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宣称美国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都“回来了”，而美欧又对俄罗斯普京政府作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做了再定性。进入3月，美欧从“嘴炮”进入了实操，3月2日，美国和欧盟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另一边，俄罗斯外长、外交部发言人和俄总统新闻秘书2日当天接连强势回应美国与欧盟的制裁。

俄西方矛盾趋于螺旋式上升并在整体上不断恶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强势外交再次成为俄罗斯政治精英处理与美欧关系的主流逻辑，继承了苏联“不先生”传统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甚至放话，极端情况下可以中断与布鲁塞尔的往来，试图迫使欧盟在对俄政策上改弦更张。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与美国及其欧洲主要盟国围绕话语权的争夺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对于基本价值观的定义权俨然成为二者较量的焦点内容。而在俄罗斯的一系列操作中，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维切亚斯拉夫·沃洛金的“自由之岛”言论可能最令西方始料未及。

2月17日，沃洛金在杜马会议中提及波罗的海国家对俄媒的限制，声称“俄罗斯是最后的自由之岛”。沃洛金此言否定了传统上欧美“自由世界”之说，坚信俄罗斯具有高度自由。沃洛金为何在民主、人权、自由等西方自认为自身占据话语权并掌握裁判权的问题上发起挑战？而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俄罗斯国家的现实？

俄罗斯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体系

沃洛金此番言论的叙事模式从俄总统普京执政初期的“半杯水是空还是满”和“民主不是种土豆”等强调俄罗斯特殊性的路径，转向了“西方失败论”、“欧洲已死”、“只有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才能拯救西方”等更有道路自信的话语。

而沃洛金发起这一挑战的大背景，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降以学习西方为主要逻辑的赶超式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可能被新的范式所替代，即在西方衰落的背景下将由俄罗斯而不是其他国家担负起上承“第三罗马”理念而完成西方涅槃的关键历史使命（编注：“第三罗马”，是指欧洲一些声称是古罗马——即“第一罗马”继承者的城市、城邦或国家。“第二罗马”通常指君士坦丁堡，即东罗马帝国首都）。

新的俄罗斯国内外现实促使俄当局在声张“自由之国”合法性的同时加快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这种正在构建进程中的新意识形态，在普京于2016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期间的有关发言中就已初露端倪。

在普京执政下，即便经济实力日益萎缩，俄罗斯的主权大国地位、实际影响力却大大提升，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也紧锣密鼓地展开。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制裁和反制裁，波及到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此外，新世纪以来，保守价值观也日益模糊，俄国内西方女权主义、LGBT等其他少数群体越来越多地借助社交媒体主张权利，这个过程模糊了民族国家认同、扩大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模糊态度，尤其构成了人口增长、宗教和社会稳定的障碍。凡此种种，都需要有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加以应对。

为此，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界开始讨论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基础正在形成、主要力量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已经形成了不容讨论的价值观，例如领土的统一和国家利益优先、强大国家是必要的。2020年宪法改革强化总统核心权力的方向，正符合社会倾向于保持权力稳定性和一致性以抵御难关、对抗外部威胁的需求，以图“在新的、价值观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普京语）。

“最后的自由之岛”宣言的底气

沃洛金声称俄罗斯是“俄罗斯是最后的自由之岛”，背后也有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资源作为支撑。

首先，沃洛金此言意在标榜俄罗斯有着言论和新闻自由、结党自由，这些连同其所领导的下议院背后，是从历史中走来、今天的俄罗斯引以为豪的人民代表制传统，同时，沃洛金也是在标榜当代俄罗斯民主改革的成果。

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种种形式的人民代表制雏形，比如维彻会议、国民会议、1905年出现的无立法权的杜马，以及1917年的苏维埃议会。在以往数十年的俄罗斯现代政治转型期里，无论左还是右、激进或保守，议会的构成、来源、方式，始终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议会扮演什么角色，也直接体现了俄罗斯政权形式，亦反映了政治力量的消长。

经过十数年的发展，以议会为表现形式的一个成熟的、自洽的、具有民主形式的稳定结构在俄罗斯形成了，以它保障自由，正是今天国际舆论中看似主流的道路。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根据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俄三权分立的模式接近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版本，突出行政权，这意味着议会并不能保证对政府活动的充分制衡，政府也不对议会负责。

其次，还应当看到，“自由”除了被赋予意识形态意义作为划分阵营的依据、被简化为标签成为彼此攻讦的借口之外，究其本源，俄罗斯和西方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

俄罗斯社会今天并不推崇西方标榜自由市场、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认为那不是自由。正如赫尔岑所言，个人主义如果建立在庸俗主义的基础上，就把人的社会存在局限于私人利益，消费主义物质存在所决定的庸俗意识必定损害自由，这样的道路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近代以来的欧美社会思想的一大主线是将自由理解为“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自由，被称为“消极自由”，指在特定环境之中，个人保有自由活动空间，社会存在设有疆界的私人领域，免受国家权力之干预或支配。与之相对的“积极自由”观则认为自由仅当人实现其最大潜能时才能充分实现，为此国家须提供社会服务以扫除无知、疾病、贫困等障碍，进而引导人们实现自由。正如普京2017年明确指出的，“国家的责任是保护民众的积极性，向他们提供新的机会。”

在凯恩斯主义盛行之时，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自由”概念预示着迫使人们接受特定的社会模式、消除人的自主权、走向极权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模式乃至今天俄罗斯的民主模式受到西方诟病。沃洛金和其他许多俄罗斯政治人物生于苏联、脱离苏联，接受了部分的苏联，又拒斥了另一部分的苏联，摒弃了苏联遗产中漠视人权、无视个体权利的那部分，强调对个人自由在消极意义上的保护。这种积极自由指向卢梭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在苏联之前、之后和之外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20世纪后期开始，学者看到西方自由主义变得明显守旧和内向，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例证是，政党和议会构成的体系不再能凭借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普遍性来回应时代的挑战，“西方的自由主义已死”——这种脆弱性，普京曾数次公开点明。在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看来，真正的民主和公民社会不能被“进口”，那么，与俄罗斯一以贯之的偏重集体主义的哲学颇多契合之处的自由观和相对应的保障这种自由的政治安排，便愈发凸显意义。在西方语境里这更多指社群的团结、公民美德、广泛参与和自我牺牲，当代俄罗斯学者也曾据此将公民参与预算的市政管理实践、捍卫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的运动、争取学术机构共同自治的情形称为“自由生活之岛”，认为有着公民参与的政治生活比西来的“电子专制主义”的“代表制”更为务实。而在俄罗斯国家层面，基于共同体而非个人的自由观则自始至终指向人民生活的积淀和历史传统，进而推至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安排。

在2021年杜马选举后政党体系即将重组的关口，沃洛金此番的“最后自由之岛”言论是对2019年“普京主义”概念、2018年俄罗斯文明“混血者的孤独”之言，甚至21世纪最初几年“主权民主”论的又一重注解——融贯于近代欧美政治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适合具有深刻特殊性的俄罗斯。俄罗斯凭借兼容东西方文明而构筑自己独特的路线，近十年来表现为高度集权总统制、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交织与融合。在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看来，这样的道路才能够保障真正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沃洛金才将俄罗斯称为“最后的自由之岛”。

（林文昕，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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