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名诗人的创作转型

        郭沫若

        艾青、田间、臧克家

        冯至、何其芳

       二、两个诗歌流派

     （一）九叶诗人：40年代，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九位青年诗人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集结”，探索“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试图用“现代白话”表达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在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入当代后，这个流派或者诗歌群体不复存在，穆旦因为参加中国远征军在1958年成为“历史反革命”，唐祈和唐湜成为“右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述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这九位诗人从此获得“九叶诗人”的命名。

      （二）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在艾青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希望》等刊物为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内战中的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风曾主编过系列《七月诗丛》，1981年，绿原、牛汉编的《白色花》收入20位七月诗人的诗歌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七月诗人的领导者胡风的文艺思想进入当代以后受到排斥与批判，七月诗人也受到株连，失去了发表诗歌的机会。

       叙事诗

       长篇叙事诗在十七年异乎寻常的“兴盛”。众多名诗人加入了长篇叙事诗写作的行列。据统计这一时期的长篇叙事诗有近百部，其中不少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长篇叙事诗的题材主要包括两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主要有李季的《杨高传》，它包括《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和《玉门儿女出征记》三部，前两部以阶级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为背景，写出了主人公杨高和崔端阳的追求爱情与幸福的个人命运。第三部则描写主人公在建设时期的新生活。田间的《赶车传》，作者力图将这部长诗写成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寻找乐园的史诗。臧克家的《李大钊》，这是一部李大钊的“诗传”，作者想以此表现出主人公“伟大而平凡，严肃而又活泼，政治原则性很强但很容易使人亲近的形象”。艾青也力图改变自己，写出了表现浙东抗日游击队的《藏枪记》。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讲述的是50年代初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叛乱和平息的故事，这是十七年间受到较高评价的长篇叙事诗，其艺术结构气势恢宏、庞大，情节展开从容，人物性格刻划成功，被称为“诗体小说”。白桦写了他自称“诗体故事”的长诗《鹰群》，描写滇康边境一支藏族骑兵游击队的成长过程。郭小川在长篇叙事诗上也用力颇巨，写了包括《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的“爱情三部曲”，还写了《将军三部曲》与《一个和八个》。这些作品也都是写战争年代的生活，但与大多数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是，郭小川力图在作品中表现一些具有个人色彩的思考，其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有比较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曲折情感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一个和八个》写的是一个被怀疑为敌人派遣的奸细而被投入随军监狱的八路军干部在复杂形势中所受到的严峻考验，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道意识。作品尚未发表就受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得以公开发表，后来还被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政治抒情诗

       广义上说，十七年的诗歌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全都可以纳入政治抒情诗的范畴。但这里还是将政治抒情诗作狭义的理解，强调这一诗歌体式内容与当时政治理念的直接联系。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影响最大的一种诗歌体式。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年代。政治抒情诗植根于这个年代人们对这一种新的政治现实的热情幻想。它的兴起与新中国的诞生几乎完全同步。比如，郭沫若正是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新华颂》，胡风也是在1949年底到1951年初创作了《时间开始了》。前者以中国、人民、阶级、专政、中共、领袖这些直白的政治语汇构建了一首政治抒情诗；后者则通过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重大历史场面，象征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

        贺敬之在为《郭小川诗选》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论述了十七年中国政治抒情诗的诗学：“作为社会主义的新诗歌，郭小川向它提供的足以表明其根本特征的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和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

        政治抒情诗以歌颂新的国家形态、表现新的思想观念和抒写当时的重大事件为主要内容。对政治抒情诗内容的最高评价往往是说它表现了时代精神。对政治抒情诗人的最高评价则多是称之为“战士和诗人”。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1954）、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七首组诗（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1963）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贺敬之和郭小川则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人。

        艺术上，当时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强烈的政论性，这是由这一诗体的内容决定的，政治抒情诗以诗的形式承载政治的内容，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具体表现为诗中常常出现融形象和哲理为一体的警句。二是楼梯体的形式，这种诗体形式来自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但融进了中国古典诗赋的排比、对偶、铺陈的技巧，具有明快、直白的特点，易于传达思想；其本身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则适合阅读和朗诵。三是高度的煽情性，这些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说服，说服读者认同诗人表达的思想观念，但又不能局限于理性逻辑的推演，所以必须借助情感效应，强化情感的打动力。

       少数民族诗歌

       如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整理的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写的是美丽的撒尼姑娘阿诗玛不畏强暴，不屈抗争的故事，在艺术上充分运用山歌“盘”与“绕”的传统手法。长诗曾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并被改编成多种剧种，还被葛炎、刘琼编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韦其麟依据壮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写的是壮族青年夫妇古卡、依娌与土司斗争的故事，发表后曾被《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转载，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陈清漳、赛西、芒 牧林整理的蒙古族叙事长诗《嘎达梅林》是以蒙古族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写了内蒙王府一个下级官员（职位名称梅林）嘎达率领蒙汉民众起兵暴动的故事，长诗保留了蒙古族诗歌传统四句一段的整饬和重叠复沓的民族特色。刘绮、王松整理的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写的是傣族青年召树屯和南诺娜悲欢离合的故事。白桦也根据这一题材创作了长诗《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