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处在宋明法律转型发展的关键点上，其法制状况值得慎重对待，可惜今人对其关注不多，与其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日本著名法律史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所撰《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文无疑具有开创性。他认为，因律典权威动摇，《元典章》才应运而生。为了应对日常事务，宋元司法者开始主动学习律法，形成了官、吏、民三种法律知识体系，可称之为法学、吏学和讼学，以此进一步考察《元典章》之问世成因，从法律文本结构、法律运作技术以及法律人知识构造重建宋元时代的法律图谱。

　　由宋至元的法典编纂新体例之形成

　　宋代敕律并行，尤其是敕所确定的刑罚从根本上动摇了正律设定的刑罚体系。折杖法和刺配刑及其表现出来的“律轻而敕重”现象，使得体现儒家正统思想的律陷入困境。“敕”能因应时代发展，对律未曾涉及的犯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确立新刑罚，例如对“私盐”犯的惩处。这种通过敕来顺应刑法时代发展的权宜办法在后来影响甚大，《元典章》和《大明律》均加以继承，这意味着唐律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金代《泰和律》大部分沿袭唐律，看似复活了唐律，但其继承的是宋代折杖法的新刑罚体系，且将宋代敕所规定的不能载入律的条文以敕条的名义颁布，显然采取的是与宋代同步的法典模式。元代起初对《泰和律》进行了重大调整，创制了“加徒减杖法”，但新旧刑罚杂糅，例如《大元通制》内容驳杂，敕令格式和断例互相混杂，于是制定新律的呼声甚高。

　　《元典章》应运而生，并未受到宋代以来敕令格式分解编撰体例的影响，而是独辟蹊径，按照六部、六房所管业务分类汇编。最早是江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为《元典章》的编写提供了素材，可谓务实之需，而后经书肆出版发行。因其实用，《大明律》颇受影响，造就了明清法典的六部体例新模式。

　　新式审判机制与《元典章》出台之由

　　地方主动整理编纂法条，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司法的参照适用。司法适用离不开审判主体和程序设计，宋代审判须经巡捕（捕盗）、推鞫（勘鞫）和检断（检法、断刑）三个阶段。最后的判决先由判官和推官制作文书，然后由知州写判语，并以连署的形式发布，共同承担责任，这是元代圆署制的萌芽。死刑案件则由州提出奏裁，再由大理寺、审刑院（仅存一段时间）和刑部复审，宰相府中书亦可参与，最后由皇帝定夺。中书和门下参与审判，又成为元代中书省统管全国司法的萌芽。宋代这一审判机制被称为“鞫谳判分司”，且确立了“翻异别勘”制度，以确保“据证定罪”的准确，翻异（犯人推翻原来的口供）时在场官员共同签名作证，称为“聚录”。同时发展出“封案与拆案”即延缓执行和撤销案件制度，形成了相当人道的审判体制。

　　这一“先进”体制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胥吏参与，为避免胥吏介入之害，宋代特颁布仓法（重禄法），向关键衙门的胥吏发放薪俸，“高薪养廉”。元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吏二途并列的用人机制，地方衙门均配置长官、正官、首领官和吏人四类官僚。除此之外，元代利用这一用人政策，还制定了适用于军民官、僧道官等特殊领域的约会审判制度，是对圆署制的拓展。元代的狱官独立于路府州官之外的行政官僚，直属于廉访司（御史台），有权单独主持犯人伸冤，发挥了与宋代推鞫检法分离设置的相同效果，这是元代独创的司法监察模式。

　　宋代之前，“法学”群体是全面把握的儒家官员，以经学作为底子探究律义，可谓“法律市场”的“道德型领导者”；“吏学”群体是具体办案的胥吏，类似于“法律市场”的“技术型管理者”；“讼学”群体是专门辩护的讼师，乃非官方的“法律市场从业者”。三者之间泾渭分明，各司所职，各取所需。官员只需精读圣贤书，即可执政一方；吏员只需精通律法，为官员提供实施方案和法律依据；讼师则是为了糊口，以利益为重，是欲入官场的失败者，但不愿屈身为吏的职业选择。宋代以来，朝廷颇重视法学知识的掌握和考核，律学和经学同等重要，形成了儒吏并重之风。元代继承之，官吏体系统一，士大夫愈发看重实用的律学而不重视经学。儒士逐渐胥吏化，科举几乎停滞。士大夫的“法学”和胥吏的“吏学”几无区别，皆注重实用断案，不考律义，这就是条格和断例成为元代基本法源的根源。而在江西等兴讼之地，讼学兴盛，与儒学、吏学难分。在此契机下，地方官府在胥吏的帮助下编纂的《元典章》既能被中央儒学高官接受，又能被百姓讼师看好，故而能广泛传播且流传后世，成为经典。

　　宫崎先生宋元法制研究之独特创见

　　宫崎先生以上关于《元典章》的论断，无疑给当下不太热衷元代法制研究的学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宫崎先生通过对法制文本的细致爬梳所得出的结论，冲击了中国法律史的传统观点，让我们注意到了宋元明法制与唐代法制的不同及其连续性。

　　总体而言，宫崎先生对宋代法制的创造性研究有以下几点：宋代“敕”的兴盛部分基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刑罚改革需求，这是超越了以往单纯从政治视角分析敕之地位变化的创新观点。宋代除设计了鞫谳判分司，亦早关注侦讯（巡捕和推鞫）分离。同时，州狱和狱官承担侦察职能，在没有设狱的地方不能进行事实调查。路级司法长官——提点刑狱司只能监督州，但不从事推鞫（事实审），仅负责案件覆核（法律审），因此未配备狱官而只有检法官。这对我们了解古代侦查运作机制颇有帮助。在履行司法职能时，州级长官——知州直接对天子负责，并不是中央和路级司法机构的下属。而胥吏领薪，与入仕为官的士大夫开始一体化，为宋代司法庞杂但精密的体制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

　　在此基础上，宫崎先生以元代对宋代法制的扬弃为中心提出了以下观点：其一，宋代的鞫谳分司的理念在元代并未消失，而是进一步发展出狱官与行政官分离的体制，可谓殊途同归。其二，元代中央司法机构取消了大理寺，但史料称之为“法司”的机构不可被忽视，虽然暂时无法对其深入研究，但已是对通说的补正。其三，《元典章》之所以在江西兴起，是因为江西讼学发达。相对安定的江西社会让庶民乐于花更多的精力来主张权利，官府在缺少国家实用的法律供给前提下只能自主创新。加上江西人朱熹自南宋开始将儒学和讼学结合起来，并通过书院体制在相对和平的江西地方乡塾传播，取得了广泛的启蒙效果。于是，官方与民间的法律知识相互融合，较易形成立法共识。其四，通过《元典章》的视角可以看到元明法制的继承性，唐律并未一直影响到明清。如果说唐律是自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法律儒家化以来形成的，体现中央皇权贵族意志的法律成果的话，那么自中晚唐以来形成的新法律体制，沿着宋代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到元代便形成了以《元典章》为代表的，体现地方官吏庶民意志的法律成果。清代则将二者合二为一，综合为用。

　　宫崎先生研究之疑问及其观点反思

　　当前，元代法律史研究者较少，成果稀见，且缺乏大历史观下的精细考证，宫崎先生的上述研究至今仍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因该文属于宫崎先生早年的成果，有些观点未作详细阐述，引起误读在所难免。加上论证主要以静态的法典文本为基础，未能关注法律的动态适用过程等，当有以下四点需要商榷：

　　宫崎先生认为进入宋代以后，近世性质的个人本位主义兴盛，然而家族意识到南宋之际依然高涨，这一判断并不足以让人信服。而且，宫崎先生过于抬高宋代的人本主义对法律发展的影响，他将宋代尊重人命、重视刑法视为尊重个人尊严的一种表达，这样的判断过于现代化。此为其一。国内学者认为宋代是敕律并行，“以例代律”而非“以敕破律”。宫崎先生的立论基础恰是“以敕破律”。若“以敕破律”的论断被推翻，宫崎先生认定“敕”在刑罚史中的特殊地位便不攻自破。此为其二。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萎缩，后世对宋代发达的民事法律成果并未吸收，专制皇权的加强成为明清统治的基础。宫崎先生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重利轻义”的思想作为元代法律变革的基调，以此来解释宋元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有些与事实不符。此为其三。

　　如何解决“法随时而变”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引起的刑罚变革需求，是决定律典体例和内容变革的关键因素。历代对此处理的方法有多种，清代通过不断修例来确保律例合编体制，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是宋代用变通性的敕令格式和断例也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宫崎先生并未说明《元典章》或者《大明律》的编撰体例选择才是最佳方案。此为其四。

　　以上四点仅供未来研究之反思方向，笔者认为其丝毫不能抹杀宫崎先生对《元典章》及其宋元法制地位研究的创见之功。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