恰好如此，比起其他作坊，他们的工价也“还算过得去”。让她更担心的是，“如果真的离开，还能去哪里呢？”

她尝试在网络上搜索家政保姆的招聘。家政保姆是她认为自己还算合适的另外一种职业。照顾老人和小孩、打扫日常卫生、买菜做饭这些活，在家庭里她也做过很多年。

但明晃晃的“40岁左右”“不超过45岁”“住家”等等要求，让她犯难了。

“这一辈子都绕着缝纫机转”，年过五十的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干些别的什么。

她问家人：“难道你不觉得我一辈子都这样打工，很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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