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听众（听者、受众）为核心的定义

       如果说辩证法探索真实，按照大家一致认同的理解，那么修辞学则更多地关注似真性。它预设了人们的弱点，他们更听信自己的感官，而非他们的知性，因为他们从感官中获得的乐趣更大，即使稍后，这些乐趣同样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干扰，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地信赖感官。

       在柏拉图看来，恭维听众因而决定着修辞学链条的整体。为了操作这个整体，演说者玩弄语词，诱惑听众，俘获它，迷惑它，并最终可以达到让听众相信他所说的话的目的。

        这种修辞学观念并非完全错误，却不因此而较少局限性和井底之蛙色彩。修辞学也可以完全善意地面对他者，并非一定让他干他并不真心想做的事情，而仅仅为了分享、传达、决定能够建立某种理性群体的事情，该群体的理性成员共同生活在城邦里。这种更仁厚的观点，就是亚里士多德行将捍卫的观点。

二： 以语言和风格为核心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展示了言语或理性——在希腊语中，这两者都被称作逻各斯——何以自身拥有足够的资源以承载种种结论并引导推论。言语和可靠论证的力量之大，以至于臣服这种这力量的演说家思想深处犹如赞同他们的听众一样。但仅仅用言语就可以说服人们是不充分的，他发挥了激情的类型学，这是第一种类型学，他断言，一个好的演说家，如果不那么天真，就懂得依靠其听众的情感特征。

       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并不单单是由论据和良好理由构成的以期行动或相信某些事实的某种逻各斯。它还是各种言语分配期间的不断差异化的场域，这些言语包括日常会话、悼词或者还有诗人们节奏感很强的高雅风格。它不仅仅是思维论证所采纳的形式，更是简单的形式本身，从诗人和散文家的表达到只有平庸事要说的某人的语言。

      罗兰·巴特把修辞学设想为从原义到引申义所采用的全部风格方法。引申义和忠实义的这种关系支配着辞格修辞学。拉康说，潜意识被结构为某种语言，因为这种结构把精神上的创伤与种种矛盾改造为神秘的形象语言，旨在保护主体免受个人隐私暴露的伤害。奥斯瓦尔德·迪克罗（1930-？ 法国语言学家）的方法的方法是从言语的陈述行为中，捕捉种种推论手段的根源，这些手段主要借助于独特的语言标记符号，从显性导向隐性。

       然而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同一理念的基础之上，即某种事物并非表述在明面上，而这种事物就蕴含在修辞学的运用中，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修辞的，倘若本质上不是，至少功能上是的。但是当瞄泊点位于逻各斯、把演说者和听众的根扎在某种理性的或情感的共通之处时，重要的就是引申性、所喻示的隐性和编码，超过了雄辩和感性情感的游戏，后两者曾经是构成修辞学的关键。

三： 以演说者为核心的定义

       演说艺术被昆提利安定义为卓越表述的艺术，这其中既包括能够正确回答种种具体问题的事实，也包括能够以表达方式和突出话语成立点而俘获其听众的事实。

       演说艺术的这样一种视野是人文主义的源泉，界定人的这种视野的基本思想是，每个人通过体现自己的美德，而成为其他人的模范，没有什么比行为的榜样性及其所预设的种种风俗更有说服力了。

四：  源自优先权赋予上述三个维度之一的修辞学类型是何种风貌？

       从希腊人到罗马人，修辞学创新的重心由情感经逻各斯转移到性情。

       对西塞罗而言，性情是第一位的。它更多地被设想为突出演说者自己特有的美德，由于社会等级确定了每个人的义务和特长，直至说话的界限，那么这些美德就既是社会层面的，又是道德层面的。卓越表述的艺术、雄辩和风格的辞格显示了主体的控制能力。

       无论是将锚固点放在听众或是信息或是发出者中，都是它定义中的缺陷。修辞关系建立在三个成分的基础上，因而没有任何理由赋予其中之一的特权让其他两个从属于它。倘若这样做了，我们就重新回到了这些经常不同、但永远只是部分意义上的修辞学定义，它们给人以完全缺乏同一性且甚至各种观念相互对立的印象，而修辞学这个学科其实是同一学科。自此，唯一正确定义修辞学的方式就是整合这三种基础成分，把它们放在同等尺度的位置上。面对一定听众的人称作性情，该听众称为情感，而他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属于逻各斯。

六：  我们的修辞学定义

       问题拉近或扩大争论者们的距离。修辞学是某种问题所造成之距离的协商，而问题则是这种距离的揭示者、标志，经常甚至还是它的衡量尺度。  

我们的修辞学定义如下：

     修辞学是围绕一个具体问题个体们之间距离的协商。

       这种定义的优点是把说话者（性情）、他的听众（情感）以及他们表达自己的问题和回答时所使用的语言（逻各斯）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反之，叩问、距离和协商概念却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深化它们的同时，整个修辞学，它的原理和统一性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如果我们专注于逻各斯、情感和性情，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维度逐渐成形并脱颖而出，成为这种定义众多可能的结果。我们就这样观察到属于性情（所表达的观点和价值）、情感（感动、相信、高兴和广义的取悦）和逻各斯（推理、风格）的东西。

       2.至于给出的“具体问题”，开始，人们之所以使用修辞学，那是因为某种问题提出了。于是人们可以反问，为什么人们更多地以修辞的形态而非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呢。是否有某些问题类型要求某种修辞学的处理呢？难道更多的不是问题的处理属于修辞性质，而非这些问题本身具有修辞性质吗？

       3.协商个人之间的某种距离、某种歧见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当个体间相互对话时，他们并非一定寻求缩小之间的距离，可能更希望肯定并让人们承认它（如公布这种距离：这是制服、长袍等统一着装的功能）。侮辱则是扩大这种距离，向对话者示意距离不可被拉近。由此就产生了使用一些动物名称以强调使论战者们分歧的本体论鸿沟。（结合现实加以修正）。但距离化并非如此彻底，存在着“不屑”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关系中并未提出真正的问题，那么就没有任何需要缩小的东西了。当人们谈论起天气如何时，那是为了解除一个中性主题，从道理上讲，这个主题不会让任何人生气，这是我们日常会话之开场白所采取的言语的目的。再例如“您好，还好吗？”“而你呢，还好吗？”这样一些问好的目的在于先验性地消解事实上存在于个人之间的距离的冲击。

       在修辞学中，距离的作用是关键的，它激发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叩问。人们可以反问这种距离是社会层面的还是心理层面的，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人们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提问将其概念化，还是要通过这个问题所蕴含的问题来概念化呢？那么个人之见的距离是瞬息的、语境下的，亦或是反馈到某种最经常见到的情感方面的、先于讨论且独立于讨论而存在的事实形势呢？协商距离：对于个体们而言，这是围绕某个关联他们的距离问题讨论他们分歧的事实，他们之间的关联可以从同谋型到针锋相对。      

       自此，我们不是有权得出下述结论，即一种修辞关系的真正问题就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具体问题则是为了引导他们面对这种差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