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1800年俄国年均进口中国茶叶统计（单位：普特）

年份数量

1755—1762 11,000—13,000

1768—1785 29,000

1792 24,568

1798 46977

1799 52,313

1800 69,850

资料来源：吉田金一：《ロシァと清の贸易につぃて》，《东洋学报》1963年第45 卷第4期，第39－86页。

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在18世纪前半期，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不过1万普特，到18世纪末便增加至每年56，000普特，增长5—6倍。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很快。1750年，经恰克图入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从1762年至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白毫茶是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砖茶17，000普特，其它茶叶100普特，合共近3万普特，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货物总值15%。在恰克图互市中，由于俄国经常挑衅滋事，清朝多次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其中以1785－1792年这次闭市时间最长。俄国商务部于1788年3月写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这次闭市“不但毁坏西伯利亚的商业而且损害俄国所有的商业”。俄国被迫高价向欧洲列强购买茶叶，结果导致卢布汇率的削弱 。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1792年茶叶贸易量是24，568普特，到1798年增加到46，977普特，1799年是52，313普特，1800年达69，8 50 普特（参见上表）。俄国进口的茶叶主要分为砖茶、绿茶和白毫茶。西伯利亚人比较喜欢砖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比较喜欢绿茶，白毫茶则在全俄都有销售，价格较贵。“茶渐渐成了每一个俄国家庭必备的饮料”。

19世纪前半期是恰克图贸易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最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1802—1810 年是42.3%，1812—1820年上升到74.3%，1821—1830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更是高达94.9％。在19 世纪40年代，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三分之一是砖茶。白毫茶主要行销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砖茶主要行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饮茶不但在俄罗斯得到普及，而且在恰克图的贸易中茶叶贸易已到了绝对重要的地步，所谓恰克图贸易实际也就是茶叶贸易。

二

恰克图是中俄陆路茶叶贸易的中心。恰克图互市场所分二部分，在俄国境内称恰克图，在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二城相距一百四十码，中间立有分界标柱。恰克图为正方形，设三门，内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货栈、房舍，用木筑成。买卖城成矩形，设四门，十字街道横贯城中，18世纪末有房舍200余间，人口1，200人。

清朝对买卖城的贸易活动采取类似广州公行制度的管理方式。“商集分设八行，选商良善殷实者为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该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后，令以次交易” 。而在俄方恰克图，俄国命“萨那特衙门咭那喇尔监察，与俄商划一价格” 。中俄双方的商人欲买对方货物须进入对方市场才可交易，即中国商人需进入恰克图，而俄商须来买卖城。互市活动在严冬季节，时间为每年“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 。

清朝理藩院统辖中国商民在买卖城的活动，中国商民须持有理藩院发的院票方能前往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规定：“凡各商到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凡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滞留各部落，取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 。理藩院颁发的茶票与户部颁发的茶引性质相同，都是专卖的形式，只是颁发机关和行销对象不同而已。

但是，院票制度日久生弊。清朝一向允许持有茶引的商人到西北边地卖茶，“至行销口外蒙古地方茶引，过关截角，至崇文门又复截去中间，给商随茶出口” 。到边地卖茶的商人为谋厚利，不免出境私自贸易。地方官员贪图私利，也让商人以茶引代院票，从而破坏院票制度的执行。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订立章程，规定“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 。

“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中俄贸易的形象概括。到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民大都是著名的晋商。“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片等物” 。中国茶商“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经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 。茶商领票出茶，除“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 。按清朝的规定，每张茶票的准运量如按茶箱计算，每张茶三百箱。以武夷茶为例，“每茶一匝（箱），榖中国库平五十五斤，连包计算共榖八十斤” 。如按骆驼计算，“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 。1850年，清朝发给茶商的茶票是268 张，1851年至1855年在张家口的60家大茶商每年出票4至5百张。茶叶贸易无疑被大茶商所把持，在乾隆时，领有茶票的山西大茶商约60余家，依附的小茶商约80余家，未能取得茶票的小商只好附搭票商出口贸易，他们被称为“朋票”或“朋户” 。到19世纪中期，张家口依然是60余家大茶商的天下，加上小商家，“有西帮茶商百余家” 。而在买卖城，19世纪中期有商户100家，其中9 0家有铺面，但只有3 7家与俄商做批发生意，其余都是小商。

输往俄国的茶叶大都来自福建。据衷干《茶市杂咏》所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福建茶叶输俄的历史，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后因茶道梗塞，茶商改用两湖茶取代福建茶才有所改变。

毛皮是俄国在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的主要商品。俄国政府起初禁止私商贩卖毛皮，1762年始解禁。到1 792年时，恰克图已形成六大商帮，即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起初委托他人代理在恰克图的事务，1799年俄美公司正式成立后，遂派董事驻扎恰克图。俄国的毛皮来自北美、西伯利亚等地。仅俄美公司在17 97年至1842年从北美等地掠夺来的各种毛皮达2453 426 张。这些毛皮除部分卖给美国人转至广州出售和部分送至莫斯科外，大部分被运至恰克图互市。

在皮茶互市中，俄商施展浑身解数，拼命压低交换的比价，以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伊尔库茨克总督在1 794 年11月给女皇的报告中就盛赞俄美公司祖师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Grigorii Ivanovich Shelikhov）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支持”。俄美公司利用手中掌握大量皮货，欺行霸市，抬高价格。在18世纪末的恰克图，一张海豹皮卖5卢布。一张海獭皮价值近100卢布，一张银狐皮值20卢布。到19 世纪初，俄美公司通常用一张海獭皮换2箱茶叶或4 匹土布，10张海豹皮换1 箱茶叶。一张海獭皮换茶叶可赚110—124卢布，l张海豹皮换茶叶可赚5卢布13 戈比至7卢布20戈比。俄美公司将换来的茶叶输往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和莫斯科，售卖后扣除各种费用、运费、税收，一箱茶叶获利150 —180卢布。到19世纪50 年代，当毛皮已是销路不畅时，俄商在恰克图出售毛皮仍可获得暴利200% －300%。

根据藏于列宁格勒档案馆一份写于十八世纪末的文件，“中国人带来的 [商品]……，以及数量可观的绿茶。这种茶叶的质量远远胜过欧洲经过长途航海收到的茶叶，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以高达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转售时的价格很少超过十五或二十法郎。为了补这项损失，他们从不错过机会抬高皮货的价格，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为中国人提供的货物。不过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俄国政府对每笔交易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茶叶贸易是俄国一大利源，俄国对进口茶叶采取高关税政策，税率达75%。单俄美公司1 821—1841年间在恰克图缴纳茶叶关税达2365340卢布61戈比，占同期俄美公司总收入的61% 。从1842—1849年俄美公司年均售茶6700箱，获利很多。另据披露，1839年俄商在恰克图用700万元买下的茶叶，一运至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出售，便可卖到1800万元，得利一倍半。与这种巨利相联系必然是茶价高昂。以1 830 年为例，每磅花茶在伦敦的售价是4先令9便士到5先令3便士，而在圣彼得堡是7先令3.5 便士到11先令11便士，差价达一倍。俄国茶市的厚利，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眼红，他们以走私的方法向俄国西部和黑海沿岸贩卖茶叶。

俄国的毛皮贸易在19世纪30 年代已趋疲软，俄国代之以毛呢和棉织品来交换茶叶。至50年代初，毛呢及棉织品已占俄国出口货65% ，而毛皮只占27%。俄国向中国推销的毛呢和棉织品都属亏本经营，中国商人也不喜欢，因为销售呆滞。但俄国从茶叶贸易利润中补回这方面的损失，从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很显然，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

尽管俄国从恰克图互市中捞到最大的商业利益，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胃口。俄国老早渴望能到中国沿海港口贸易，还在1787 年4月，舍列霍夫向西伯利亚总督进言，要求派几只“挂某种合适的旗帜”的船到中国海港 。1805 年，俄美公司的涅瓦号和希望号终于驶进广州，并买走了2105箱茶叶。由于清政府的禁止，加上俄国也尚未具备强行打开中国沿海门户的能力，因此俄国到中国沿海口岸贸易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鸦片战争后，俄国人混水摸鱼，俄船多次驶至上海买茶。但对俄国来说，陆路贸易利益更大。1851 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伊犁塔台条约》，取得在这两个地方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次年，通过伊犁、塔台入俄的茶叶已有660 000 磅。伊犁、塔台成为陆路茶叶贸易又一重镇。到1858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俄国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茶区买茶，以恰克图互市为特征的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1851－1860年中俄茶叶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 吉田金一：《ロシァと清の贸易につぃて》，《东洋学报》1963年第45 卷第4期，第39－86页。.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茶叶贸易的格局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位于长江腹地的汉口在1862 年开埠后茶叶出口便显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汉口茶叶或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或经上海至天津改用陆路入蒙古和俄国，或溯汉水经樊城至大同入蒙古和西伯利亚，或南下达广州出洋。1861年汉口出口茶叶8万担，次年增至216 351担，1870年达369 166担。进入70 年代，汉口年均输出茶叶50万担，到80年代更是达到60－70万担。汉口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是中国红茶和砖茶出口中心和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中国80％的红茶和90％的砖茶是从汉口输出的。汉口从80 年代末后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港。

英俄是汉口茶市最大的主顾。英国最先进入汉口，而俄国也于1863 年在汉口设立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英俄两国为控制汉口茶市进行激烈的竞争。俄国除通过中间商购买茶叶外，还直接到茶区设点收购，当茶叶还在树上时便从茶农手中买下。俄商在汉口常常出好价抢购质优的头春茶，英商起初与俄商竞争，终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转向质次价廉的二、三春茶。从总体上看，英国从汉口运走的茶叶多过俄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 世纪80年末。随着英属殖民地印度和锡兰茶业的发展，英国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汉口茶市便成俄国一统天下。除英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汉口茶市上微不足道，德国虽然也从汉口进口茶叶，但它是通过英国采购的。俄国从汉口输出的茶叶有红茶和砖茶，当中国外销茶在19 世纪80年代未逐趋衰落时，汉口因中俄茶叶贸易而一枝独秀，因此中俄茶叶贸易对汉口茶市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俄茶叶贸易在19 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恰克图进行，60年代开始便转以汉口为中心。俄国政府大力扶持在汉口的俄商，对从汉口输入的茶叶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虽然1861 年俄国为解决俄国欧洲边境的走私茶问题开放这段边境的茶叶贸易，但在1862 年将设在恰克图的税卡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对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免征茶叶税，从而刺激陆路茶叶贸易的发展。1864 年俄国又宣布禁止从欧洲边境地区进口茶叶，以保护陆路茶叶贸易。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从1866 年4月15日起免除俄国经天津转口缴纳的子口半税，此举使华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更处于劣势，而俄商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俄商进入汉口后，一方面在茶区设立行口收购茶叶，排挤广东茶商，一方面建立茶叶加工厂自行制造砖茶，从而形成对茶叶贸易过程的全面控制，结果，“俄国人彻底地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 。

从汉口至俄国的茶路有三条。一条是汉口－樊城－大同－归化－蒙古；一条是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西伯利亚；一条是汉口－敖德萨。第一条是传统运茶路线，第二条是汉口开埠后新辟的，习惯上将这二条路线称为陆路。汉口至敖德萨的海路是19 世纪70年代才开通，1800年后俄国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经常川行敖德萨至汉口之间，汉口的小京砖茶全部由其运到俄国，而俄商阜昌洋行（Molchanoff ， Pechatnoff & Co．）则充当其总经纪。此外，还有汉口至海参崴的海路，创于1873 年，次年使停止。

俄国所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1871 年俄国进口的砖茶是83 695担，红茶31 698担，1880年砖茶340 826担，红茶124 135担，1890年砖茶307 433担，红茶282 919担。砖茶比红茶重要得多，而中国的砖茶几乎全部出口到俄国。

砖茶是17 世纪末才开始行销西伯利亚。用工夫红茶做的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用较粗的绿茶和茶梗做的砖茶销往蒙古和俄国的喀山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m ）。1863 年俄国顺丰洋行在汉口附近茶区设砖茶厂制造砖茶，1866年俄国新泰洋行（Tokmakoff Co．）也在茶区设厂。俄国控制砖茶制造的步伐很快，1865 年时经天津入恰克图的砖茶有一半是俄商制造的，到1866年则全部都是俄商制造了。

1866 年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增至3家，这些砖茶厂均设在汉口附近的崇阳、羊楼峒，它们沿用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方法。1869 年俄商从汉口运走的砖茶达73 758担。随着砖茶贸易的扩大，手工生产已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从19 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俄商着手建立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砖茶厂。

约1874 －1875年，俄国在汉口租界内建立2家机器砖茶厂，次年又在租界外筹建第3 家。俄商开始将设在茶区的砖茶厂转移至汉口，并以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每家机器砖茶厂的投资在100 至200万元之间。但机器制作比手工制作优越，手工压机每天出茶砖60 筐，废品率20％，而机器生产每天出砖茶80筐，废品率只有5％，每筐生产成本比手工省银一两，即每天可省80两。故19 世纪80年代后，机器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生产。1893 年俄国又新建一间机器砖茶厂。

俄商还将砖茶制造扩张至福州和九江。1872 年新泰洋行首先在福州开设第一家砖茶厂，接着在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建宁和西芹创办2家砖茶厂。到1876 年，新泰、阜昌等三家洋行在福州的南台（3家）、建宁的南雅口（2家）、太平（1家）、三门（1家）、延平的西芹（2家）等地共开了9家砖茶厂，出产砖茶53 624担，俄国在福建的砖茶厂规模比汉口小，而且其扩张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随着福州茶叶贸易在19 世纪80年代末逐趋衰落，俄商在福建的砖茶厂也陆续歇业。在九江，新泰率先于1875年建立砖茶厂，几年后顺丰也在九江开厂。这两家砖茶厂产量约23 000 担。俄商在九江建厂的结果使九江砖茶出口大量增加，1882 －1891年九江出口砖茶259 268担，1892－1901年增至342 760担。九江成为另一砖茶制造中心。

除了控制茶叶贸易和建立茶叶加工厂之外，俄国还逐步侵蚀中国的传统茶叶市场。1862 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拥有在中俄边境百里内“均不纳税”的特权，蒙古成为俄国“小本营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俄商运砖茶回国，每担只纳税银六钱，约等于一般茶税的四分之一。1869 年，俄国又迫使清朝签订《修订陆路通商章程》，取消原来只准“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自由贸易的限制。蒙古这块市场逐步落入俄商手中，导致华商“生计日穷，渐行萧索” 。19 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加快侵略新疆的步伐，出兵占领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俄国通过《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新疆变成俄商贸易免税区。俄商深感茶叶贸易的条件“很不错”。与华商受到清朝政府茶叶专卖政策的控制和沉重苛捐杂税的情况相比，俄商在“就地做茶叶生意”方面“有较多的自由” 。到1906 年《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后，“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

俄国对中国外销茶的扩张和控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茶业的一个典型。俄国除了没有在中国划地种茶之外，对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茶叶加工和贸易均建立全面的控制。在俄国的打击排挤下，原来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国商人衰落下去，而中国边疆茶叶市场也被俄商所占领。

中俄茶叶贸易到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战火纷飞造成的社会动乱使贸易活动难以为继，中俄茶叶贸易立刻落入低谷，而原来在中国设立的砖茶厂也歇业。1916年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634，999担，但在1918年便减为57，907担，到1920年只有6，995担。直到20 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茶叶才有新的发展。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