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学界，“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词汇无疑是“脍炙人口”的。作为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名称，它们却常常引起困惑和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表明它们具有如题所示的内在关系，并对作为经济学最新前沿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内涵、发展脉络和核心思想给予评述，以期澄清和统一相关认识。

二、空间经济学的概念内涵

        最新的英文版第二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2008）中的“空间经济学”词条由杜兰顿（Gilles Duranton，2005）[1]撰写：“何谓空间经济学？概括地说，空间经济学关注（稀缺）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根据对概念的理解不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可极其宽泛也可相当狭窄。一方面，经济活动必然发生于空间场所从而空间经济学可以关注经济学所关注的一切；另一方面，区位分析多数情况下只关注一个经济问题，即区位选择。”

        这样看来，从广义上理解，空间经济学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经济学分支学科中与空间维度有关的内容，或者说，空间经济学是所有与空间维度有关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空间维度基础上的融合。相关学科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目录，例如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国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土地经济学、运输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等等；那些与历史上特定人物、特定阶段密切相关的学科或理论例如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区域科学等也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更不用说它们的传承和发展。

         上述学科、理论之间因为空间维度的原因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以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的关系为例，俄林（Bertil Ohlin）在他1933年的名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2]中明确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

         由此，即使从狭义上把空间经济学只理解为区位理论，它也将包含长期以来看似与其无关而自行独立发展的贸易理论。这样，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等高度关注空间维度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就没有理由不包含于其中。例如，藤田昌久和森智也（Fujita and Mori，2005）[3]明确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了空间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并且是主要的分支之一。

       笔者以为，上述学科名称的不同代表着它们各自关注的具体的区域场 所、空间现象、地理尺度、地域景观及其研究方法和目的的不同。研究方法显然与时代背景、科学发展提供的技术手段或工具等有关，研究目的则与时代提出的发展要求、社会需求有关。时代不同，与空间、地域、场所、地理、区位有关的经济现象也会不同。因此，随着新现象、新问题、新工具、新方法、新要求（需求）的变化，相关学科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碰撞、融合、分化、组合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确实具有从经济学方面关注空间维度这个共性特征，并且，它们目前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以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关系为例，克鲁格曼在与藤田昌久的对话（Fujita and Krugman，2004）[4]中指出：尽管两者大多被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本质上研究的是相同的空间现象，城市经济学把城市视为“漂浮之岛”而赋予开发商和城市政府重大使命，与此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空间的自组织而忽视开发商和政府，但是，使这两个领域融合到一起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再以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关系为例，俄林同样早就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2]中强烈主张两者之间应建立密切的合作并强调两者有着相同的研究目标。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关系、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些学科的融合似乎是时代发展的自然，是大势所趋。克鲁格曼在《地理与贸易》（Krugman，1991）[5]一书的开篇写道：“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国际经济学家，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所思考和写作的都和经济地理有关，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显然反映了国际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发于自然的碰撞和融合，众所周知，其结果是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诞生了新经济地理学。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名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Fujita et al.,1999）[6]中，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已经融为一体。

 三、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实际上直接脱胎于新贸易理论，这两个理论有着共同的奠基人——克鲁格曼。回顾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与发展还需从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的建立及其引发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的“革命”并催生新贸易理论说起，克鲁格曼在其中居功至伟。

    1.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及其原因

       当代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在他的多次再版的《经济理论回顾》（Mark Blaug，1997）[7]中指出：18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先驱例如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和斯密（Adam Smith），曾经对与距离（distance）和地域（area）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模式论述颇多，但令人非常不解的是，这一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经济学文献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空间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论在19世纪兴起并达到成熟，但是却几乎完全隔离于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之外，一直到1950年左右，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没有空间维度。

区域科学的先驱艾萨德（Walter Isard）在20世纪中期把这种状况下的经济学比喻成“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意指经济学虽然已经发展得很完美，但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这个显而易见的因素却从未被纳入理论框架。即使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入门教材仍在描述一种没有城市和区域从而没有空间维度的“完美”经济。

        主流经济学缺失空间维度丝毫不意味着空间因素被所有学科忽视。区位理论、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或者说，源远流长的空间经济学，始终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或地理尺度，也不乏经典的空间分析方法。

         早在1826年，杜能（J. H. Von Thünen）就已经建立了著名的杜能模型，巧妙而深刻地分析了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开创了经济学分析空间因素的典范。劳恩哈特（W. Launhardt）也在19世纪末对运输和区位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20世纪初开始，韦伯（Alfred Weber）、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寥什（August L·sch）、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艾萨德（Walter Isard）、胡佛（Edgar M. Hoover）、阿郎索（William Alonso）等诸多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关注也不断地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空间维度却仍然长期“徘徊”于主流经济学的大门之外，难以登堂入室。由于区位理论的先驱杜能、劳恩哈特、韦伯、克里斯泰勒、寥什都是德国人，他们的作品都用德文写成，这客观上限制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及时得到发扬光大，马克·布劳格认为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空间维度与此有关。这样，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空间维度似乎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克鲁格曼等人（Krugman, 1995[8], 1998a[9], 1998b[10]; Fujita et al.,1999[6]）认为主流经济学缺失空间维度的关键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处理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建模技术工具，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完全竞争模型，这个解释目前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克鲁格曼（Krugman，1995）[8]指出二战以来至少有两次试图把空间维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努力：第一次努力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艾萨德（Walter Isard）领导，尽管并没有实现将空间带入经济学核心的目标，却开创了区域科学；第二次努力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风光一时的“新城市经济学”主导，这方面的文献研究的是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两次努力的失败都归因于没有给出一个同时包括收益递增及随之而来的不完全竞争、广义的运输或贸易成本、要素流动等内容的正式框架。

        藤田昌久等（Fujita et al., 1999）[6]进一步指出：但是，经济地理领域的研究其实早就认识到区域和城市发展都取决于规模收益递增，不幸的是，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常常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框架的分崩离析，在没有适用的技术工具条件下，以建模著称的许多城市经济学家不得不简单地假定城市（或城市中的CBD）的存在是已知的，尝试借助于黑箱式的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并运用集聚经济概念解释城市体系，对企业而言，规模收益递增是完全外生的，因而完全竞争的假设能够得以继续使用；区域科学则折中各种非严谨建模方法，试图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导出空间集聚。

        非主流的相关研究虽然产生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文献，但对于集聚到底如何发生，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集聚的稳定性如何等等问题一直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对经济学主流理论难以形成冲击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不能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达，相关研究在形式上也不为主流所接纳。同样的原因，主流理论在缺乏技术工具的前提下，只能无奈地重复着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这样的基本假定。

       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对空间维度的漠视既是无意的，也是有意的；也可以说，是建模的技术工具问题挡住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空间因素的去路，也挡住了研究空间区位的有关经济学分支学科融入主流的道路。

  2.D－S模型与新贸易理论的创立

      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Dixit and Stiglitz，1977）[11]一文，该文将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早在1933年就已经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严谨、规范的表达形式，建立了精美的D－S模型。该模型为处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提供了崭新的技术工具，随后在经济学领域迅速掀起了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四次“革命”，高潮迭起，相继产生了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Krugman，1998b）[10]。

         D－S模型建立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如何达成均衡的框架。按照假设，在规模经济从而收益递增条件下，具有细微差别的产品尽管相互之间有很大程度的替代性，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者都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然而产品在市场上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消费者则具有消费多样化商品的偏好，也就是说，在同等支出条件下，消费的商品越多样化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越高。这样，对生产者来说，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因为单个厂商只有专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才最能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也就是，在资源约束下，只有产品的品种越少，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才能越大从而生产成本越低，而对消费者来说，产品的品种则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市场竞争能够对这种两难冲突进行权衡，并达到垄断竞争均衡，新厂商的自由进入不仅意味着均衡时所有厂商获得零利润，同时也意味着单个厂商对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力。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可用资源的增加，即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既提高生产效率又增加产品品种，于是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得以增大。在上述过程中，商品贸易起着关键作用，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延伸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城市、区域、国家可以相互分享单个商品品种生产规模扩大和商品品种总量增加（多样化）的好处。因此，贸易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更物美价廉的商品，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按照这个逻辑，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实际上这正是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

       新贸易理论产生前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非发生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发生于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发生于不同行业之间，而是发生于同类产品内部，例如一个国家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这些事实。20世纪70年代末，克鲁格曼（Krugman，1979[12]，1980[13]）、迪克希特和诺曼（Dixit and Norman，1980）[14]、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15]等一些学者利用D－S模型各自独立地把不存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条件下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导致贸易的思想赋予了规范化的形式。艾瑟尔（Ethier，1979[16]，1982[17]）在只考虑中间产品（不考虑最终产品）的规模经济这一条件下也建立了产业内贸易的模型。上述这些研究导致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并被誉为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二次浪潮。

        新贸易理论解释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贸易大量发生于技术和禀赋条件相同或近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并且产业内贸易盛行的事实，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现实解释能力的不足。克鲁格曼使用简单而清晰的模型最有力地表达了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可以导致国际贸易发生这种革命性的观点，表明了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其方法的核心特征在于：规模经济内在于企业，即企业自身可通过出增加产出降低平均成本，在这种条件下，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不完全竞争的模型通常由于解析的复杂性而被加以回避。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① 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能处理垄断竞争的D－S模型拓展应用于细分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构建了第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把上述思想整合到一个统一而严格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他1979年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Krugman，1979）[12]完成的主要工作。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新贸易理论，可解释产业内贸易，而且蕴含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雏形，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严密分析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位。

         以1979年的论文为基础，次年，克鲁格曼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Krugman，1980）][13]一文，进一步引入运输成本因素进行扩展分析。为分析的方便，他借用了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在50年代提出的“冰山运输成本”（也称“冰山贸易成本”）概念，假定商品的运输成本是商品运输量的一个比例，也就是假定商品抵达目的地的过程就像“冰山”的移动过程，过程中会“融化”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便利的假定，克鲁格曼得以用数理解析的方法严格讨论“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即：在大市场中，企业集聚规模会超越市场扩大规模。其直观意义其实很简单：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商品集中于接近其大市场的地方生产会更有利可图，一方面，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使规模经济得以更好地实现，生产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接近大市场使运输成本降低，只有少量非本地产品才需要承担较高的运输成本。显然，本地市场效应意味着人们集中于大的经济体可使自身状况更好，原因在于消费品价格的总体水平相对更低。本地市场效应揭示了企业空间集聚的一种重要的动力来源，对一国为什么在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优势提供了需求方面的有效解释，或者说，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往往倾向于出口那些在本国有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产品。这同样涉及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3.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与发展

      《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Krugman，1979）[12]一文尽管对贸易理论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蕴含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雏形，但它真正对经济地理学或经济活动的区位分析抑或空间经济学产生推动性影响最终还是由克鲁格曼本人在12年之后重新发掘其思想内涵并通过另一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经济地理与收益递增》（Krugman，1991）[18]实现的。后者被认为是开辟新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之作，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CP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实现了基于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的一般均衡分析，奠定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分析的微观基础。

        CP模型在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多样化偏好这几个已经被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基础上增加了工人从而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无成本自由迁移以及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等特征的农业部门，立足于相当简单的基本假设展开严格的数理分析，得到了很多显著而惊人的结论。其中的核心结论是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广义的运输或贸易成本也就是“冰山运输成本”很高）的初始条件下，生产和人口呈稳定的分散分布格局，随着“冰山运输成本”开始下降，人口和生产的区位在初期不会很快受到影响，但是当它进一步下降到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工业人口向某个区域迁移和工业生产随之集聚并不断加强的累积过程则会一触即发，不可避免，并很快形成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这种稳定的核心－边缘型空间结构（集聚结构）。CP模型清晰地表明人口和生产在空间上集聚的动力（集聚力，与分散力对应）来源于消费者和工业内部的关联效应（包括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这种关联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完全内生于经济系统的正反馈机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最终表现为集聚力（向心力）与分散力（离心力）相互作用并达到复杂的平衡的结果。CP模型展示了对全球范围的城市化爆发性推进、大都市迅速成长而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人口锐减等现实情形的巨大解释力，贸易成本的下降容易引起集聚和城市化无疑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不仅狭义的运输成本呈持续下降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导致贸易成本例如搜寻成本、交流成本等大大下降。

         CP模型问世后，以CP模型为基础的其他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19]对相关模型进行了系统总结，根据他们的归纳和命名，相关模型主要有：马丁和罗格斯（Martin and Rogers，1995）[20]建立的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简称FC模型）、奥塔维诺和福斯里德（Ottaviano, 1996[21]; Forslid,1999[22]; Forslid and Ottaviano, 2003[23]）建立的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简称FE模型）、鲍德温（Baldwin，1999）[24]建立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简称CC模型）、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and Ottaviano，1999）[25]建立的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Model，简称GS模型）、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1）[26]建立的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简称LS模型）、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27]以及藤田昌久等（Fujita et al.,1999）[6]建立的核心－边缘垂直联系模型（Core- Periphery Vertical- Linkage Model，简称CPVL模型）；罗伯特－尼科德（Robert- Nicoud，2002）[28]建立的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 Linkage Model，简称FCVL模型）、奥塔维诺（Ottaviano，2002）[29]建立的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Vertical- 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

       上述这些模型在技术层面上具有四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高度依赖D－S模型，② 采用“冰山运输成本”假设，运用动态演化方法，以及需要借助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③ 这些特征也正是新经济地理学建模的技巧所在（Fujita et al., 1999）[6]。其中的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D－S）垄断竞争、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贸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则被合称为“DCI框架”（Baldwin et al.,2003）[19]。

       以Fujita et al.（1999）[6]为代表，新经济地理学还立足于杜能模型、cP模型和哈里斯（Harris，1954）[30]、普雷德（Pred，1966）[31]等的研究建立了关于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刻画了一个既有城市的市场潜力函数随着城市周围农业人口的增长在空间上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某些产业在既有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会被城市边界以外的农业区的某些新区位吸引而发生产业转移，于是这些新区位开始新的产业集聚过程并成长为新城市，新城市在与既有城市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它们的共同作用还会进一步在更外围的农业区催生更新的城市，这个过程可以连续进行，从而城市体系得以形成并不断演化。并且，沿着这一思路，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或者，国际范围内的产业集聚，也被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关于城市体系和国际产业集聚的模型仍然是以DCI框架为基础的，一脉相承于CP模型。

        与基于DCI框架的模型有所不同，奥塔维诺（Ottaviano，2001）[32]和奥塔维诺等（Ottaviano et al., 2002）[33]利用拟线性二次效用函数及线性运输成本还建立了完全摆脱DCI框架的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简称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简称LFE模型），很好地克服了DCI框架下因非线性函数关系导致的相关变量不存在解析解的问题，同时又能得到DCI框架下模型的基本结论。线性模型于是成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一个独特类别，引领了一个新的方向。

        至此，新经济地理学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模型体系，初步奠定了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的微观基础。尽管具体的模型繁多复杂，但它们有着统一的理论基础——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它们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在集聚力的来源方面只集中关注消费者和工业内部的基于市场的关联效应。这种关联效应的本质是一种价格效应，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这种关联是通过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易而形成的关联，藤田昌久和森智也（Fujita and Mori，2005）[5]称之为“经济关联”（E- linkages）。

       与经济关联不同，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关联——知识关联（K- linkages），即人们之间通过“知识”（其定义很宽泛）的创造和传播形成的关联，是一种不涉及市场交换的关联，能产生另一种类型的集聚力，这种集聚力来源于知识或技术的溢出导致的纯外部性或技术外部性。对于知识关联，除了GS、LS模型，上述模型都没有涉及，并且，迄今为止，关于其微观基础的研究仍然进展不大。但是，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都高度重视知识关联，也已相继有一些模型问世，涉及或基于知识关联的模型或多或少地强调知识和技术溢出导致的纯外部性或技术外部性，这种纯外部性的作用是复杂的：它一方面有利于核心区的知识创造和资本积累，促进产业成长，从而增强集聚力；另一方面，知识溢出本身也提供了分散力，更重要的是它还使边缘区通过获得核心区的知识溢出也存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藤田昌久认为对知识关联的研究将代表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Fujita and Mori，2005[3]；Fujita，2007[34]）。

       自CS、LS模型开始，新经济地理学在知识溢出和内生增长方面的空白就得到了填补，并更多立足于新增长理论及其模型探讨技术外部性。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 and Thisse，2003）[35]建立了一个把CP模型与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内生增长模型（Romer，1990[36]；Grossman and Helpman，1991[37]）结合到一起的两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使知识关联与经济关联得以融合，通过双重关联描述了更贴近现实的经济集聚。该模型中研发部门的创新活动涉及技术工人之间的外部性，模型的结论表明额外增长刺激下的集聚可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当经济从分散转向集聚时，创新的速度会加快，在最终的集聚结构下，即使是留在边缘区的人口，其福利也比集聚前要好，前提是集聚效应引发的增长足够强大，这无疑是一个贴近现实的结论，因为尽管区域经济演化为发达的核心区和落后的边缘区是普遍现象，但落后地区往往并非没有增长，只是增长速度较慢罢了。贝林特和藤田昌久（Berliant and Fujita,2006a.[38]，2006b[39]）则建立了一个行为个体具有短视特征、不涉及空间区位的纯外部经济作用的知识关联模型，该模型不再以制造业集聚为特征，而是致力于从纯理论上探讨知识创造行为本身，尽管模型本身完全不涉及制造业，但却似乎显示出更广泛的适用性，立足于该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把知识关联与经济关联自然地融合到一起。藤田昌久（Fujita，2007）[34]认为该模型对知识关联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声称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还强调建立知识关联的微观基础最富挑战，在智力社会（brain power society）时代，空间经济的动态来源于经济和知识领域的双重关联，并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更全面的智力社会时代的地理经济学④ 理论。

   四、结语

       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的时间还比较短，其研究内容尽管已经涉及很多方面，但相对于其理论框架的容量或开放性而言，仍旧显得比较狭窄，模型所展示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也使通过传统的计量方法对理论结论开展经验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进而对理论运用于政策分析并制定可操作性的措施增加了难度。这些都曾使新经济地理学在早期遭到主要来自地理学界的批判和质疑。但是，这些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例如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运用而不断得到克服，展示出诱人的前景。刘安国等（2005）[40]指出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已经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世界银行选择“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作为其200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在吸收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关于城市化、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辩论框架”，致力于为各类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提供政策指导。非常可喜的是，大量中国学者近年来同样掀起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潮，主要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背景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个较新的综述请参见陈建军和黄洁（2008）。新经济地理学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是世界范围的，誉之为经济学领域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第四次“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编者评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空间要素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是开拓性的，空间经济学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为经济学体系的推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第四次“革命”这个名头是在太大，小编在这里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