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珍珠港事件是美日关系中重要的一页。70多年来，关于事件发生前的美日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责任等诸多问题，美日两国有着不同的说法。事件发生后官方、学者、民间的看法，纪念的方式，美国和日本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对美国来说，日本偷袭珍珠港带来的耻辱要远多于仇恨。珍珠港事件既未妨碍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管制，也没有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总体发展。

　　【关键词】 珍珠港事件 美日关系 影响 记忆 反思

　　1941年12月7日，日本特遣舰队长途奔袭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12艘战列舰和其他舰船被击沉或损坏，230多架飞机被炸毁，2403名美国人丧生。珍珠港事件74年来，美国及世界各国对珍珠港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但就该事件与美日关系的相互影响而言，无论是事件发生前还是发生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它都是一个可作参照的重要因素。对美日官方、媒体、民间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和纪念方式等进行考察和分析，有助于人们看清美日同盟关系的本质。

　　一、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关系

　　历史上的美日关系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尽管两国彼此间发生过令对方屈辱和耻辱之事，但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彼此却没有相恨过。有趣的是，两国之间发生的两次严重伤害民族尊严的武力行为，都使对方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命运和发展进程。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另一次发生在约90年之后。

　　佩里叩关是美日关系起源的重要标志。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4艘军舰驶抵日本，逼迫它放弃两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日本此后走上强国之路。此后，佩里不仅没有成为日本人眼中的恶人，相反，却成为他当年踏上日本土地的横须贺人们纪念的人物。在日本人看来，即使当时有人认为佩里武力叩关是一种屈辱，但今天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它使日本避免了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耻辱那样的命运。约90年后，1941年，日军长途奔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助推”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概部分出于此种原因，美国人也不恨日本人，反而在战后逐渐放松对日本的管制，利用美日同盟关系为其利益服务。时至今日，美日之间虽偶尔略有不调，但从未发生过大的矛盾和冲突。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的美日关系大体上来说较为密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和对策始终具有两重性。对于日本侵华，美国的态度并不怎么严厉。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美国国务卿曾与日本驻美大使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承诺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美国也未曾考虑过制裁日本，相反，却期望日本成为远东的反共力量。因此，从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十年里，美国一直源源不断地大力为日本输血。根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与日本的军需品贸易占美国全部对日贸易的比例呈递增趋势——从1937年的33.5%到1938年和1939年的34.3%，再到1940年的38.7%。日本发动战争不可缺少的石油、钢铁、飞机、汽车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绝大部分是从美国输入的。美国显然是这一时期日本最为重要的外部经济来源。如，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有54.4%是美国向日本出口的；仅1938年一年，美国向日本提供的军事战略物资即占日本此类物资全部消耗的92%；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汽油4000万吨中的70%是美国供应的。美国即使在 1939年废除美日商约后，仍然增加了向日本的钢铁和石油出口，就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1941年的前三个月，美国向日本出口的航空汽油比1940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因此，仅就经济因素而言，无怪乎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一些人提出，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美国中断了已经让日本依赖多年的钢铁等战略物资援助。实际上，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自己储备的石油也只够支撑一年的侵略战争了，而此前日本所需石油的80%是靠从美国进口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对日本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资，再加上要求它从中国撤军，是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的外部原因之一。

　　二、事件发生前美国是否知情

　　日本袭击珍珠港，事前美国高层是否知情，美国国内有各种观点，日本也有自己的说法。

　　对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罗斯福政府是否事先已获知消息，故意掩而不报，引诱日本人打第一枪，从而使美国“名正言顺”地“被迫”参战？美国出版的四五十种有关该题材的著作中，有一半认为罗斯福等政府核心要人是“引诱敌人来打枪”，我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居多。美国方面不少一手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似乎接近证明美国政府事先知情，但直接的、具体的证据却不够充分，陆海军最为关键的档案又神秘失踪，从而有可能使珍珠港事件的所有真相细节永远不能展现在世人面前。从目前可看到的各种证据材料来看，难用一句话来就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和责任做个结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应该是，美国政府不一定从一开始就设了一个圈套，以逗引日本人打第一枪；但当日本人的攻击不可避免时，美国政府核心圈有无“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成了一桩无头案。纵观各种情况，罗斯福等人1941年12月时已明白与日本交战为期不远是事实，但关键证据的“失踪”，使得华盛顿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袭击的目标就是珍珠港的问题可能成为历史“悬案”。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年多，源于各种渠道的情报表明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均未受到华盛顿的重视。1940年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上将认为同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1941年2月18日，理查森的继任者金梅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有可能（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对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1941年1月至12月初，美国驻日本大使、驻墨西哥商务专员、陆军情报局派驻远东的官员等驻外人员，以及英国双重间谍、朝鲜特工、中国国民党等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多次向美国总统、国务院、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陆军情报局等提供珍珠港有可能遭袭击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没有引起美国决策者的警觉。此外，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6日，美国陆海军用“紫心”密码机（“魔术”）多次截获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秘密电报，特别是意味着日本即将与美国开战的“风”密码电报。[①]单从“魔术”破译的电报和其他情报来看，华盛顿对日美关系的破裂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如果说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的“苦肉计”，迄今为止还缺乏确凿证据。但说美国极有可能在“等待”和“诱使”日本人打第一枪，还是颇有些道理，虽然直接证据也不足。根据美国历史上的一贯做法，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由于国内舆论一直不太支持美国参战，罗斯福总统及其核心圈子有可能心照不宣地采取了让敌人先动手的策略。在罗斯福看来，1941年初日本对远东英、荷殖民地的进攻虽然危及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但还不足以说服国会和民众同意这就是对美国边界的进攻并采取军事行动自卫。[②]对于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华盛顿不但未抱多大希望，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它。1941年11月25日，罗斯福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美国可能在周末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怎样调动他们在不对我们造成太大危险的情况下开第一枪”。[③]12月初，美国采取了引诱日本的手段。12月6日晚罗斯福向天皇发出的一封私人电报，被他后来说成是其仁至义尽、“争取和平的最后努力”之举。[④]此外还有许多材料可说明美国在掌握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让日本先开第一枪。

　　还有些“旁证”可以说明美国上层那时已知道或意识到夏威夷已经面临战争风暴了。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两个月，美国政府向夏威夷秘密派去大批医生、护士和药品，夏威夷是一个休闲度假之地，平时是不需要那么多医生和护士的；此间，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曾进行过非常规的储备物资紧急调动，夏威夷分会通过正常渠道和秘密渠道分别得到价值2.5万美元和5万美元的药品和物资。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进行的调查很是耐人寻味。珍珠港被炸，美国舆论哗然，追责成为必然。1941年12月11日至1944年7月，先后成立了诺克斯调查团、罗伯茨联合调查委员会、陆海军珍珠港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它们各自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称珍珠港事件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德国投降后，海军指派休伊特继续调查。1945年9月，国会成立由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联合调查委员会，从当年的11月15日至1946年2月20日，共举行了67个白天和3个晚上的公开听证会，先后传唤了39名证人，记录了14000页证词。两党成员在调查报告上分歧很大，最后通过的多数党报告称：“总统、国务卿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在不损及我们国家尊严和危及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认为珍珠港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但却疏忽所致。[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4年半断断续续的调查过程中，发生了证言记录混乱、漏记，几位重要证人在关键证词上出尔反尔、翻供、被逼改变证词、拒绝回答问题，关键档案奇怪失踪，陆海军部门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出示材料等许多难以解释、后来争论不休、至今鲜有结论的事情。

　　最新的材料是，在201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70周年之际，位于纽约州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在网上公布了事件前后各半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有的档案资料，包括其日程、手稿、正式文件及各种研究资料。图书馆方面说：“近70年来，没有发现任何文件或者可靠的证人能够证明”阴谋论的说法——认为罗斯福事先已知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以及对罗斯福“引诱”日本发动对美军事攻击的指责，“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过度自信以及情报错误的结果”；罗斯福总统档案资料显示，日本偷袭珍珠港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此次公布全部资料，是力求包容各方不同意见，旨在为研究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但这还仍然只是官方的说法。

　　日本方面，对于以美国著名大众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苦肉计”这种“自揭家丑”的观点，表现出特殊兴趣，一些学者更是大肆渲染，其典型代表是《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和《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的作者实松让。他们称美国人事先已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企图，暗示日本是在美国人“引诱”下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他们想通过这种说法，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更多地推给美国人。

　　三、事件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对美日两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对日本的影响不需赘言。对美国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珍珠港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它付出的代价。有人说“日本人做了一件罗斯福想做而一直未曾做到的事情”，对珍珠港的袭击“帮助”美国瞬时摆脱了孤立主义和中立的羁绊，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通过参战成为头等世界大国，并从此奠定了在国际事务中领导者的地位。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对日本人产生了敌意。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即开始对日裔美国人进行清洗。1942年1月，美国政府授权陆军部在国内最贫瘠荒芜之地划定“军事区”，作为日裔侨民的聚居区（这些定居点直到1945年才被取消）。不仅如此，民众还要求洗刷耻辱，不仅在战场上彻底打败日本人，还要以美国的意志彻底改造日本，以绝后患。

　　然而，美国国内对日本的敌意并没有持续多久。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出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又重点着眼于反共、防共的世界战略需要，在处置日本问题上极不彻底，对日本采取了既打击又利用的政策方针。纵观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珍珠港事件的影响几乎难觅踪影。

　　美国独自占领日本期间，美军主导的盟军总部的重点，从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迅速转向利用日本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根据1945年美国制定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和《投降后初期基本政策》两份文件，本来计划实行严厉、彻底地惩罚日本的政策。但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1947年底和1948年初，面对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及共产主义力量的蔓延，美国认为“重新武装日本和一个好战的日本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真正的威胁来自共产主义特别是亚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因此，对日本进行的整肃从原定的旨在“进行必要的政治上解除武装”成了走过场，真正遭清洗的上层官僚只有1809人，还不到应被清洗的1%。甲级战犯嫌疑不仅侥幸逃脱了历史的审判，甚至可以重新执掌权柄，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服务，这其中就包括现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岸信介。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13/2文件》，标志着美国战后对日本政策从惩罚到扶持的重大转变。1950年美国提出的对日媾和7原则及和约草案，不但没有对日本重新武装进行限制，而且还要放弃战争赔偿，招致多国不满。美国多方活动，“威逼利诱”，让有关国家同意缔结和约。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回归国际社会”，在美国卵翼下生存，此后的美日关系充满了姑息、纵容和利益交换。1952年4月《日美安全条约》和《对日和约》生效，标志着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1960年，美日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日本收回部分主权，在日美同盟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获得了更高一点的地位，扩大了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范围，但其实质仍是从属于美国。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位列第二的经济大国。美日实力的此消彼长，也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变化。1970年，《日美安全条约》自动延长，说明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协调的基础上继续巩固。

　　虽然从长远角度来看，日美同盟难说总是铁板一块。但战后至今，美国一直都在竭力使日本臣服于自己，而日本为了东山再起，也需要向独自占领它的美国臣服，在许多外交问题上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美国则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扶持日本，让其成为自己的战略棋子。

　　随着岁月的消逝，珍珠港事件对美日双边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在美国和日本国内，对事件的性质和影响的看法差异极大。

　　在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美国谈到珍珠港事件时使用最多的字眼是“耻辱”。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20时30分（华盛顿时间），总统罗斯福在秘书搀扶下臂戴黑纱走出白宫，向聚集在草坪上的民众说：“我向你们宣誓：我与我的同事，将尽全力把强加给国家头上的耻辱还给对方。”8日中午，罗斯福在国会发表宣战演说：“由于美国在昨天——12月7日——这个遗臭万年的日子，遭到了日本军队突然和蓄谋的进攻……”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对日本宣战的决议。此后美国举行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活动中，“耻辱”一词常被提起。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偷袭珍珠港根本就不是什么“耻辱”。有些日本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始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强硬照会，该照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线。神户大学副教授蓑原俊洋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战后日本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学术著作也坚持这一观点。日本还有不少人热衷于澄清日本是否曾经宣战。一些日本历史教科书说，日本原计划在开战前30分钟向美国务院递交两国交战宣言，只是因为技术失误才没有按时送达，言下之意，日本本来是要光明正大地宣战的，只是偶然失误才变成偷袭。可笑的是，这居然被日本一些历史学家不承认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的重要“证据”。最能体现日本的战争观的是靖国神社，日本一些政客一直虔诚地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按照靖国神社的历史逻辑，日本偷袭珍珠港和侵略中国一样，都是纯属“迫不得已”，是为了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亚洲”，仿佛战犯不是东条英机，而是罗斯福！

　　美国在战后独霸了占领日本的权利，但它不但在珍珠港事件的罪责上、而且在日本对整个战争的检讨反思上，都没有担负起应有的、神圣的监督重责，辜负了二战盟国和受到日本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在奉行实用主义的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看来，日本已是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故而在美国大大小小的珍珠港事件纪念仪式中，“日本”大多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在偷袭开始部分提起。2011年初美国国会研究部出台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日本和平宪法给美日安保同盟设置了障碍。有美国专家借珍珠港事件70周年提醒政客和民众，要注意美国的敌人和安全威胁不再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伊朗、朝鲜等等。

　　时至今日，日本不但在珍珠港事件上不肯反省，而且多数政治精英及相当数量的民众拒绝或不愿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侵略在国内外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认真反思，在历史认知方面持不负责任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模糊乃至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愈演愈烈。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等极端行为遭到了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及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而美国的态度则十分暧昧。

　　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极为关注的日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战时劳工、军国主义复活等问题上，美国政府，特别是其行政当局，至今仍不愿全面、明确地阐明其立场，只是在涉及美国自身利益时才偶尔“提醒”、“警告”几声。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遏制出乎其意料迅速崛起的中国，逐步提升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不单在日本战争反思和历史反省问题上继续“沉默”，甚至对以安倍为代表的极力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极右翼势力，采取姑息甚至纵容的态度。美国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不仅不利于日本进行真诚的历史反思，对于美国维护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战略企图，也不会有多大益处。其结果，不但害了日本，最终也必然会给美国自身带来伤害。

　　四、对珍珠港事件的记忆和反思

　　对珍珠港事件的记忆和反思，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和做法同样有着很大差异。

　　在美国，几乎每年都以各种活动纪念珍珠港悲剧，以此来缅怀逝者和伤者、抚慰其家人。1958年，“珍珠港事件幸存者”协会成立，会员有2.8万人，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幸存者。每年的12月7日，他们都会聚首夏威夷，纪念这段悲伤的历史，缅怀这个特殊日子。1962年5月，总统约翰?肯尼迪指定把珍珠港袭击事件中被击沉的战舰“亚利桑那”号（舰体仍在原来位置的水下）沉没处设为国家陵园，并在沉没处的水上建立了一座亚利桑那纪念馆。

　　与美国相反，在日本，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一直很冷淡。如在200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60周年纪念日，日本全国上下一片缄默，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亲历那场战争的日本人仍坚持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为了参加二战而故意制造的阴谋。日本国内既没有任何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学术讨论或争论，也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表示要去珍珠港参加纪念仪式，也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哪怕是只言片语地提起珍珠港事件60周年。这不免让人感叹：对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日铭刻在心的日本人，是否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过珍珠港事件发生！

　　进入21世纪后，从电影作品中也能看到美日民间对珍珠港事件的记忆在淡化。如2001年6月，美国好莱坞巨片《珍珠港》在日本上映。为了追逐票房，电影公司在上映之前对谴责日军暴行的片段做了删减，其结果是，这部电影在日本宣传的主轴变成了凄美的爱情故事。至于珍珠港事件的对与错、是与非，有意无意间都将渐渐被日本人选择性地记忆和淡忘。

　　美国在近年来举行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活动中，突出的是向参战和阵亡将士致敬、宣扬国家精神，对当时日本人的无耻袭击则轻描淡写。这有美利坚性格中不爱记仇的因素，也有美国对加强美日关系、欲使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考虑和顾忌。如，在2011年12月7日举行的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中，夏威夷出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公告，下令全美各地的联邦机构大楼，在珍珠港纪念日当天降半旗志哀。他在公告中表示，“对珍珠港的致命攻击并没有完成其破坏美国精神的使命，反而增强了我们的意志，促使美国人以团结和勇气奋起应对这场悲剧。”他称70年前那些参战和阵亡的将士是“最伟大的一代人”，“鼓舞了整个国家”。他承诺政府将照顾好部队士兵、退伍老兵及军队家庭。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出席美国海军纪念馆的纪念仪式时说：“我们的敌人认为，通过这次突然、蓄意的袭击，可能会削弱美国。但相反，这只会使美国变得更强大，那一天真正‘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但奥巴马和帕内塔在讲话中都压根提都不提日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为了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与日本关系感到比较微妙。

　　美国近年来举行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活动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重了对美国实力的渲染。如，2013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72周年纪念日，包括事件亲历者、目击者和现役美国官兵及政府高级要员在内的约2500人，在夏威夷参加了主题为“敲响警钟”的纪念仪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在讲话中称“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说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美国民众，要时刻保持警惕之心，美国现在在太平洋军事实力强劲，已作好随时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亚利桑那州州长简·布鲁尔在仪式上称，虽然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场可怕悲剧，但正是这些英勇善战的英雄士兵构筑了国家的坚强。

　　日本的反应则不同。在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官方强调的是日本自己在战时的损失，媒体则一片悔声。首相野田佳彦12月8日就珍珠港事件70周年表示：“袭击不仅使战斗人员，还使包括冲绳、广岛、长崎在内的众多非战斗人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日本各大媒体纷纷以社论和报道的形式显示关注珍珠港事件70周年。《每日新闻》社论称，日本袭击珍珠港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让日本付出了惨痛代价。应以史为鉴，加强美日同盟关系，避免历史重演。《朝日新闻》社论称，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旧日本帝国走向衰落的开始，呼吁日本政府和国民要铭记历史，谨记珍珠港事件留下的教训。《产经新闻》则撰文称，“珍珠港事件永不忘”这句话依然铭记在每个日本人的心中，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几乎让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然而，在民间，也有美日老兵共同纪念的情景。2006年12月7日前后，部分亲历珍珠港事件的美日老兵相聚夏威夷，共同参加珍珠港事件65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当年的日军侵略者和美军幸存者在此次纪念活动中首次见面，并自发地握手或交谈。

　　现如今，美国虽然仍在纪念珍珠港事件，但记忆在淡化，反思也在减弱。“珍珠港事件幸存者”协会因会员数大为减少（从成立时的2.8万人减少到2011年时的1/10），于2011年底自行解散。随着幸存者的逐渐故去，即便是爱国主义教育做得还不错的美国，许多年轻人正在逐渐淡忘那段惨痛历史。许多美国专家惊呼“偷袭珍珠港将真正成为历史名词”。虽然2013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72周年日，仍有2500余人在珍珠港参加纪念活动，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对很多失去战友的幸存者而言，惨痛回忆仍然历历在目，但近年来美国社会对珍珠港事件的重视程度已大不如前，在渐渐遗忘这段历史。

　　70多年回头看，珍珠港事件已成为美日关系中的一个插曲，未来或将成为美国人记忆中的历史名词，但对全世界而言，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珍珠港事件的记忆、对历史的影响，是不会被人们淡忘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

（此文首发于《理论视野》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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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美]《海军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1980年第10期，第82页；[日]实松让著，史人译：《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日本光人社1971年第四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5、25—27、120页；[美]约翰·托兰著，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王晓德等译：《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John Toland, 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 Doubleday, 197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216、239—240、277页；[日]阿川弘之著，朱金等译：《山本五十六》（日本株式会社新潮社1973年版），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美]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李家善译：《通向珍珠港之路》（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323页。

　　[②]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 Harper, 1951, P89.

　　[③] Edited by Paul Stillwell, Air Raid: Pearl Harbor! Recollections of A Day of Infamy,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1981, P109.

　　[④][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丁耀林、张震久、陈启迪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5页。

　　[⑤] [美]约翰·托兰著，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王晓德等译：《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第266—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