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土曼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为坎土曼写过这样的诗句：坎土曼巧兮握在手，搬得沙丘兮变田畴。圆圆铁镜兮照日月，长长木柄兮写春秋。引来雪水兮酿美酒，挖出稻菽兮满仓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坎土曼敲醒了亘古不变的荒原，让绿洲绵延千里，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工具，而成为一种爱的图腾、生命的象征。

如今，虽然机械化作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但在新疆的农村，坎土曼依然是农民手中的最爱。喀什市有一个“坎土曼巴扎”，“巴扎”意为市场，这里出售各种铁制品。很早以前，只能加工坎土曼，现在能加工、制作的铁制品越来越多，从木门上的铁环到驴蹄子上的铁掌，再到各种农具等，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犁

犁是每年开春最早与土地相会的农具。

寂寞了一冬的闲田，在冰雪尚未完全融化的时候，迎来了犁的问候。那一道道渗透着肥料的犁沟和翻新过的湿土，就是它们奉献给犁的灿烂笑容。

远在西汉时期，新疆就从中原引进了直辕式铁犁和牛耕技术，用于开荒屯田。请看《西域图志》有关于犁的记述：犁梢犁底一体，靠人扶压掌握方向和耕深，铧无犁壁，只可发土，不能翻垡，耕深8～12厘米，二牛一人日耕地3～3.5亩。

新中国建立之初，农村生产工具极缺，尤其是犁。和田、叶城、疏附、温宿平均每6.8户或每7.8个劳动力才有一架犁。

1950年，新疆军区从苏联购进28号开荒双轮单铧犁5998架、23号犁和25号犁1518架。1950～1952年，地方系统共购进新式农具6000余架，也主要是犁类。1953年开始，新疆先后建立起各级半机械化农具制造工厂，如新疆机器厂、喀什农具厂，以及地州县和兵团农业师农机厂。自制新式计5时步犁、7时步犁、23号犁、25号犁、28号犁、中型双轮双铧犁、2-23号双轮双铧犁、2-25号双轮双铧犁、2-28号双轮双铧犁、H-20喀什犁。为了边疆的建设，新疆军区后勤部军工部等单位，加班加点自制犁铧、锄头、铁耙等10万多件。此后，政府继续加大农业机具的投资与供应，至1954年底，全疆平均每1.3户拥有了一架犁。

新式犁的应用，对农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通常情况下，旧式二牛抬杠日耕3~3.5亩，耕深8～12厘米。用双轮双铧犁日耕8~10亩，23号单铧犁日耕4～5亩，耕深16厘米以上。1953年，伊犁农民用23号犁耕种的小麦，比土犁耕种增产l倍以上。

1955年12月，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对吐鲁番县雅尔湖乡四村肉孜·吐尔迪互助组调查，200亩棉田施肥和管理条件大体相同，其中用新式犁耕的四五十亩，每亩产量105公斤籽棉，比土犁高25公斤。自治区农业厅经大量调查确认，一般新式犁比土犁可增产20%。

在新疆石河子市最醒目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雕塑———3位裸露身体的垦荒战士，奋力拉犁的姿态宛若3头拼命向前耕地的黄牛。那就是著名的《军垦第一犁》。它不仅记录了第一代屯垦戍边战士的艰难与顽强，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与毅力，也被人们视为这座从沙漠到绿洲城市的永久标志。镰刀

回顾上世纪秋天的田野，最熟悉的农具莫过于镰刀了。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里，最动听的歌曲，便是镰刀收割时“嚓嚓嚓”的声音。氤氲着麦子与稻谷的清香，我似乎嗅到了热腾腾的馒头与米饭的味道。

新疆镰刀的起源，始于民丰县汉代尼雅遗址出土的那把木柄前端嵌铁刃的物件，其形状酷似今天山西等地收割小麦用的可换刃镰刀。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官府从南疆迁移一批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屯田时曾配发过，其中一种小镰刀重9两。《西域图志》记述的镰刀“形如曲刀，头柄皆铁”，是拨镰的一种，也是迄今使用较多的弯月形大镰刀，广泛用于收割小麦、水稻及牧草等。

与坎土曼和犁一样，在一穷二白的时期，镰刀也是极其缺乏的。当时两个劳动力平均还不到l把镰刀。政府不仅从苏联购进镰刀3.45万把，还拨出钢材统一制造。另外，一边想办法解决镰刀的供需矛盾，一边积极推广新式农具。从通过少量购进摇臂收割机开始，到自己生产制造，1962年新疆摇臂收割机就达0.62万架。1966年后，自治区贯彻“机械化与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继续增加新式农具的生产和供应。1980年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式农具有增无减。

虽然上世纪50年代初，新疆军区就率先从苏联购进７台康拜因，但一直没有得到普及，可能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在我的印象中，70年代以后，新疆才陆续有了康拜因收割小麦。这种叫“东方红”的联合收割机能够一次完成谷类作物的收割、脱粒、分离茎秆、清除杂物等工序，从田间直接获取谷粒。

如今，随着农业生产全面实现机械化后，各种先进的联合收割机在田野上大显身手。旧时的镰刀，成为了人们永久的追忆。

来源 / 中国粮油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