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总结粤江流域壮语地名的特点时指出，一是不能望文生义；二是这些地名多为两个字，三字的地名很少；三是壮人喜用齐头式的地名，与北方的齐尾式地名不同；四是喜欢使用倒装地名；五是壮族地名有分类密集的现象[1]146。用汉字来记录壮语地名，当然不能望文生义。从汉字字面去理解壮语地名的涵义，自然是南辕北辙。至于壮语的名词或名词性结构，其修饰语后置，这是壮语语法性质使然，并非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不过“齐头式”这一概括却非常到位。

徐先生从壮语齐头式的地名出发，考察了古代“句”字构成的地名：

在江苏有句容县、句曲山，在江苏东海县北有句庐山；

在今浙江慈溪县西南有句章县、句余山，在诸暨县南有句无山（也叫句乘山）；

在山东有句阳县，故城在今菏泽县北。句渎之丘，亦在菏泽县北；在今山东邹县境内有句绎；

此外，句婴是古东夷国名。楚王熊渠的长子“康”封于句亶，句亶即今江陵。春秋时期楚有於菟、句澨的地名，均在今湖北境内。

他认为，这些齐头式地名跟古代西南民族有明显的关系。浙闽粤桂滇川（如越嶲）及越南北部，皆属越份。这类齐头式的地名也分布于山东的九夷之地，夷、越、粤是一音异释[1]146。这个见解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夷和百越原本就出自相同的群团。

李锦芳先生在解释百越地名的文化意蕴时指出，识别百越地名的标准有三条：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无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后来他又补充了三点，即分布地域有普遍性、有古今连贯性、能用壮侗语族语言释读①。他利用壮侗语的地名材料来诠释百越地名，解释了一批百越地名的冠首字涵义。解释的过程中，他还用南岛语、仡佬语的材料做参考，加上他是广西壮族，精通壮语音义，而且长期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故他的解释有很强的说服力[2]。

众所周知，《左传》《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收录有不少百越地名，这些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在这方面李锦芳先生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句（苟）”“姑”“交”等为一类，东西部的百越均有此类地名。这是百越语村名的词头。“镡”“谈”等也是一类，五岭南北这类地名的分布比较广泛。这应该是壮侗语的daemz，义即“塘”。“同（铜）”是一类，即壮、布依等语言的doengh，为“田垌”“平地”的意思。这个词后来多写为“洞”“峒”“垌”等，而且保留齐头式的地名很多。“博”“薄”也是一类，这类地名的分布也很广，指山口、水口。除了“博”外，常写成“八”“百”“剥”等，如八达、八渡、百色、百么、剥隘等。还有“夫”“扶”类的地名，指“山”，百越各地均有分布，对应于壮侗语的bya等。此外，还有“猛”“冯”“封”类，“零”“泠”“领”类，“余”“来”“莱”类，“于”“於”“乌”类等，皆能在现今的壮侗语里找到整齐的对应。据此，他推断，百越各主要支系的地名大同小异，大致相仿，说明其文化特性很相似，应属同一族体，而非来源各异。他还通过相同、相似地名的扩散，解释了百越人的迁徙问题。特别强调百越各支系出自一源后又相互交叉渗透，尤其是楚灭越国后东越各部更是大批向西渗透，他们把自己故乡的地名又带到新的居住地[2]。

周振鹤、游汝杰在讨论地名蕴涵时也指出，秦汉时代吴越地名跟古岭南地名有许多是相类似的，或说是属于同一系统的。例如，吴越（包括楚、齐、鲁）有于越、于陵、句章、句容、句余、乌程、乌伤、余杭、余姚、无锡、无盐等，而岭南则有句町、苟漏山（今北流市有勾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这些地名相似之处在于冠首字类同，都属齐头式。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姑”字也写作“古”“个”“过”“歌”等，如今两广以“个”得名的地名不可胜数，都是齐头式的[3]。齐头式地名，其实就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结构方式。

这些讨论显示，壮侗语族尤其是壮傣语支的地名跟百越地名如出一辙。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的含义入手，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探讨其构成规律，藉此揭示骆越文化的特质，解释壮傣语支跟西瓯骆越的传承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