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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铁的”梁兴初儒将李天佑旗官丁盛“好战分子”钟伟虎将胡奇才“旋风部队”司令韩先楚战将刘震文武邓华威猛贺晋年黄永胜获赠“免死牌”“林罗刘”——刘亚楼参谋长解方“苏静能当十万兵”吴克华机断专行李作鹏当机立断徐国夫抢得先机“攻坚老虎”龙书金作者简介 张正隆，1947年出生，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著名军旅作家。中共党员。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解放》、《西部神话》、《战将》、《战争记忆》，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书籍目录 《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上册）》第一章 “打铁的”梁兴初 1．一身伤疤打上来 2．把刘志丹根据地“抓”回来了 3．“兔子吃鸡” 4．节骨眼上的胜仗 5．“宁当鸡头，不做牛尾” 6．黑山阻击战 7．“万岁军” 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战斗序列表第二章 儒将李天佑 1．一手大刀，一手驳壳枪 2．一个团打掉一个团 3．平型关战斗主攻团长 4．拿下哈尔滨 5．攻坚战 6．眼力 附：四平攻坚战战斗序列表第三章 旗官丁盛 1．“丁大胆” 2．“游击师”出手不凡 3．打烂的军旗 4．点了白崇禧的死穴 5．常挂在嘴上的是“作风” 附：衡宝战役战斗序列表第四章 “好战分子”钟伟1.成名战2.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3.头等主力师 4.雷霆万钧克沈阳 5.青树坪失利 6.性格决定命运 附：靠山屯战斗战斗序列表第五章 虎将胡奇才 1.大别山中放牛娃 2.恶战连连 3.撤职与擢升 4.土门突围 5.围点打援 6.歼灭“千里驹” 7.虎啸塔山 附：塔山狙击战战斗序列表第六章 “旋风部队”司令韩先楚 1.第一次战斗 2.别样的勇敢 3.出关第一仗 4.“他不知道我的厉害” 5.一个师打掉一个师 6.战争之神 7.战争中最有效的打击是出奇不意 8.运气 9.跨海之战 10.追赶战争 11.“从未做过政治工作” 附：海南岛战役战斗序列表《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下册）》第七章 战将刘震 1.“勇敢分子” 2.用脑子打仗 3.“连战连捷” 4.能啃硬骨头 5.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6.战争大学 附：锦州攻坚战战斗序列表第八章 文武邓华 1.书香门第 2.“文人和武士” 3.说“不” 4.指挥海南岛战役 5.预见到美军可能在半岛中腰部登陆 6.再说“不” 7.用胜利打开他们的嘴巴 8.天赐的宝贝第九章 威猛贺晋年 1.投笔从戎 2.猛将 3.剿匪专家 4.攻取隆化 5.赣西南再显身手 6.将军竹第十章 黄永胜获赠“免死牌” 1.跟着毛泽东上井冈 2.党代表罗荣恒 3.红星奖章 4.一直是军事干部 5.三战三捷 6.“这个黄永胜，真有一手” 7.浮沉 附：秋季攻势三战三捷战斗序列表第十一章 “林罗刘”——刘亚楼 1.又是政工干部 2.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3.名将之恋 4.司令部正规化 5.极具个性魅力 6.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 7.空军司令员 附：天津攻坚战战斗序列表第十二章 参谋长解方 1.大医医国 2.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的这么狠 3.忧国救国 4.韩解组合 5.志愿军参谋长 6.“主要对手是解方” 7.“外圆内方”第十三章 “苏静能当十万兵” 1.学生兵 2.“坐机关” 3.“抓人容易放人难啊！” 4.“密息” 5.高参 6.“联络员” 7.“我与林彪关系最密切”第十四章 群像：吴克华及其他 1.吴克华机断专行 2.李作鹏当机立断 3.徐国夫抢得先机 4.“攻坚老虎”龙书金 参考书目 关于采访（代后记） 特别鸣谢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军职简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一军团2师2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山东军区教导5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山东军区1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1师师长，6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10纵司令员，38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军长，20兵团代司令员，西海岸指挥所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一身伤疤打上来 梁兴初，高个，长脸，浓眉下一双眼睛不大，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最惹眼的是那张大嘴，上颚门齿前突，张不张口，都显一口大牙，早在红军长征时就得名“梁大牙”。 从山东到东北，好多人不知道梁兴初这个大号，倒晓得打铁的、铁打的“梁大牙”——包括战场上的那些对手。 1912年出生，1930年参军，家乡江西省吉安县陂头街，千余户人家都姓梁。梁家祠堂叫永慕堂，红4军总部曾设在永慕堂，毛泽东和贺子珍就在堂内成的亲。 小镇青山绿水好风光，那也只能是富人的目光。梁兴初的父亲是个篾匠，苦劳苦作，供他读了3年书，一病不起。这个家要塌天了，12岁的少年就成了顶梁柱，去到一家铁匠铺。五六斤重的大锤，一抡就是几个小时，直到3年后红军来了。 通红的炉火，铁锤砸在铁砧上的响亮，火星四溅中挥汗如雨。比那把大锤高不了多少的稚嫩身材，比风箱还沉重的喘息，脖子、太阳穴鼓突的青筋，好像随时可能爆裂开来。火星子溅在脸上，溅在赤裸、黝黑的瘦巴巴的肩背胳膊上。汗水甩进炉火里，在被锤打得通红的铁活上哧啦哧啦地溅起轻烟。 在后来打仗、不打仗的日子，在行军也能睡着的梦里，那个少年铁匠的影像，应不会不在梁兴初的脑幕上映现。那稍显的驼背，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也锤炼了强韧的筋骨和打铁的性格。 从通常被称为战士的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军时期的梁兴初一步一个台阶，都是军事主官。 1932年冬，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梁兴初荣获“模范连长”称号，并被授予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一种非常高的荣誉，获得者少之又少，只是今天我们已经说不出他这枚奖章的具体来历了。 之后不久，在于都河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红一军团2师5团9连连长梁兴初，率连猛打猛冲，将敌击溃，并顺势抢占制高点。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从头上穿出。毫无疑问，这是致命伤，可他仍在呼喊着指挥战斗。没人说得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这是个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血从头上、腮上流着，随着喊叫声从口中喷溅着，血人似的。直至打退敌人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才不支倒地，昏死过去。 官兵都说：咱们连长是铁打的。 铁打的也不行了，棺材都做好了，就放在后方医院的院子里。第三天夜里，有人听他喊饿了，要吃饭，大呼小叫说诈尸了。医生跑来一看，也吓了一跳。 个把月就出院了，他说谢谢医生，救我一命。 医生说：不是我救的，是你这人真是铁打的呀。枪伤，刀伤，手榴弹、炮弹、炸弹炸的，从头到脚，梁兴初身上伤痕累累，坑坑洼洼。 仅红军时期就负伤7次。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梁兴初和像他一样的开国将军，那时没这话。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投身革命的，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 本书写到的四野名将，大都是一身伤疤打上来的。后记 年轻时，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写，这20多年来基本就写报告文学了。 所以，这里谈的是关于报告文学的采访，苦辣酸甜都是实践中的体会。 1．弄虚作假就没命了 置身于作家行列，难免让写报告文学的人感到不伦不类，却也明白宣示这种文学样式除了虚构外，所有的文学手段都可运用。 《阿Q正传》中的阿Q，鲁迅先生说他是未庄人。未庄在何省何县？没人知道，是虚构的。没有未庄，何来阿Q？可不同时期的读者，多少都能在自己身边看到阿Q的影子。生活中并没有这个阿Q，他是阿Q式人物的集合体、典型形象——这就是小说与小说的真实。 报告文学就不行了。你写个什么人，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去到那座城市，找到街道小区门牌号，按响门铃，开门的、或进屋看到的，就得是他，确有其人，确有其事。 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从情节到细节，以及心理活动，都是具体存在着的、真实的。 1989年秋，我开始采访关于东北抗联的长篇，开篇就是“九一八”之夜。1931年的这一天，是农历8月初7，为上弦月。这天晚上是阴是晴，有没有星星和那弯痛苦地佝偻着的月亮？查阅档案资料，只在时任驻北大营7旅26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的一篇文章中，见到“夜暗无光”4个字。2000年春在黑龙江东宁县绥阳镇采访，见到一位93岁的7旅老兵陈广忠，他也说记不准了，只记得“那天晚上挺黑的”。 “九一八”之夜阴晴雨雾，军事上并无多少意义。但作为文学作品，有时免不了要写写夜色什么的。 1991年夏，在哈尔滨某集团军采访关于苏宁的长篇《血情》，赶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携影片《大决战之辽沈战役》，到那儿慰问参加拍摄演出的部队。听说我在那儿，摄制组的几个同志让我谈谈，我说感觉挺好，真的挺好，又让我谈谈缺点、毛病。 辽沈战役9月12日开始，这时田里庄稼是种收割与待收割状态，影片里的大地光溜溜的，连根庄稼毛也没有。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如今气候变暖，那时要冷些。可再冷，再乱穿衣，也不能像影片中那人那样穿棉衣、戴狗皮帽子呀？那是奔袭北宁线，别说白天“秋老虎”多毒了，就是晚上行军，那裤裆也一会儿就“抓蛤蟆”了。 还有攻打锦州外围据点配水池，墙上标语“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的“尔”，应该是繁体字的“□”。1987年夏，我实地采访时，还能隐约见到这个“雨”字。 我第一次被指为“失实”，是1981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第5期上的《力量》。那时发篇东西不容易呀，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杂志社来信了，说有读者来信，指出几处事实是“捏造”的。看信，对照作品，翻看采访笔记，想着采访时的情形，怎么也搞不懂哪儿是假的，那心里也怦怦直跳呀。赶紧报告领导，领导派人调查，结论是事实并无出入，有人对作品主人公(一位副连长)有意见，写了匿名信。 谈到我的某部作品，有人说：你要是弄虚作假，有几处硬伤，坐地就完蛋了。 其实，我也曾“弄虚作假”。 那时我在某集团军宣传处当干事已经11年了，集团军树的先进典型，我大都写过报告文学，所作所为都是事实，问题出在心理活动上。我是“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那时有句著名的“八字真言”，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事情没假，可先进人物心里怎么想的呀？有时就拔高了、弄假了。有些话也确是采访对象说的，任何人都难免时代的局限，那时报刊也不能不迎合“潮流”。而我为了发表作品上稿子，有时觉得不够劲，也弄出些不着边际的“高大全”的大话、空话。 夸大事实，编造事实，作者心知肚明，主人公也一样。看事迹挺动人，心理活动就悬天悬地腾空了。这属“高于生活”的说好话，主人公一般说不出“不”来，可读者的感觉呢？感觉好像挺虚空，不是硬伤，可文学就是一种感觉，总让人感觉不舒服，那还能读得下去吗？ 今天弄虚作假，还可能成被告，肯定败诉。 比之其他的文学样式，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魅力所在，弄虚作假就没命了。2．“怀孕”——采访自己 决定写个什么东西了，立刻把她揣进心里，我称之为“怀孕”。 记得是1985年兴安岭大山火前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封电报，要我到西藏采写篇东西，待下一封电报立即动身，直接到成都军区报到，再转赴西藏。 如今电话方便，家里放的，随身带的，天南地北全球通。那时不行。那时常拍电报的是上海《文汇月刊》，约个稿子，稿子准备发表在几月号上，也发个电报。我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打交道最多，这辈子就接到这么一封电报，感觉是十万火急。妻子给我收拾行装，我就把有关资料收集起来，往包里装，往脑子里吃，赶紧“怀孕”呀？结果等来的是军区转来的电话，不去了——刚怀上就“流产”了。 鲁迅先生说他把喝茶、聊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鲁迅是天才。我熟悉的作家中，有些人在我眼里也是天才。我不能说我。多么笨，一点悟性没有，但我确实没他们聪明、精灵。笨鸟先飞。我的办法是接受任务，或是决定写个什么东西，立即进入情况，从“怀孕”到“分娩”都全力以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 1984年初，我在北京改完一个中篇，《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陶泰忠，让我去山西写大寨。我说怎么写，他说实事求是。 如今50岁以上的人，谁不知道大寨呀？自上世纪60年代成为农业战线的典型，到“文革”结束，报纸、电台哪天不宣传学大寨呀？彻底否定“文革”，又批大寨。我觉得这个题材重大、敏感，有点拿不动，又有一种激动、兴奋，令人身不由己，就说试试吧。 他说，大寨当年被捧到天上，后来又被踹到地下，这两年销声匿迹，不知哪去了。所以，这个东西的题目中，最好能有“大寨”两个字。 我脱口而出：就叫《大寨在人间》。 他略一思忖：好，就这个题目。 刚“怀孕”，孩子的名字就起好了。 2000年春，黑龙江省东宁县武装部、宣传部，要我去写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我和妻子乘车前往，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哪转哪，写个什么东西呢？突然，想起日本国歌叫《君之代》，日本国旗叫“日之丸”——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完蛋一次了，如果他不认真反省历史，悔过自新，重走老路，还得完蛋。 我一拍大腿：有了！ 妻子说：什么“有了”？ 我说：书名有了，就叫《日之完》。 书名、题目，目者，眼睛也。文章的题目、书名，常常是画龙点睛、概括内容、表现主题的。没个好书名，有时拿起笔来就像射击找不到靶子、目标，不能三点成一线，会把子弹打丢了、打散了。 好名字来之不易，有个好书名，文章就活了，老高兴了。 是不是主题先行了？ 采访前从未去过大寨，可“文革”前就读过孙谦的《大寨英雄谱》。后来对大寨的上天入地，平时也不能说一点了解、认识都没有，只是没想过要写东西而刻意地“怀孕”而已。《日之完》也是一样，之前采访抗联，已经占有许多与之有关的素材、资料了。就是说，还未动身，就可以调动、发掘过去的积累、库存，已经开始搜肠刮肚地采访自己了。 任何人写任何东西，或多或少，都有个采访自己的过程。 作家常说“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原因之一是有丰富的库存，可以大量地采访自己。 3．一听二问三闲唠 写一个人，要采访许多与之相关的人，写许多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谁也不能代替将要成为笔下人物的采访对象的讲述。 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开头那是只能听他讲的。即便不是如此，我觉得仍宜先听他讲，而且尽量听他讲完、尽兴。像我多年来主要采写历史题材的军事文学，只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感觉，无论怎样海阔天空，都不离题。就算离点题，老人谈性正浓，也不宜打断。谈到激动处，往往语速很快，记不下来，也不宜截住话头，说你再重复一遍。他感情爆发出来，滔滔不绝，是最易出神来之笔的时候。断了兴致，坏了情绪，就得缓一阵子，效果可能差多了。断了话头，很多精彩处可能就出不来了。 采访到一个了解情况，记忆力好，又会讲故事的人，老高兴了。 有人当领导惯了，讲起来跟作报告似的。但是，战争毕竟是最实际的，通常迟早都会进人境界的。 听得差不多了，就问。 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时空与职业的差异，使得这个世界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太多，越来越多。笔下人物五花八门，就不能不对他们从事的职业、专业有所了解，起码别弄出笑话来。而那种年代久远的历史题材，对于你还未来到这个世界时的那个世界，则几乎一切都是陌生的。像东北抗联，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其斗争的悲壮、惨烈，斗争方式的独特性，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是常人、今人难以想象的。而且那时社会大众的衣食住行，别说和今天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像轨靴、大车店、铁匠炉什么的，还有关东山“三大怪”之类，以及一些方言土语。要把读者带进历史，首先你得“身临其境”。 同样的抗战题材，如果让我这个东北人写新四军江南抗战，要问的就更多了。 在《雪白血红》中，我写刘亚楼在苏联“啃了5年黑面包”，并未说明黑面包是多么粗劣的食品，一个“啃”字已经道白了。新华社一位驻前苏联资深记者写信，告诉我错了，黑面包其实是种挺高档的食品。 不懂的要问，有疑问的当然也要问。 同一个人谈同一件事，这次与上次谈的有时就有出人，通常为细节。几个人谈同一件事，有时出入可能更大，而且不仅是细节。就尽量再找些当事人，或者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或者以主要当事人的记忆为准，或者感觉哪个人讲话更实诚些，记忆力也好，可信度就高。实在搞不清楚拿不准，宁可舍弃。 上世纪80年代有部挺好的电影《归心似箭》，有抗联老人看出毛病、破绽了：那抗联战士在山里睡觉，怎么还盖被子呀？天大房子地大炕，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那时就靠火，没火，盖多少被子也冻死了。冬天树皮，夏天野菜，还得打仗，就算有被子，东跑西颠怎么背呀？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我读过许多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以及如何写作的理论文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无一事无出处”。其实，有出处并不一定是对的。你对你所描写的那段时空不熟悉，缺乏判断力，可能以讹传讹。而这里，睡觉嘛，当然要盖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着，观众也看不出破绽，可亲历者能看出来。即便亲历者百年之后，还有专家，还有明白人。 事无巨细，我不敢说我写的都准确无误，而只是经常提醒自己认真、深入，鞭策自己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必须为之努力。 对于可能引起争议的敏感问题，尤其要问个明白，抠得仔细。比如关于一次战斗、战役打不打，怎么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仁仁智智，公公婆婆，实在是正常而又自然的事情，你只是如实地记述了过程。但是，这个对了，那个错了，有人可能会觉得没面子，而过去通常都说是“党委决定”(这样大家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也就没有这本书了)。采访时一定要较真，尽量多找些知情人，找到当时的文电资料，务必有理有据，四脚落地。 相信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会和我一样，有时会有种进了“地雷阵”的感觉，有应对作品发表后各种反响的准备，包括打官司。有的问题敏感而无所谓，就权当它没发生，不存在，从这颗“地雷”旁绕过去就是了。有的就绕不过去，因为舍此历史就断了链子，天地良心也饶不过你。任何职业和行为，都须有一种操守和道德义务。这就要求采访时务必慎之又慎，尽力把来龙去脉，把事实搞清搞细搞准，落地生根。这就等于把“地雷”拆解了，它就变成“臭雷”了。即便踏响了，也伤不了人，起码使伤害降到较低水平。 “啃黑面包”，属不能引大多数读者发笑的笑话，至于观众看到影视上半个世纪前的街道、山野间，飘挂块被称作白色垃圾的塑料布，那就集体吃了苍蝇。而把一些比较大的史实、情节搞错了，那麻烦就大了。 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最好的办法是问人。一起参军的几个人呀，都叫什么名字，谁健在(可以去采访)，谁牺牲了，怎么牺牲的？刚参军时全班几个人，当班长时全班几个人，各自的性格特点，副班长是谁，还有排长、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还有当排长、连长时的上下左右的人。不可能都讲得那么清楚，各个时期也总会有几个印象深刻的人，有人就有事，有故事。 觉得实在没什么可问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就跟他闲唠。 任何采访对象，无沦是滔滔不绝的，还是茶壶煮饺子的那种，只要有相当阅历，又有条件，我都会采取这种方式。特别是讲述历史的老军人，几年、十几年的战争生涯，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没有遗漏。况且一些人几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过多少次了，已经形成一种套路，其中一些东西又是报告文学难以表现，或不需要的。提问可以启发回忆和想象，有时又无从问起。这种唠家常式的采访，意在拾遗补漏，常有意外收获。而且再善于说官话的人，在这样的闲唠中，也会表露出比较真实的内心世界。 这种闲唠式采访，有时半天一无所获，有时让你热血沸腾，惊喜连连。 一听二问三闲唠——我的采访三部曲。 4．什么叫“采访完了”？ 某集团军大连干休所有个抗联老人曹曙焰，1935年参加4军，4军西征失利后到7军。我是1998年3月知道的，即去采访，有空就去，一次半天。两年间采访多少次，我没查采访笔记，少说不下30次。每天上午8点前到，进屋坐客厅就唠，12点左右走人。 曹曙焰老人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但记忆力挺好，而且像绝大多数的战争幸存者一样，对战争年代的经历印象深刻。那是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命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事业，日里夜里梦牵魂绕的呀。 他是丹东凤城县人，在那儿过不下去了，10岁随父亲逃荒到黑龙江穆棱县，又辗转到密山县，在密山参加抗联。那时的“过不下去了”是个什么概念、状态？我请他谈谈他家的情况，几口人，几间房，几亩地，院子什么样儿，屋里什么样，地上、炕上、墙上摆挂些什么物件。从辽宁到黑龙江，你见过的最富的人家什么样儿，最穷的人家什么样儿。“家徒四壁”，过年了是不是也买几张年画，那时那年画上画的都是什么，等等。 问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问抗联的密营，怎么打鬼子，负伤了怎么办，老人讲得耐心、细致。密营里大都有缝纫机，问是什么牌子，样子与今天有何不同，他就不大理解，说抗联是打鬼子的，这些写书里有什么用呀？ 如今80岁以上的老人，称日本、日本人为“日本子”，称日本侵略军为“日本鬼”，管搞矿山的叫“矿山鬼”，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开拓团叫“开拓鬼”或“庄稼鬼”。开拓团是从日本来的移民，搞农场，种地。那是民间没有“农民”一说，种地的都叫“庄稼人”，种地的日本人就成了“庄稼鬼”。像曹曙焰这样土生土长的抗联老人，采访中常冒出些方言土语，像我这等年纪的人还能听懂。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如今港澳地区也提倡普通话，可我写抗联的长篇，那人物对话也是现代的普通话，岂不假了吗？ 采访回来看笔记，什么问题没唠明白，又引出什么新问题。每次采访完预定明天时间，要是隔上一段时间，提前打电话约定一下。有个细节不清楚，在电话中唠上半小时。后来老人耳朵有点背了，电话中听不清，就跑一趟。 曹老不止一次地说：哪有像你这么采访的，都把我榨干了。 这种“榨干战法”，某种意义上就是闲唠式采访。 所谓听问唠三部曲，不可能泾渭分明，特别是进入闲唠阶段。海阔天空，也不是漫无目的，而是心中有数，限定在一定的时空之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革”中的抗联老人，除了被冠上“走资派”及惯常的一些罪名外，比较普遍的还有“胡子”(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苏修特务”、“×修特务”。提起“文革”，联想这些，就可能再推开一扇、几扇遥远的记忆之门。 如果有读者与我一道采访曹曙焰老人，在曹老貌似平淡的讲述中，相信那体会、感觉只能用“闻所未闻”来形容。而令我兴奋的，则是又发现了抗联的一座富矿，而且这座富矿就在身边。 2005年退休前，我所在的沈阳军区创作室每人每年经费1．500元，乘飞机去趟广州，就得一路打工挣钱回来了。报告文学这个东西，大量的工作是采访，没钱就走不动。采写《雪白血红》，是上级给的任务，有文件，拨专款。抗联原本也是一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成了个人行为。当年抗联活动的地区有40来个市县，采访散落民间的抗联老人，烈士遗属、后人，当地了解抗联的人，县委党史办人员，每个县应个把月左右，吃住行得多少钱？一直打到底的抗联官兵，辽沈战役后许多人随四野进关、南下，大都身居大城市，从哈尔滨到广州，许多城市都有，这又得多少时间？还有写作、修改，100多万字的东西，也得两年左右呀！有出版社愿预支稿酬，也有公司赞助，可一听得这么多年，待到那时，人家干什么还说不定呢。 从1989年到2005年，16年问，除采访别的题材“搂草打兔子”外，采访抗联多为自费。到乡下采访，为了省钱，大冬天在县城租辆摩的，冻得鼻涕拉耷的。非典时期搬家，妻子划拉一堆各种票据，仅住宿和车票两项就5万多元，且不说还丢了多少。而我10年前每年的工资才多少？还得养活老婆孩子呢？ 抗联人本来就少，幸存者更少，像曹曙焰老人这样高寿、又能接受采访的，还要加个更字。我与曹老同居一座城市，换一次公交车就到了，省钱又省时。老人古语讲“丑妻近地家中宝”，而曹老当年是金子般的抗联战士，今天是金子般的采访对象，怎能轻易放过、不把他“榨干”呢？ 其实，所谓“榨干”，也就是说说而已。 一个人几年、十几年的战斗经历，在那不行军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的岁月里，就算每天都有日记，能无遗漏？把他榨干，怎么可能呀？ 身为军人，常奉命写作。写个中短篇，杂志几月号等米下锅呢，长篇出版社也有时间要求的。编辑打电话问采访完了吗，我说完了，其实什么叫“采访完了”呀？我非常尊崇穷尽一生干好一项事业的人，有些事是绝对值得大投入的。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与采访上投入的大小多少，绝对是成正比的。像东北抗联、东北解放战争、四野进关、南下这样的题材，方方面面的投入倘能再大些，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这些条件是很难得的。5．主人公已经去世了 1996年夏，有人约我为原人大副委员长、兰州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将军写部传记，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没敢立即应允。一个活接不接，有很多因素，首先是能不能写好，有几成把握。我喜欢在历史的硝烟中走笔，对韩先楚将军很是敬仰，对他率部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历程也了解些，让我犹豫、忧虑的，是采访的难度太大了。 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一个与你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一个因其社会地位而让你觉得有种无形的沟壑、墙壁阻隔着的人。这些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这个人已经辞世了，已经不能与之沟通、交流了，而且没有留下《自述》之类的佐证。 就是一个鲜活的人坐在面前也难“榨干”，这样一个人怎么“榨”？当然可以采访了解他的人，可那不就像没有黄豆榨豆饼吗？ 当时，我正在赶写《西部神话》，主人公是新疆一位部队转业的企业家。这年元旦乘机到乌鲁木齐，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别让我闲着就行。除他本人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外，还找哪些人采访，制定个计划，每天谈到半夜左右，谈了42天。 同样30多万字，写韩先楚的这本《战将》，采访用了两年。 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天南地北到处跑，去找韩先楚将军的战友、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等，当然还有家人。再去他的家乡，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他的乡亲。谁也不能代替主人公自己，可除此而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无论怎样抓紧时间，也像蜗牛在爬。 还像瞎子摸象。任何采访，开头都有个瞎子摸象的过程，只是不像寓言中的几个瞎子摸的那头活大象，而像摸一堆零乱的肢体。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也就不知道能组装个什么东西，只能边摸边琢磨。这是个脑袋，这是脖子，这还有条大腿，又摸到一只象牙，噢，原来是头大象呀。如果摸到的是其他有特征的标识性东西，比如像树权样的角，或是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那就是鹿，或是兔子。如果判断有误，本来是梅花鹿，却当成狼了，那就彻底毁了。 回顾“阶级斗争”年代，为了“紧跟时代潮流”，有时硬把先进人物往“纲”上“线”上拉，像把食草动物写成食肉动物，把人糟蹋了。 判断正确，组装无误，还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才能生动鲜活起来。如果把故事、情节，包括细节，比作一部作品的硬件的话，那么最难搞懂搞准的就是软件，即人物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字里行间的东西，无形，又无处不在。而对于一个已经不能与之交流、沟通的人，一定要找到曾经最亲近的、甚至可以与他无话不谈的人，并尽力将其“榨干”。 其实，就是主人公在你面前，也要仔细分辨他说的话，哪些是那种特定年代通用的套话，哪些是用今天的意识替代了当年的思维、观念，哪些确实属于他个人的、个性的。对于已经离世的主人公，这无疑更难。但你必须竭尽全力地逼近他，才能比较准确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 终于走进了、逼近了，那感觉就像在漫长的隧洞中看到了前方的光亮，会立刻激动、亢奋起来，整个身心都沉浸于一种快感之中。 有时又想扭头就跑。 6．陌生的题材 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让我写部关于辽沈战役的长篇(即后来的《雪白血红》)，我蒙了。一是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就像赶辆毛驴车，一下子让开大解放，能驾驭得了吗？二是和平年代的军人，不了解战争，除在报刊、小说、电影上了解点外，有关积累近乎零。待到接受任务了，想“怀孕”，又不知“洞房”在哪里。过去采访，就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径直去了。这回过去40来年了，当年的亲历者天南地北哪都有，出门都不知找谁去、往哪走。 1992年夏，正是中国房地产热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邀我为建设部写部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长篇。 我知道这种题材对我有多难。我的原则是，对于完全陌生的题材，轻易不要碰。但由于某种不便道白的原因，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结果，不光是瞎子摸象，还成了鸭子听雷。 我是炮兵出身，对步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兵等等，都不大熟悉，更不用说还有空军、海军、第二炮兵了。可对于有20多年军龄的军人，军旅中自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就像采访《雪白血红》，无论什么样的时空阻隔，毕竟也是军人与军人对话。而这次，接受任务前，我甚至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个建设部。采访伊始，赶上全国房地产业会议，在会前记者招待会上，问答者口中不时出现“楼花”两个字，我怎么也搞不懂这是两个什么字，旁边一位新华社记者给我写下了。“楼”与“花”，楼还有花？这两个字怎么还能连在一起呀？我望着他大惑不解，就觉得他跟我一样是个二百五。 真蒙啊。 中学时代，即得知“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是写人的。 可对他(们)从事的职业、行当，总得明白个六七八呀？ 半年多跑了6个省市自治区，采访几十位房地产企业家和官 员，采访笔记40多万字，后来写出副题为“中国房地产业纪实” 的《解放》，不到20万字。 一路买、收集有关资料，拿不动，一批批往家寄。从来都是写什么就收集什么资料，妻子、孩子上街见了也买，20多年了。 还要采访有关专家。这在许多时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这么干，是采访《雪白血红》，快结束了，有些问题不大懂，特别是些敏感问题拿不准，就去了军事科学院。这回请教的是建设部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在他们帮助下，赖在脑子里的那些个“蒙”字，好歹算请走了些。 采访《大寨在人间》时，就想给此前的大寨画上个句号。采访描写苏宁的长篇《血情》时，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我的体会是，采访完了，有点专家的感觉了，这个东西就有点希望了。 采写《解放》，始终没有这种感觉。 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天候地理，对手同为国民党军，其主将(杜聿明、陈诚、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薛岳)的性格、用兵特点，都不断变化，就有个不断熟悉的过程。至于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跨过鸭绿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阵，那变化就更大了。作家也一样，写完这个写那个，要不断地变换战场。现在让我再写四野和东北抗联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处理其他战争，或东北地区的题材，进人也会较快。如果是像房地产业这样的题材，冷丁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从头学起，那就难了，而且可能费力不讨好。就像一支没有重火器的部队攻坚，伤亡大，又难成功。 在田径场上比拼速度的项目中，人们把金牌连同鲜花、掌声，献给那个跑得最快的人。其实，落在最后边的那个人并未偷懒，有的甚至是最累的。 7．听听不同的声音 去大寨采访，开头没人理睬，许多人甚至躲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拒绝采访。 如今，记者、作家被拒绝采访，甚至被打，已不算新鲜事了。上世纪80年代前，没听说这事。那时出现在书报和各类媒体上的，几乎都是正面的好人好事。说他好还不高兴吗？孙子表扬爷爷，爷爷也高兴的。而大寨人不理睬我，则是因为我到那里时，“批大寨”高潮刚过，以为我又是去“批大寨”的。 那个年代找不到哪一群农民像大寨人那样，见过那样大的世面，又那样大起大落了，他们受的伤害也最大。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批大寨”，就是在“‘学大寨”热潮中被捧上天去时，绝大多数大寨人又怎么的了？不也照样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吗？“阶级斗争”年代，一些“罪该万死”的人，不也就是下放到农村当农民吗？ 那之后，在我经历的被拒绝采访中，有的人会说你要采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你要让他活了，我就没法活了。有人这样说着，会情不自禁地讲起来，讲着讲着，猛然醒悟，戛然而止。大寨人不属这种。他们不理睬我，除了误解外，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倾述，一旦爆发就不可扼止了。 我曾觉得我去的不是时候，其实正是时候。如果不是在那种历史的起落点上，而是在“学大寨”热潮中，听到的不也只能是几近千篇一律的东西吗？ 10多年后，我到处跑着采访一部长篇，采访工程近一半时，去见邀请我写作的那个人。他问我都采访了些什么人，我一一道来，被他打断了：你采访他们干什么？还想写吗？这两个人有问题，有问题！ 我说：写不写，怎么写，还不好说。人难免有缺点毛病，我想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 写个中短篇，容量有限。一部全景式长篇，就需要全方位展示了。还说东北抗联、东北解放战争和四野进关、南下这样的题材，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有何失误，失利的战斗，意见分歧，“路线斗争”，有的是不是能写？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有的叫你写也不能写。生活中有些东西是难以逾越的，有时愈是命运攸关的东西愈得回避，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如此。古今中外‘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省事了，而是仍要采访，有时甚至更要扎实、深人。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写，也得心里有数才行。像传记类通常要写写传主的爱情，你只听他和一些人讲，如果他也有另一面的东西，而你木匠斧子一面砍，有知晓内情的人，会骂你捧臭脚。你左顾右盼，心里有数了，再昕到“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什么的，写不写，怎么写，下笔就有分寸、底线，不至于写满了。 听听不同的声音，可使作品客观、公允，经得起历史检验。 采访《解放》时，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已经采访过了，印象挺好，想起件事还要问问，给市国土局打电话。负责安排我采访的那个同志说，我正想找你呢，这个人出事了，你别写他了。《解放》写了一半，山东省建委的同志来信，告诉我在济南采访的一位副区长兼房地产公司老总不能写了，腐败了。2003年夏，我在报纸上看到11年前采访的深圳市长助理、后来事发时为副市长的王炬，被判刑了，也腐败了。 感慨之余，找到《解放》，把写王炬的几页看了看，感觉是被掮了一记耳光。 有时受邀写作，谈条件时就说：我希望能够听听不同的声音。 有些时候，这是不易做到的，有些责任也不是作家能负得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尽力，可以不负责任。 8.采访工程过半，作品就要成型了 开头采访听不懂，逐渐明白些了，听进去了，素材在脑子里活起来，就像孕妇感到胎动。 采访工程近半，或过半，作品就该成形了，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个什么东西了。如果这时仍然心中无数，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采访仍是被动的，盲人骑瞎马般不知所终，而任何采访都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待到回家坐在书桌前，再把主题、构思琢磨出来，会发现采访到的东西，能够用得上的不多，用不着的倒弄了一堆。 主题、构思出来了，听采访对象谈着，就知道这件事应该放在哪章哪节了。这时仍不能自己觉得缺什么就问什么，直奔主题，仍要放开谈，多找些人谈。因为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在素材占有上，越贪婪越好。打个比方，木匠打个衣柜，需要12根方子，你有24根、48根、96根，可随意选择，挑最好的，打出那衣柜自然美观、耐用。 采访中，思想的轮子一刻不能停歇，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兴奋状态，一种酝酿、孕育的过程。 人不是录音机，只管把声音录下来就行了，耳听手记，眼睛也不能闲着。忙里抽闲，把采访对象的肖像画下来，有特点的部位是什么，习惯动作是什么，激动起来什么样子。客厅墙上一幅条幅，或是别的什么物件，可能引出一个故事。回到住处吃完饭，再翻看采访笔记，想想明天的话题，来回路上也得琢磨。而最根本的是，我到底要写个什么东西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摸到了“大象”的“象牙”没有呀？作品未成形前是最紧张、焦灼的。终于摸到了，悟出来了，应该轻松些了吧？不行，还得不断地否定、逼问自己：你真的逼近了事物的本质的真实了，就是你确认的这一个吗？万一偏了、歪了，甚至错了呢？ 谁也不能没有情感、偏见。而同一件事，被搞得面目皆非，或者截然相反，我们这代人是见识过的。 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我的感觉是采访工程结束了，就仿佛听到婴儿的啼叫了。 9.“四快一慢” 自1987年以来，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干休所进行的。 什么时间钓鱼、练书法、打门球、打麻将，身上少有不带伤疤的离休老人，生活挺有规律，有的雷打不动。80岁左右的老人，谈话也累，特别是跟我谈话。回忆战争年代，容易激动，血压升高，失眠。所以，每个老人只谈半天，不能连续作战。到一座城市采访，手头有10个采访对象，彼此串开，才能大体保证上午、下午、晚上都有活干。每天采访3个人，提前排定时间，头天晚上再打电话确定一下。还要有“预备队”，物色一位身体好，又爱谈，且随时可谈的老人，不然有人临时变化，那半天就放空了。 采访、写作，没有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作家这个职业，完全是个体劳动，不干活就是罢自己的工。我爱看赵本山的小品，每年春晚该他出场了，妻子就喊开始了、开始了。她有提前量，我得把一句话，或一个自然段写完哪？结果难得有看到头的时候。 2002年7月的一天，有个问题还要请教曹曙焰老人，打电话预约时间。接电话的是曹老的夫人，说他“走了”。几个月前还谈过，挺健朗的，一时间竟没明白“走了”的意思，还问“去哪了”。 同年底，为写《枪杆子：1949》，去广州采访20多位老人，记忆、谈吐都好。不久前，广东电视台为庆祝建国60周年搞台节目，再找这些老人，还能接受采访的只有两位了。 老红军(包括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抗联)90岁以上，老八路80岁以上，参加解放战争的不应低于75岁——想想自然法则？ 抢救历史！ 我永远忘不了最先率团冲进广州的两位团长。都是山东人，老八路，一位很健壮，另一位就差多了，肌肉松弛，嘴唇兜不住口水，谈话时口水顺嘴角流。最后一次采访，老将军拄着拐杖，颤巍巍送到大门口道：小张，你回去快点写呀，不然我看不到了。 而天南地北采访抗联，有的抱病跟你谈呀谈呀。最早采访的，距今已整整20年了。有人可能早就想了，这人怎么光采访，不写东西呀？ 广州那位让我快点写的老将军，本来应该看到那本书的，因为我一点也没耽搁，很快就写完了。而关于抗联的这本《热雪》，如果不差钱，一口气儿采访几年，也早写完了。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有个“四快一慢”(即“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了“追击时要快”，“一慢”是“总攻发起时机这一下要慢”，“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再打。”)，我觉得用在采访上也行。一是进入情况要快，赶快“怀孕”。二是腿脚要快，你得到处跑呀。三是记录要快，慢了不行。除重要、敏感、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外，一般我都不录音，就是笔记。不然，采访省事了，回家后还得用相同的时间听录音，谁受得了呀？四是构思要快，尽快明确写个什么东西，搭好架子。当然还可以有五快、六快、七快。一慢，就是在采访上一定要舍得花时间，采访时节奏快，把时间填满，不能慢慢来，把时间放跑了。但在宏观上，一定不能着急，草草收兵。写作报告文学最不能吝啬的，就是花在采访上的时间和气力。 记者下午采访，明天就得见报，新闻嘛。报告文学，特别是历史题材，几十年前的事，你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素材，看谁走进历史更深，距本质真实最近。 写作报告文学，需要责任感，需要激情，也需要一种平常心。特别是历史题材，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只要采访到位，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比较原汁原味地描述下来，甚至不需要刻意地去做什么，即是创作，即能出新了。 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是红卫兵、下乡知青、参军，再无求学机会。80年代中期兴起自修、函授热，大专、本科、研究生什么的，给同事写了些考试作文，自己却无动于衷。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我绝对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八路，理论根底很浅，以上谈的尽管是些关于采访的ABc，也难免谬误。能够断言不谬的是，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是绝对与采访中下的气力成正比的。 10．关于这本书 一、四野战将如云，本书写了13位名将，在第十四章《群像》里还简要写了4位。当然不止这些。自1987年采访《雪白血红》后，一些将军虽未谋面，也逐渐熟悉些，生动鲜活起来。有的由于各种原因，采访、收集素材、资料较少，难以成章，有机会当会继续采访，再写。 二、本书所写名将，不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皆在于占有素材、资料的多少。即便篇幅最长的，最能表现其名将风采的情节、细节，有些很精彩的东西，可能也被历史湮没，无从知晓了。 三、前面说过，笔者曾为韩先楚将军写过一部长篇《战将》。他是当之无愧的四野名将，本书少不了的。这是需要说明的，并向买了看了《战将》的读者致歉。 2009年3月27日 大连媒体关注与评论 兵民是胜利之本。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9页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6页编辑推荐 《念念文化•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套装共2册)》用《史记》列传笔法写就，参考史料文献来源可靠，对传主本人及知情者的采访充分详实。文字通畅优美，细节感人生动。十几个传主看似没有联系，实则全书内在统一，通过对四野名将的书写，达到书写战争、书写历史的高度，是一部难得的军事文学力作。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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