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判断(personality judgment)是指人们在社会环境中评估自己或他人人格特征的过程；人格判断的准确性则是指人格描述符合所描述对象的真实属性的程度, 即判断者的评估与判断目标真实人格相吻合的程度(陈少华, 2013)。人格判断可能准确, 也可能不准确, 研究表明, 那些相信自己能对他人人格做出准确判断的人比那些对自己做出准确判断不自信的人在做人格判断时要更准确(Biesanz, et al., 2011)。人格判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 什么样的判断是准确的？第二, 什么情况下的判断是准确的？第一个问题与准确性的标准相关, 第二个与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关。人格判断准确性的标准通常采用两个指标：(1)判断间一致性(inter-judge agreement), 指不同判断者对目标人物判断的一致性, 包括自我—他人一致性和他人—他人一致性, 一般说来, 一致性越高, 准确性越高；(2)行为预测(behavioral prediction), 如果某种人格判断能够有效预测行为以及行为相关事件的发生, 那么这种判断是准确的(Funder, 2012)。

根据Funder(1995, 1999)的现实准确性模型(RAM), 人格判断的准确性至少要考虑四个因素：良好的目标、良好的特质、良好的信息以及良好的判断者。RAM指出, 准确的人格判断要经历四个阶段：首先, 判断目标必须表现出相关行为, 亦即行为可以提供与特质相关的信息；其次, 这些信息对判断者必须是可用的；再次, 判断者必须能够察觉这些信息；最后, 判断者必须正确利用这些信息。只有当相关的行为信息是可用的且被判断者察觉以及判断者能够正确利用这些信息时, 才能获得准确的人格判断。上述四个因素通过影响RAM的一个或多个阶段来影响判断的准确性, 其中信息因素显得尤为突出, 信息良好与否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它决定了人格判断最初的两个阶段：相关性和可用性。

信息数量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人们接触到目标人格的信息数量越多, 对人格的判断越准确。研究表明, 知觉者掌握信息的数量多少决定了判断的准确性(Beer & Watson, 2008)。当判断目标是相识多年且在不同场合都有交往的人时, 判断者能够获取更多的人格信息, 对目标的人格判断也更加准确(陈少华, 赖庭红, 吴颢, 2012)。

许多研究考察了信息数量与人格判断准确性的关系, 包括信息数量与不同判断者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与自我—他人一致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些研究者混淆了他人—他人一致性和自我—他人一致性与信息数量的关系, 严格的说, 自我—他人一致性随着信息数量而提高的效应称作熟悉效应(acquaintanceship effect), 这是一种自我—他人一致性随着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熟悉度增加而提高的现象。这种效应假定, 人们之间认识越久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关于彼此的信息。Blackman和Funder(1998)的实验表明, 长时间比短时间观察所获得的准确性更高, 在整体的差异内部, 信息对准确性的线性影响只是在那些最容易观察到的特质(如与外倾性相关的特质)中才比较显著。

然而, 现实生活远比实验室研究复杂, 我们很难人为地选择跟某些人长久相处而跟另一些人短暂相处, 倘若如此就很容易造成自变量的混淆, 我们分不清是熟悉度还是与目标的相似性抑或相同的兴趣爱好对判断准确性产生了影响。因此, 一些研究者试图用组内设计方法来检验熟悉效应, 即将被试分配到所有的熟悉度水平。先前的研究显示, 随着熟悉度的增加, 他人—他人一致性保持稳定, 而自我—他人一致性则随之增加。分析还显示, 一致性不会随着人们在实验室和自然条件下每天见面从8分钟到2小时的增加而提高。是什么导致了他人—他人一致性和自我—他人一致性之间的差异呢？原因可能在于判断者通常基于肤浅的刻板印象和其他潜在的错误线索做出判断, 所以他们对判断对象的第一印象彼此一致(Funder, 2009)。由于判断者都有这些刻板印象, 因此尽管他们做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但是很一致。不过, 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 判断者开始放弃刻板印象并观察真实的判断对象。结果导致判断者之间的一致性提高不显著, 但准确性却得到了提高。

早期的研究发现, 熟悉度增加了个体对他人信息数量的获取, 使得个体的判断与目标的自我判断更为一致。最近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信息数量的假设, 即目标暴露的时间越长, 自我—他人一致性越高(Beer & Watson, 2010)。人们在对他人进行观察和评估时, 可能会基于外貌线索或第二信息源(如别人的描述)对目标对象的普遍特质或倾向做出评估, 也可能会基于判断者对人格的内隐看法即内隐人格理论(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做出判断。内隐人格理论是指人们对特质之间的相关关系有一个预定的看法, 因此可以借助一种特质的信息去填补另一种特质的信息。如果特质相关信息存在, 那么人们不需要依靠内隐人格理论对他人进行判断；如果特质相关信息缺失, 那么判断者的内隐人格理论会影响他们对目标对象信息的关注, 并影响其观察到的信息数量(Beer & Watson, 2008)。

当我们掌握的信息数量较少时, 内隐人格理论会提供额外的信息来填补空白。在人格判断中, 我们以对某人仅有的一点观察和了解作为出发点, 然后运用内隐人格理论来对此人进行更充分更完整的理解, 这种理论让我们快速形成对他人的印象, 而无需花费数周时间与人相处(Aronson, Wilson, & Akert, 2012)。在与陌生人或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时, 我们常常运用少数已知的特征来判断他人具有哪些人格特点。如果一个人很善良, 那么内隐人格理论会告诉我们, 他或她可能也很大方。但是, 仅仅依靠内隐人格理论做出的判断也可能是错误的, 例如, 认为长得漂亮的人心地也善良。由于内隐人格理论随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而发展, 而且具有跨文化的差异, 因此在人格判断中很可能产生偏见或刻板印象。

在人际知觉中, 人们常常会假定他人与自己有相似的特征, 对他人的知觉主要受知觉者自身的特点而不是受知觉对象特点的影响。当知觉者认识到某个目标与自己相似时, 他会利用自我信息来形成一种更准确的印象(Human & Biesanz, 2011)。这种超越真实相似性并将他人知觉为与自己相似的倾向叫假定相似性(assumed similarity)。例如, 如果张三是个热情友好的人, 那么他会倾向于认为李四也是个热情友好的人。假定相似性是对人知觉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它是否反映了一种心理过程或一种方法效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 根据广泛的实验证据, 假定相似性是真实存在的。研究表明, 假定相似性效应在大五人格的宜人性中最为强烈, 并且随熟悉度的增加而增加。

从逻辑上可以这样假设, 当特质信息不太容易获得时, 判断者会有一种预期, 认为他人与自我或某个假想的人相似。事实是否如此呢？Beer和Watson(2008)关于零相识(zero acquaintance)情境下的人格判断研究发现, 假定相似性在神经质上有统计上的显著性(r=.32), 而在外倾性上几乎为零(r=-.07)。这证明个体在判断容易观察到的特质时主要基于真实信息, 而判断那些不太容易观察的特质时主要基于自我启发式的描述。当要求观察者在很难判断的特质上评定目标人物时, 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人格投射到目标上。通过与不同熟悉度样本的研究结果比较发现, 陌生人评定具有较低的自我—他人一致性(除外倾性之外的所有特质)和较高的假定相似性(对神经质和宜人性的评定)。

个体在不受约束的情境下比受规则限制的情境下更有可能真实表现自己, 一个人不经意暴露的内心秘密可能比他或她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大量行为更能够反映这个人的真实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决定人格判断准确性的因素中, 信息质量比信息数量更重要。

从工作面试到情侣约会, 人们之间需要不断交流各种信息, 谈论各种话题, 但并非所有通过交流传递的信息对人格判断都同等重要。较早的研究发现, 人格评估中根据想法和感受得到的准确性显著高于根据习惯和爱好得到的准确性(Anderson, 1984)。为了揭示不同信息类型的作用, 研究者检验了“人们公开其价值观比公开其他信息会泄露更多的人格”这一假设(Pronin, Fleming, & Steffel, 2008), 研究表明, 在旁观者的判断中, 当事人身上最重要的价值观对人格判断尤其重要。Beer和Watson(2010)则考察了信息和暴露对自我—他人一致性的影响, 比较了观看一张目标人物的静止照片与观看一段目标人物的视频短片导致的评定差异。研究发现, 自我—他人一致性随额外信息和暴露程度呈现可预测性的波动, 提供特定的特质信息能够提高自我—他人一致性。

最近, Beer和Brooks(2011)采用小组循环设计考察了不同类型信息及其质量对人格判断准确性的影响。实验要求一组被试暴露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三件事, 要求另一组被试暴露三个有关人格区别性的事实。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相信价值信息比事实信息更有可能与人格相关, 对于特定的特质(如责任心), 两种条件下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提出了信息质量的工作模型。根据该模型, 信息质量取决于直接交谈和行为观察两个方面：(1)直接交谈的对象包括自我、专家及陌生人, 其内容领域为个人价值观和区别性事实两种；(2)行为观察可根据情境类型和渠道进行划分, 前者分为强势情境与弱势情境, 后者有听觉的、视觉上的以及视听结合的(如图 1)。已有的研究证明了情境强弱、行为观察渠道、特质质量以及内容领域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Sherman, Nave, & Funder, 2010；Vazire, 2010；Beer & Brooks, 2011)。未来的研究不仅要使信息质量更加系统化, 而且还要进一步考察不同信息源与内容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每个人对自己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以解释个体为什么很难准确直觉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一个人在旁观者面前的表现取决于个体如何充分利用对旁观者有用的公共信息, 同时要忽略旁观者没有了解到的私密信息。实验研究表明, 当人们直觉他人对他们的看法时, 他们会利用私下了解到的信息(Chambers, Epley, Savitsky, & Windschitl, 2008)。这就是人们对他人如何判断他们的信念为何有别于他人对他们的真实判断的原因。研究发现, 在一次失败或尴尬的错误之后, 人们会高估旁观者对他们的判断, 这种判断失误源于人们没有考虑到旁观者关注的信息。其实, 个体对旁观者看法的直觉, 其困难不仅没有考虑到旁观者关注的信息, 而且利用了旁观者没有接触到的信息。换言之, 在直觉他人的看法时, 人们很难忽视他们了解到的私密信息。私密信息, “正如法庭上不被接受的证据一样, 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编码和评估。”(Chambers et al., 2008, p.542)

私密信息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评估, 继而影响到期望的他人评估。原因有二：其一, 编码时私密信息会影响自我知觉, 干扰自我评估的准确性。中介分析表明, 私密信息影响了被试的自我评估, 这种评估又影响到被试对他人判断的信念(Chambers et al., 2008)。其二, 人们即便能够识别私密信息的消极影响, 旨在消除这种消极影响的做法仍然不够。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判断他人对他们的看法时总会利用私密信息, 因为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信息源(如刻板印象), 在预测陌生人的判断时尤其如此(Ames, 2004)。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对他人判断的期望无疑取决于那个“他人”是谁。当人们预测亲密朋友对他们的判断时, 准确性会得到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了解并接触到相似的私密信息。

决定信息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情境的强度, 因为情境中包含的社会规则和规范会限制人们的行为表现(Funder, 2009)。强势情境限制了人们行为表现的变化范围, 因为这类情境包含了明确的规则或人们普遍遵守的内在准则, 行为规范会唤起人们潜在的道德意识；相反, 弱势情境使行为有更大的灵活性, 因为这类情境很少有规则或规范对行为起限制作用。与强势情境相比, 弱势情境允许行为有更多的选择和变化, 可以获得更多可观察、高质量的信息以及更准确的判断。舞会中的行为比乘公交车时的行为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 就在于两种情境的强度不同。

一场面试可看作一种强势情境, 和好朋友聊天可视为一种弱势情境。在面试过程中, 应聘者往往会投其所好, 招聘者很难据此做出准确判断；与好朋友聊天时, 由于情境中的规则约束较小, 因而会透露出更多真实的想法, 彼此做出的判断也更准确。非结构性面试比结构性面试更准确, 原因也在此(Blackman, 2002)。Letzring等人(2006)考察了不同强度情境中人们的相互交往及判断的准确性, 在强势情境中, 主试让被试回答一连串琐碎的问题；在弱势情境下, 让被试谈论各自喜欢的事情或要求被试相互认识。研究者预测, 被试在两种弱势情境下比强势情境中将表现更多与人格相关的信息, 两种弱势情境下人格判断的准确性也更高；在要求被试相互认识的弱势情境中比要求他们谈论各自喜欢的事情的弱势情境下会表现更多可用的人格信息, 结果证实了研究者的假设(Letzring, Wells, & Funder, 2006)。

考察信息数量和质量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 量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通过视频录像诱发的判断情境中, 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展示多少真实的自己或多少真正与特质相关的行为信息？如何控制好暴露时间的长短？信息数量该如何给它一个客观的测量标准？在信息的质量方面, 并非所有公开的行为信息质量都不如私密的信息。从人格的本质看, 人格是一种稳定的、一致的行为模式, 人格判断往往建立在公开的行为信息基础上。在强势情境和弱势情境的分类上, 如何更好地控制情境, 以保证不同的情境的确能够诱发判断所需要的行为表现。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10分钟的交谈一定比5分钟的交谈所展示的信息数量多, 在家里的表现一定比学校的表现所折射出的信息质量高。总之, 关于信息数量和质量对判断准确性的影响,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统一的量化模式或程序。

人格判断建立在大量行为信息的基础上, 在Funder的RAM中, 良好的信息可以拓宽判断者观察行为的范围, 判断者所注意行为的出现机率也会增大。但是, 无论是信息数量还是质量, 它们总是与其他变量交织在一起。有能力的判断者比糟糕的判断者能够把握更多更有效的信息；良好的判断目标比不具有“可判断性”(judgeability)的目标能够展示更多与特质相关的行为信息；与可观察性低的特质(如神经质)相比, 可观察性高的特质(如外倾性)有更多可利用的行为信息(陈少华, 吴颢, 赖庭红, 2013)。在影响信息数量的因素中, 不只是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熟悉度的问题；在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中, 也不仅是考虑信息类型和情境强度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必须将信息数量和质量与判断者和判断目标的个体差异以及特质属性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已有的研究揭示, 实验室中交往的行为编码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数量和质量与准确性的相关(Letzring et al., 2006)。然而, 现实生活中的人格判断远不止这么简单, 通过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所得到的信息明显不同于现实中的对人知觉。在实验室中, 无论是结构性还是非结构性情境, 被试之间的交谈不可能完全真实, 通过短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时间得到的人格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 未来应当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境的人格判断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情境, 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和认识的时间较长, 在这些情境中, 信息数量通过判断者在不同相识阶段和情境对目标的判断获得, 而信息质量可以通过目标和判断者交往质量的信息获得。此外, 未来的研究要确定交往中的真实行为事件, 因为这些事件与一致性和准确性水平相关。

尽管已有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关于信息数量和质量的研究对我们在实践中提高人格判断的准确性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 熟悉是第一位的, 我们要尽量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中观察他人的行为, 这样才能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 关系质量是关键, 与普通朋友相比, 一个人在知心朋友前面更容易暴露自己真实的一面。可见, 提高关系质量是提高信息质量的保障。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 不只是要看他或她表面或公开的行为信息, 更要去关注那些个人的私密信息。与面对面的交谈相比, 一个人的日记或他所做的梦更有可能暴露真实的自我(Vazire & Gosling, 2004)。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 营造一种自由、轻松的气氛非常重要。与强势情境相比, 人们更有可能在弱势情境中真实表现自己。在弱势情境下, 人们愿意表现, 敢于表现, 这对提高判断的准确性无疑是有好处的。如果你要想更好地了解你的同事, 工作后的交往更有意义。这一点对于教育、临床以及工业/组织管理中的人格判断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