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淞沪战场上的日军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调集各路部队驰援上海，并在9月22日将淞沪战场的部队编为左翼、中央和右翼三个作战集团，分别负责北线蕰藻浜、南线市区和东线浦东三个地区的作战。此时，中国军队投入的部队已经达到步兵35个师又7个旅，炮兵1个团又4个营，总兵力将近四十万人。

10月26日，北线防线的核心枢纽大场，在经过多日激战反复拉锯争夺后，终告失守。这是淞沪会战的第二个转折点。由于大场失守，可以说整个北部战线被撕裂，而且直接威胁到南线市区闸北的侧后，不但整个北线再难继续支撑，就连南线市区都无法坚持，迫使中国军队主力撤到南翔一线，部分兵力则撤到沪西苏州河以南，依托苏州河组织防线。苏州河以北的市区除了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作象征性抵抗外，已经全部弃守。

其实，在日军8月23日从宝山登陆之时，中国军队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逐次抵抗逐次后退，而不是在蕰藻浜一线与日军死打硬拼，将一个师又一个师填入有着“血肉磨坊”之称的罗店、大场一线，用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优势死磕。第9集团军司令部和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的大部分参谋，都认为应该遵循持久消耗的总战略，在淞沪战场应该及时调整战线，将主力有序撤至吴福线、乍平嘉线（乍浦经平湖到嘉兴）。

图3：日军占领大场

在9月中旬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右翼集团总司令张发奎提出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军兵力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长期作战”。9月20日，右翼集团总司令陈诚也提出，“为长期抗战考虑，须转移阵地逐次抵抗”。10月初，在南京大本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也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的战斗力”。但蒋介石对这些明智的建议都没有采纳，他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加上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里就提到西方不愿向中国提供援助，主要就担心中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屈服，那给中国的援助不都打了水漂了——就应该不惜一切，死守到底。

就这样，从9月初到10月中旬，差不多四十天，中国军队在蕰藻浜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不但白白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且也错失了主动后撤的宝贵时机。

10月26日由于大场失守，北线防御被突破，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到南翔和沪西苏州河一线。但第二天（也就是10月27日），蒋介石在得知《九国公约》即将召开后，就要求前线部队继续坚决抵抗，显示中国的抵抗，促使《九国公约》能够制裁日本。因此甚至要求已经开始撤退的部队停止撤退，返回原防区。白崇禧、刘斐对这一命令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撤退已经开始行动，如果现在停止撤退还要返回原阵地，必然会引起部队混乱。但蒋介石固执己见，并于28日亲自来到南翔，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部队在上海必须再坚持一段时间，至少要到11月10日以后再决定是否撤退。

如果大场失守后，立即果断撤到吴福线，还是有机会的。但这个最后的机会也被错过了。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固执要在上海不惜代价继续坚守，迟迟不愿意调整战线，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打破日军的预定计划，将作战重心从华北转到华东。这个意图实现了，到10月下旬，日军在华东战场投入的兵力达到了2个军9个师团又2个旅团，大大超过了在华北战场的2个军7个师团。第二个原因就是通过在淞沪战场上的战斗，推动英、美、苏等大国出面干预，使得中日战争国际化。但这个意图显然落空了，11月3日到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仅仅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谴责了日本，对于蒋介石热切期望的援助以及制裁日本等实质性措施，一样也没有，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

图4：在淞沪前线的蒋介石

11月5日，由第6、第18、第114师团、第1、第2后备步兵团、国崎支队和野战重炮第6旅团组成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地区不但是中国军队在整个淞沪战场上守备最薄弱的地段，而且有三条通往上海的公路，还可以直接从江苏安徽交界处进攻南京。因此，不仅对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侧背构成了巨大威胁，和北线宝山、大场方向的日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淞沪战场上6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都面临着落入日军合围的险恶境地。更严峻的是日军还能对南京实施战略迂回，可以说从淞沪到苏州、嘉兴、杭州、无锡、常州直到南京全部处在了危急之中！整个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形象地总结淞沪会战，先是中国来了招“黑虎掏心”直取市区的日军，但被日军招架住了，接着日军又还了个右勾拳（在吴淞登陆），中国拼尽全力架住了这一拳，但已经用上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当日军再来了个左勾拳（在金山卫登陆），就再也难以抵挡了。

图5：淞沪会战经过要图

尽管中国紧急调集数个师的部队赶来阻截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但过于仓促，各部队都是陆续投入战斗，无法协同组织起有效的防线，日军长驱直入进展很快，8日就进抵松江。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第三战区只好在11月8日下令全线总撤退，原计划右翼集团撤到青浦到白鹤港一线，左翼集团撤到昆山一线，但撤退一开始，各部队争先恐后，纷乱奔突，完全失去秩序和掌握，在青浦、昆山根本站不住脚，只好继续向苏州、常熟撤退。

本来撤退就是一个对部队行动的组织具有极高要求的战术行动，检验一个统帅的指挥能力，不是看组织冲锋，而是看组织撤退。何况，多达六十几个师，数十万大军，要在南北两翼日军钳形夹击的不利态势下，组织撤退，谈何容易。

在部署上，由于淞沪前线战事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胶着之中，虽然陆陆续续投入了近七十万部队，但兵力上还是捉襟见肘，所以连一支战略预备队都没有——全部兵力都投入了一线，就连金山卫这样重要的战略性门户，都没有一个整建制师的部队，怎么还会有什么战略预备队？

按照张治中在9月间提出的建议，在苏州、嘉兴一线应配置10个师，在无锡、江阴一线也应配置10个师，但问题是，淞沪战场上已经火烧眉毛，哪里还可能会把20个师放在纵深后方？别说20个师，就连2个师都没有！由于没有战略预备队，数十万大军的撤退，就得不到应该部署在后方预备队的接应。这个部署上的疏忽或者说失误，也是这场大撤退最后演变成溃败的一大原因。

图6：撤退中被丢弃的坦克

此外，在撤退行动中，不仅左翼、右翼两大集团之间没有任何协同和配合，就是在每个集团内部，各个军各个师之间，都没有什么协同，撤退行动一开始，各部队就都是自己管自己，如同一个大口袋里装满了土豆，一下子倒了出来，咕噜噜滚了满地都是，怎一个乱字了得。活脱脱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完全没有坚强的后卫部队断后掩护，也没有警戒部队控制侧翼要点进行屏护，以至于几万人的部队被几百人的日军追着屁股跑，整个撤退就没有组织过一场有规模的反击。

再加上日军飞机的空袭，以及挺进队和便衣队对一些指挥机关的袭击，更是加剧了混乱。例如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的座车就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司机、副官都被打死，薛岳及时跳车才幸免于难。再如胡宗南第17军团司令部就在南翔至昆山的公路上遭到日军挺进队袭击，司令部人员和警卫连多人伤亡。

更要命的是，数十万大军的撤退，居然之前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即便不进行撤退的实际行动，作为统帅全局，也必须要制定在不得已时进行撤退的预案，什么准备都没有，简直匪夷所思。高层的指挥机关如此，基层部队就毫无准备了，军师一级部队对自己撤退的路线都一头雾水茫然不知，自然就谈不上派出先遣部队对撤退路线进行勘察，后勤方面，在数十万大军后撤的道路上，沿途也没有设置任何兵站，弹药、粮草、通信、卫生、住宿等等一应后勤保障更是无从谈起。

至于撤退的目的地，吴福线、乍嘉线、锡澄线等在战前苦心经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国防工事，也没有任何准备，掌管这些国防工事图纸和钥匙的地方官员，都已经逃之夭夭。等到撤退部队到达国防工事，既找不到工事图纸，也没人带路，更没有钥匙开门，因此这些国防工事最后都没有派上一点用处。薛岳事后向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就对地方官员批评有加“在国防阵地地区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讯、卫生等设置，全部失去联络，无人负责”。

数十万人的战略撤退，首先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再就是居然没有任何预案，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和组织，各部队之间又没有什么协同配合，更没有战略预备队接应，后勤保障则是“兵马已动粮草无着”的窘迫，国防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再加上日军飞机的空袭和小股部队的袭扰，这样的撤退不变成溃败，那就真的天理不容了。

应该说，即便经历了三个月硬打硬拼的阵地战，伤亡虽然惨重，但士气并没有低落，军纪也还严整，只要撤退组织得好，撤下来之后稍加整顿，就可继续作战。而撤退开始，短短几天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迅速演变成了溃败，士气便跌落到谷底，军纪也荡然无存，让这场惊心动魄的大会战最后结局，实在令人不胜扼腕唏嘘。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