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判处的性质最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历经近1年的侦办，多达800余册的罪证材料，历时17天的庭审，20名证人的当庭陈述，20项起诉罪名和数十起违法犯罪事实，27位公诉人与刘汉等36名被告人及49位辩护人的激烈交锋……这次审判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刘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作恶多年，应该受到法律严惩，这是对受害人和他们家属的交待和抚慰，也会让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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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案累累：起诉书37页2万字

　　2014年3月31日清晨，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两侧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多辆押解车辆鱼贯驶入。第一审判庭旁听席上，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8时31分，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在法警押解下，10名被告人依次进入法庭。走在最前面的刘汉身穿深褐色外套，眼神有些落寞迷离，向旁听席环望了片刻，随后又低下头，在法警押解下进入被告席。

　　由于本案涉案人数多，指控的犯罪事实复杂、罪名较多，公诉机关对本案分为刘汉等10人案、刘维等7人案、曾建军等5人案、陈力铭等5人案、桓立柱等3人案、旷晓燕等3人案、刘学军等3人案共7案起诉。咸宁中院分别在咸宁中院及咸安、通山、赤壁、嘉鱼4个基层法院的7个审判法庭同时公开开庭审理。

　　———指控刘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多起严重犯罪。

　　在刘汉等10人案的庭审上，首先由公诉人耗时1个小时20分钟，宣读厚达37页、近2万字的起诉书，对刘汉等被告人涉嫌的多起严重犯罪事实进行指控：

　　“被告人刘汉，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四川省商会原副会长，曾任九届四川省政协委员、十届、十一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公诉人指控，自1997年起，刘汉、孙某某在四川省绵阳市注册成立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龙集团”），并以汉龙集团及其他经济实体为依托，伙同刘维先后网罗了被告人唐先兵、仇德峰、刘小平、缪军等人，逐步形成了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起诉书指控，该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刘汉、刘维、孙某某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被告人唐先兵、刘小平、孙华君、等为骨干成员；被告人刘岗、李波、车大勇等为一般成员。

　　公诉人认为，刘汉、刘维等人无视国家法律，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同时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买卖枪支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社会危害极大。

　　按照刘汉在组织中提出的“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冲；打架要打赢”等规约，被告人唐先兵起意报复被害人熊伟，于1998年8月13日在绵阳市凯旋酒廊持刀将其捅死。

　　刘维因争夺势力范围与被害人周政发生冲突，指使曾建军邀约曾建、张伟、闵杰、李君国共谋杀掉周政。1998年8月18日，在广汉市一夜宵摊门前，曾建、张伟将周政当场枪杀。

　　1999年初，时任汉龙集团总经理的孙某某听说被害人王永成（绰号“大叫花”）扬言要炸汉龙集团保龄球馆，告知刘汉，刘汉指使孙某某找人将王永成“做掉”。孙某某将刘汉指示告诉孙华君和缪军，二人通知唐先兵、刘岗、李波、车大勇具体实施。后唐先兵等枪杀王永成。

　　被害人陈富伟与刘汉、刘维素有矛盾。刘维授意文香灼、旷小坪把陈富伟“做了”。二人安排袁绍林、张东华具体实施。2009年1月10日，陈富伟等三人在喝茶时，被张东华等人当场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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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书指控，自1993年以来，该组织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5起，致7人死亡、2人受伤；实施非法拘禁一起，致1人死亡。其中被告人刘汉、另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指挥、组织、策划了故意杀害王永成和史俊泉（犯罪中止）等犯罪行为；被告人刘维直接组织、指挥了杀害周政、陈富伟等人。

　　公诉人指出，上述多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刘汉、孙某某、刘维等人的包庇下，或逃脱惩处，或重罪轻判，或长期无法到案，以致多年来案件悬而未决。

　　———刘汉否认指控。

　　在刘汉等10人案法庭调查中，多数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无异议，而刘汉、刘小平等否认指控。

　　“这人我不认识”“这件事我不知道”“这是其他人干的，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都与我无关”……这些话，被刘汉经常挂在嘴边。

　　对多起命案的举证质证，刘汉对指控及相关证据依然否认。对熊伟被害案，他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别人”；对周政被害案，他表示“和我无关，事前不知道这个事，事后也不知道这个事”；对于陈富伟等3人被害案，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我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在报纸上看到过，我怀疑是刘维干的，我询问过刘维，他否认了。”

　　这与此前多数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不符，甚至相互矛盾。旁听席上传来一阵低语声，人们感到有些意外。

　　在刘维等7人案庭审中，刘维曾对起诉书中对他的大部分指控内容予以否认，反复表示他与其他30多名被告很多都不认识，或者认识但无法指挥他们，不可能存在组织黑社会的情况。此外，刘维及其辩护人还对部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表示质疑，向法庭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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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证如山：黑帮兄弟劝刘汉“选择面对”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从黑罪到个罪逐一举证、控辩双方质证……随着庭审向纵深推进，刘汉等36名被告人构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逐渐清晰。

　　行为特征———使用枪支刀具，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多项违法犯罪活动。

　　刘汉、刘维和孙某某三人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前两人分别在庭上受审，孙某某是另案犯罪嫌疑人。

　　法庭上，公诉人当庭宣读孙某某证言：我把此事（“大叫花”王永成扬言要炸汉龙公司）向刘汉汇报了，我还跟刘汉讲了“大叫花”是操社会的，手下有很多兄弟，刘汉听了以后非常生气，让我不要怕，找几个人把“大叫花”做掉，让他以后不再找公司的麻烦。

　　孙某某的多份证言被公诉人当庭宣读，以指证刘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害王永成犯罪。对于刘汉来说，前罪一旦成立，他将对组织所犯的故意杀人等所有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后罪是全案中唯一指控他直接指使杀人的案件，如果罪名成立，他也将面临最严厉的刑罚。

　　“我强烈要求法庭让孙某某出庭，与我当面对质，很多事情就清楚了。”在4月3日的庭审上，被告人刘汉突然提出这一要求。刘汉及辩护人对孙某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质疑。

　　“请法警带另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到庭。”4月12日8时36分，审判长话音刚落，全场鸦雀无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子由法警带入法庭。他面色蜡黄、不住咳嗽，看起来十分虚弱。

　　孙某某说，杀害王永成的起因是汉龙集团一名员工与人发生冲突，打伤了王永成的小弟。王永成扬言要炸掉汉龙集团的保龄球馆、办公室和配给孙某某的车。孙某某向刘汉作了汇报，刘汉指示不要怕，找人把王永成做掉。

　　关键证人当庭证言，对刘汉是沉重一击———

　　孙某某清楚地指明了刘汉下达“做掉”指示的具体时间、地点。他还证实，事发后，在刘汉授意下，他安排实施杀人的被告人孙华君、唐先兵、缪军等人去深圳，到刘汉的朋友范某某处躲藏，并分别给予了这些人奖励。

　　孙某某当庭回忆的一些细节也与其他证言、证据相印证。例如，缪军在案发后躲藏期间碰见刘汉，刘汉拥抱了缪军，嘱咐他“注意安全”。孙某某说，刘汉的这个举动令他印象比较深，“刘汉从来没有拥抱过谁。那种动作，我感觉对‘汉哥’来说，比给几十万元更隆重。比如我们做生意赚了10个亿，他也没有拥抱过我。”

　　刘汉向孙某某发问：“我跟你说叫你去教育他，还是我跟你说叫他们去教育他？”孙某某回答：“你说叫我去把他做掉。”

　　正是这一问话，刘汉露出了马脚。公诉人明确指出：“这足以证实，刘汉已经承认孙某某向他汇报过王永成准备炸汉龙，而且对孙某某作了明确指示。”

　　对刘汉一系列发问，孙某某均做了明确回答。刘汉多次语塞，手中拿着一大沓儿提问材料却不知从何问起，只好深深叹气。出人意料的是，此时孙某某突然安慰刘汉：“汉哥，我觉得（你要）选择面对。”

　　刘汉默然不语。这是两人在庭上的最后一句话。刘汉被带出法庭的那一刻，还在庭上的孙某某转过头，看了一眼刘汉，低头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或许，这是跟随了刘汉17年的他，看到“汉哥”的最后一眼。

　　曾建军等5人案的庭审中，周政被害案是关键。公诉人当庭讯问被告人曾建军———

　　公诉人：刘维为何要杀周政？

　　曾建军：周政当时的势力比刘维大，周政也想收保护费。刘维说，要我找几个人干掉周政。

　　公诉人当庭讯问被告人张伟———

　　公诉人：杀害周政前，你们如何商量分工的？

　　张伟：1998年夏天，我们商量去搞死周政，当时没说用什么工具，后来曾建军安排我和曾建开枪，闵杰开车。当时我和曾建一人一支滑膛枪，就是后来杀周政的那两把枪。

　　公诉人：枪是谁提供的？

　　张伟：我和曾建军去刘维那里拿的。我们用车上的报纸遮住号牌，闵杰开车，我和曾建上车时，枪就在后座上。到了夜宵摊点附近，我和曾建一起拿枪下车，我开了两三枪，周政倒地后，我们上车离开。

　　一起起命案摆在眼前，一桩桩事端公诸于法庭———

　　2001年10月，刘汉等人在成都红顶夜总会娱乐时，与同在此处娱乐的史俊泉发生纠纷，刘汉提出出资1000万元杀死史，后放弃杀人行动；2008年，刘维以广汉一加油站油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安排曾建军等人堵塞加油站入口，随意殴打加油站员工；1999年，汉龙集团下属小岛公司在工程开发过程中，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田伟带人对村民进行殴打；2000年10月的一天，刘维带人持枪在广汉市帕提亚大酒店的游戏机厅内借故闹事……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指控该组织寻衅滋事和多起欺压群众违法事实的证据。

　　在刘汉等10人案的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涉案的冲锋枪、“六四”式手枪等枪械以及制式子弹、钢珠弹等物证及照片。

　　公诉人指出，该组织非法买卖、持有枪支弹药数量很大，危害极大，后果极其严重。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

　　经济特征———通过多种非法手段形成强大经济实力；组织所获经济利益部分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以黑护商、以商养黑。

　　起诉书指控：从1993年开始，刘汉、刘维、孙某某等人先后在四川省广汉市、成都市、什邡市、绵阳市等地实施开设赌场、敲诈勒索、串通投标、骗取贷款等非法敛财行为。刘汉\刘维等人还分别依托汉龙集团等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不断获得巨额资产。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大量证人证言，以证明汉龙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向金融机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等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3493亿元、美元1.4亿元；出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证明刘维垄断当地赌博游戏机厅、河道采砂权，获利400余万元，通过暴力行为垄断广汉市赌博游戏厅获利数千万元。

　　法庭调查显示，被告人旷晓燕等人先后在境内邀约刘汉等20余人赴澳参赌，并安排被告人刘淼在澳门为赌客提供出码、换码等服务以获取洗码佣金。旷晓燕当庭供认，刘汉曾在成都向他支付赌债2亿余元，尚欠5亿余元。

　　在多个合议庭的法庭调查阶段，多组证据证明该组织利用所获利益，为组织成员提供逃跑经费、给予经济补偿、发放工资奖金、偿还赌债、购买住房和租房等，强化控制和维系组织生存发展。

　　检方指控，2002年5月，被告人桓立柱与仇德峰等人在成都“卡卡都”俱乐部与人发生争执后将尚东泉杀死。刘汉派人疏通关系，桓立柱、王宏伟在被关押36天后释放，仇德峰被判刑4年。

　　汉龙集团副总裁刘某证言称，“卡卡都案发后，公司没有开除他们，我记得公司一直在给他们发工资。”证人张某证言称，“仇德峰服刑后，我按集团领导的安排去给他送过钱和生活物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刘汉的保镖。集团负责出生活费，让他在监狱里过得舒服点。”

　　危害性特征———以暴力手段对当地群众形成心理震慑；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影响当地经济秩序；贿赂拉拢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保护伞。

　　起诉书指控：该组织通过打压竞争对手，垄断广汉市赌博游戏机厅等地下赌场；插手什邡市采砂行业，破坏采砂权的公平交易环境；在四川省广汉、绵阳、什邡等一定区域和部分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

　　2005年底，从事砂石经营的黄某欲竞拍什邡市马井镇金桥村河段采砂权，通过刘汉给刘维打招呼帮忙。后刘维安排手下到拍卖公司报名并交纳保证金，要求其他人退出竞拍。全场仅黄某一次举牌即以280万元的价格成交。

　　巩某某证言证明，其参加竞拍并缴纳60万元保证金后，刘维手下要求其退出竞拍。“他们扬言，举一次牌挨一刀，举两次牌挨一枪！”“几分钟后又有人打我电话，他说他是刘维，并说马井金桥河段竞拍是他哥刘汉的关系，叫我退出来。因此我没有去举牌。”“刘家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手下小弟很多，这次我要是不退出，不仅直接得罪刘维，还得罪刘汉。我敢得罪他们？命都没有了。”

　　检方指控并出示证据，证实刘维通过过年发红包，出资购车，多次给予现金、皮衣和手表等方式拉拢、腐蚀刘学军（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刘忠伟（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和吕斌（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原处长）的犯罪事实，以证明该组织一直寻求“保护伞”。

　　组织特征———人数众多，组织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分工明确，层级明确；具有不成文的规约和纪律。

　　公诉人指出，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刘汉负责决策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孙某某负责执行刘汉指示以及汉龙集团日常经营管理，刘小平负责汉龙集团财务管理，通过汉龙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经营活动聚敛钱财；刘维主要负责领导曾建军、陈力铭、文香灼等人充当打手或保镖，为该组织排挤打击对手。

　　公诉人当庭宣读被告人缪军的供述称：“刘汉是老大，公司员工要为公司的事敢打敢杀，出了事由公司出面搞定。人在外面躲藏，公司给发工资、费用。”

　　从公诉人与被告人缪军当庭的问答中，刘汉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与威慑可见一斑———

　　公诉人：你在归案后并没有马上供出刘汉的指使行为，有什么原因吗？

　　缪军：因为当时很害怕。

　　公诉人：怕什么？

　　缪军：刘汉黑白两道都能搞定，我不敢说。如果说了，我怕他出去以后，我家人生命受到威胁。我参与杀死王永成杀史俊泉，我和他们无冤无仇，是受到刘汉、孙某某的指使才去做的。杀害王永成的案子，搞得我妻离子散。

　　在刘汉等10人案庭审中，多名被告人的多份供述显示，为公司利益打架公司会管，有功的奖励、提拔重用，但当刘汉被史俊泉用枪顶着头威胁时，保镖张某某因不敢拔枪，不久被开除。

　　在刘学军等3人案中，公诉人当庭出示了揭示其组织层级的重要证据———刘学军的4本工作笔记。泛黄的笔记本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着刘学军从警期间，曾详细勾勒出了刘汉、刘维、孙某某、曾建军、陈力铭等人的层级结构。公诉人指出，刘学军包庇刘汉等人，未将该记录按规定提交归档。

　　公诉意见书指出，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犯罪组织，不仅符合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而且作恶累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依法应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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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激辩：刘汉刘维是不是涉黑首犯

　　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及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充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唇枪舌剑，就多个核心问题展开交锋。

　　———“组织成员互相不认识”，究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共同犯罪集合体？

　　被告人刘汉自辩：“敢打敢冲”等黑社会性质组织规约，是不存在的。熊伟被害案等故意杀人案件，唐先兵等人可能为了公司利益去实施了个案，但不能借此给我戴上“黑社会”的帽子。

　　刘汉辩护人：是否认定一个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其组织特征方面应以是否具有稳定性、严密性为判断标准。此案中，很多骨干成员相互不认识、组织领导者也不认识骨干成员，因而该组织不具有稳定性。这个案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它是多个人为各自目的而实施的多个共同犯罪的集合体。

　　公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无名称、可以不宣称存在、可以没有明显性质转变的时间节点、可以不履行手续、可以是主流社会不认可的组织形式。此外，组织成员不可能均处于同一层级，因而各成员之间也可能不认识。本案中，成员间不熟悉，充分证明了该组织管理严格、层级清楚、结构稳定，是一级管一级，上一层级安排的事由下一层级具体负责并实施。

　　公诉人：汉龙集团作为正规企业，有正常的企业文化。汉龙集团的广大员工是守法的。但大量证据证实，刘汉身边的保镖、工作人员大多好勇斗狠、身负命案，是暴力文化的感染者。这种黑色文化被刘汉企图以正常的企业文化所掩盖和混淆。

　　———能否认定刘汉、刘维是首犯？

　　刘汉辩护人：指控的12个罪名19起犯罪事实，这些犯罪行为都并非刘汉实施，他既未指使也没有参与。如果说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能是两个：一个是以孙某某为首的隐藏在汉龙集团内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个是以刘维为首的活动在广汉一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刘汉和刘维是亲兄弟，刘汉和孙某某在汉龙集团“搭班子”。这两个涉黑组织利用了刘汉的名声而已。刘汉是“被组织”，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公诉人：刘汉的客观行为足以证实其是涉黑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刘汉如果作为一个正当、合法的企业家，需要刘维提供枪支，由组织成员带枪保护吗？当被害人王永成只是扬言要炸汉龙集团保龄球馆时，刘汉不选择报警，而是指使杀害王永成，这难道不是涉黑组织的组织特征和暴力性特征吗？唐先兵、缪军等人为维护该组织利益持刀杀害他人后，刘汉等给予赞赏、资助并安排藏匿，这难道是对企业员工进行管理的正当做法吗？

　　公诉人：刘汉不仅是组织者、领导者，而且在该组织及运行、活动中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并直接组织、策划、指挥故意杀害王永成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尽管该组织在具体的犯罪中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但是整个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紧紧围绕着刘汉、刘维、孙某某三个人展开的。刘汉是其中关键的纽带，把整个组织紧密链接在了一起。

　　———是否必须“明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加入”才符合黑罪条件？

　　刘汉辩护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特别是要满足犯罪主观要件，才能为其定罪。对于组织成员来说，缺乏“明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加入”这个构成要件，就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

　　公诉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在被告人桓立柱、詹军、王雷三人案审理中，辩护人称：被告人进入公司时，并不知道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公诉人：三人作为刘汉的管家、保镖，跟随其多年，对刘汉、刘维等人实施的部分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刘汉、刘维、孙某某等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均心知肚明。即便他们开始不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但知道真相后没有退出，而是在组织领导下先后实施了非法持枪保护刘汉、故意伤害他人等违法犯罪行为。三人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了该组织领导管理，应认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

　　刘汉自辩：刘维的事与我毫无关系，他做过的事我不知道。没有伙同他人犯过任何罪。

　　刘汉辩护人：刘汉和刘维一年仅见几次面，刘维的活动他清楚吗？刘维派人保护刘汉，有的是公开保护，有的是暗中保护。刘汉让刘维走正道，合法经营。这都是亲兄弟之间的亲情。

　　公诉人：在组织中，刘汉负责决策、管理、指挥，更多体现在经济上、社会关系上的组织与发展作用，而刘维则是发挥武力保障与推进作用。他们在兄弟情谊之外，还有共同犯罪中“上令下从”的关系。两人在发展方向、地域上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在组织活动中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该组织成员多人均证实，“孙某某、刘维平时都听刘汉的，刘汉就是他们的‘哥佬倌’。”刘汉对整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协调、运转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对组织成员有绝对控制力，在组织的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中，指挥实施或事后提供支持，足以认定系组织者、领导者，应对全部组织犯罪承担责任。

　　在刘汉等10人案的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还就刘汉是否构成立功的行为进行了辩论。辩护人提出，刘汉被抓获到案后，向侦查机关提供了抓获刘维的重要线索等，应认定为立功，有从轻处罚情节。公诉人认为，作为犯罪嫌疑人，我国刑诉法规定应当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上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事实，属于应当如实供述的内容，不具有立功情节。

　　刘汉等涉黑案的各法庭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对多名被告人是否具有酌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等问题发表了辩护意见，并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公诉人也对量刑情节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庭审过程中，在大量证据面前，多数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歉意，恳请法庭从轻处罚。被告人刘维在最后陈述中说：“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接受法律对我的任何审判结果，还死者一个安息。”

　　（据新华社湖北咸宁5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