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

缴获：“ 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

自产如此，那么缴获又如何呢？虽然流行的说法是“这个时期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为主”，但至少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延安高层并没有这样的设想。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等人代表中央军委，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时，所指示的“主要方法”，不是缴获，而是“自己造枪。”④

直至1941年，中央军委仍在给各根据地的指示中，一再反复强调对日作战，消耗与缴获的不成比例：“ 在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 ，而国民党不会再发弹药”，“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 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 ”，要求各根据地重视兵工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据此指示：“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要集中力量“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并警告各主力部队及各根据地：“假若……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⑤

至于在对日作战过程中，中共部队的缴获与损失的总体数据，迄今未见统计材料。不过，也有一些具体的战报可供参考。譬如，“太岳纵队”曾参加百团大战之“榆辽战役”，其战报显示，此役，该纵队共缴获敌军步枪21支，迫击炮1门，八音手枪1支，步马枪子弹1240颗；共损失步枪45支，手枪1支，驳壳枪1支，消耗步马枪弹21236颗，驳壳弹1130颗，轻机枪弹14971颗，重机枪弹6727颗，手枪弹1002颗，迫击炮弹58颗。损失的枪支，是缴获的两倍，而损失的弹药，则是缴获的30余倍。⑥

然而，另外一些数据显示，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武器弹药的缴获方面，似乎确实相当可观。譬如，有统计称，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八年间，八路军共缴获步骑手枪20.7万余支，炮955门，机枪1106挺，炮弹1.68万发，步枪手榴弹369.77万余颗。⑦如果承认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那么，这些缴获，很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对伪军的打击，以及与国民党“顽军”的摩擦。

此外，前引中央军委的指示，反对集中力量制造步枪、机枪、炮等武器，相反，要求各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的兵工建设，以翻造子弹、生产手榴弹为主要工作。何以如此？129师的一份抗战前四年战斗损耗比较统计表，部分提供了答案。据该统计表：在枪支方面，自1937年至1940年，缴获与损失比，依次是：3/1、8/1、5/1、1/1（强）。而在弹药方面，其缴获与损失比，则依次是：1/3、4/1、1/8、1/4。除1940年因日军扫荡而而导致枪支缴获与损失入不敷出外，其余三年，枪支的缴获，一直远大于损失；而弹药则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弹药的缴获，远远跟不上消耗。这大约也正是中央军委在1941年前后，要求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的缘故之一。⑧

1938年秋季反围攻，青纱帐里的八路军骑兵团

收编：山西新军起义，一次性带来“好枪约二万五千支”

在抗战初期，收编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其相当重要的武器来源。最初是收编民间武装，如在冀鲁豫边区，“首先争取与动员有武装的农民或土匪，改变为脱离生产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此种发展方式，尚带勉强性质，所以发展容易巩固难。不过由于他们来时带枪，洗刷或逃亡时‘人走枪在’，‘退人不退枪’，于我武器扩大无损失。”再如“平西抗日游击队”，最初乃是青年党人赵侗所领导，地下党组织打进去后，“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 ”，最终使得赵侗不得不放弃前往太原投靠国军的念头，而将部队带至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改编。⑨

不过，民间武装及枪支终究有限。八路军所收编的最大一笔枪支，是在1940年，来自阎锡山所部“新军”——据徐永昌日记，“黄树芬来（山西省党委），述牺盟会此次叛变，去精锐部队约三四万，好枪约二万五千支。” 当时，“八路军自言有官兵二十二万、枪九万五千支、轻重机枪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门（山西造）、平射及迫击炮一百五十门。” 这两万多支枪，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⑩

战壕里的八路军“读报会”

拨付：国民政府发给甚少；苏联的秘密援助数量仍是谜团

所谓拨付，一是指国民政府的发给；二是指苏联的秘密援助。前者，1938年曾由中央拨发了120挺轻机枪和6门机关炮；其余枪支弹药，主要由阎锡山所主持的第二战区拨发，具体数目不详，但不会超出国民政府规定的八路军员额；余者，如军费、军衣裤、军帽等用品，1937-1940年间，也都是按既定员额发放，显然不能满足迅速扩军的需要。（11）

至于苏联提供的秘密援助，限于档案，目前尚难窥全豹。据王明回忆，1937年12月他回延安，曾转达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承诺：“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但该协议是否真的存在，尚是谜团；即便存在，事实上也未得到执行。1938年4月，当任弼时向苏联提出武器援助要求时，季米特洛夫的回应是：“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考虑到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苏联并不愿意公开给予延安武器支援。

不过，秘密援助仍然是有的。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这条公路线，1937-1939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所以，这段时期，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就顺利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譬如，1937年12月21日，有“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 ”……（12）

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纪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曾致电毛泽东：“如果您能保证你们地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大量武器。请尽快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告之你们的想法和具体意见”；12月18日，毛泽东回电，提供了三种方案：1、从绥远游击区秘密派遣小股骑兵队，去蒙古边界接收武器。优点是不易被发现，缺点是每次只能接收少量装备。2、准备数万人的队伍，渗透到平绥铁路线以北的游击区，派1000匹马左右的骑兵队伍来往于中、蒙两国境内接收装备。缺点是易被发现，进而招来日军的打击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抗议，优点是可以大量接收。3、收买在绥远活动的傅作义。缺点是要向傅作义提供装备或资金，优点是秘密、安全、能大量接收。毛泽东建议苏联采取第三种方案。（13）

傅作义的部队当时与八路军关系密切，有“七路半”的绰号。但傅是否被收买，目前并无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唯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报告，曾发现苏俄通过蒙古边境“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苏联红军驾驶员依·戈·明卡也回忆称：“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14）略言之，零星的档案资料显示，这种秘密的武器弹药援助，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至于其具体数量及流向，则迄今仍是谜团。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部队

注释：

①《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一九四零年工作总结》，1941年2月1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一九四一年工作总结》，1942年2月1日。收录于《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4》，P21-23；P29-34。②刘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报告》，1943年7月18日。③《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4》，P17；姜鲁鸣、王文华，《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P306。④《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1941年4月23日。⑤《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⑥《太岳纵队百团大战榆辽战役中缴获伤亡统计表》（1940年），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P1033-1037。需注明的是：数据中，枪支损失，不包括“损毁”；弹药消耗，不包括“损失”。⑦《山东八路军八年抗战战绩统计表》，收录于《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P621。⑧《八路军第129师抗战四年战斗损耗比较统计表》（1941），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P1246。⑨《一年来路东军事总结》，1939年12月。收录于《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文献部分》（上册）；王建中：《平西游击队——回忆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的战斗生活》。⑩徐永昌日记，1940年5月16日；1940年3月18日。（11）详细数据，可参见《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P738-739。（12）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