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3年，即秦赢政4年（人们也习惯地称为秦始皇4年），与中国这一历史时空相对应的，正是古印度阿育王当政的时期。阿育王在征服了南印度羯阿伽国，实现国家统一后，推行了排斥战争、崇尚佛法的新政。与此同时，为使佛教走出国门，在更大的地域得到弘扬，便遣使奔赴世界各地，赍经布道，分送舍利。这是考究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必须关注的一个大背景，可是，这个大背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却往往被忽视了，致使一些人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局囿于两汉之交。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人在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上，只看到了流，却忽视了源，也就是忽视了佛教走向世界的大背景——阿育王与秦始皇这两个伟人在时空上的对应点。从这一大背景入手，经认真查阅历史典籍，对此确有记载。如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在《经录》中记载：“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门释利坊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隋朝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坊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特别是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载：“西域沙门释利坊等至梁山，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一日飞去。”这段记载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进一步明确了释利坊等人入秦后，传经的具体地点就在现今乾陵所在地——梁山。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对佛教传入中国进行探究时指出：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另外，多罗那在其撰写的《印度佛教史》中，也有“阿育王时，有大德来中国弘法”的记载。

除上述古今中外的典籍确有记载之外，我们经过实地考察，也有许多发现。一是当地群众有“先有佛堂庙，后有法门寺”之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供奉佛祖的场所，也与之相适应地经历了一个“堂——庙——寺”不断演化递进的过程，当地群众的这种说法，完全符合上述规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并未有寺，供奉佛祖的场所，起初是人们随时随处设堂而供，继而是设庙而供。因为设庙敬神，这在中国源远流长，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夏商周时期，就已有之。为此，在佛教初传时期，梁山周围的先民将释迦牟尼视为诸神之一，由最先的隨处设堂而供，发展为建庙而供，这就是佛堂庙的历史渊源。直到东汉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官方的重视，才专门设寺以供奉佛祖，将其与中国古已有之的供奉诸神的宇庙区分开来。但在现今乾县梁山之侧的漠西，数千年来，将供奉佛祖的场所称为“佛堂庙”，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别具一格的称谓，有着深厚的底蕴，是释利坊在此传播佛教的一个有力佐证。二是四里坊的村名，本来叫作“释利坊”，是为纪念印度宣教师释利坊来此传教而命名的。后因读音传讹和关中方言发音的差异及书写的简便，而将“释”演变为“四”。采访中，该村现年81岁的彭俊忠老人和62岁的退休教师彭世俊，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说他们村解放前叫做“寺里坊”，解放后，人们为了书写方便，将“寺”写成“四”。后来，我们查阅了一幅勘测于民国三年，距今已近百年的乾县老地图，在这幅珍贵的老地图上，该村名字果然为寺里坊，这一发现，证实了村民说法的正确性。由此可见，这一村名经历了一个由“释——寺——四”相演相嬗的历史过程，它来源于纪念释利坊在此传教是可信的。三是从我们收集的一幅《重修大佛禅寺碑记图》的拓片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就是位于乾县城内北寺巷的兴国寺曾藏有佛祖舍利。大佛禅寺是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形成禅宗派后，在佛堂庙的灵光感召之下，比邻其北侧建起的一座大型寺院。这幅拓片的碑文是明代成化年间重修大佛禅寺时形成的，距今已有五百余年，其中载有：“佛涅槃本在西方，而玉骨则封于风翔之法门，舍利则藏于奉天之兴国。”由于法门寺所在地的扶凤县，古代曾属凤翔府管辖，所以，拓片中称为“凤翔之法门。”由于乾县在唐代名为奉天县，所以拓片中称之为“奉天之兴国”。1987年7月，国家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果真出土了佛指舍利，震惊了世界，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这幅拓片中所记载的“奉天之兴国”与“凤翔之法门”是东西呼应，两地都藏有佛祖舍利。这幅拓片的记载和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出土，又从一个重要侧面证实，正是阿育王派遣释利坊等人，首先将舍利带到位于现今乾县境内梁山之侧的佛堂庙遣址一带。据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回答了兴国寺和法门寺佛祖舍利来源的千古之谜。

综上所述，历史典籍和实地考证，都充分证明佛堂庙和大佛禅寺所在的这一地域是佛教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地，也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起源地。

二、乾县曾是出现“贝叶地翻，宝花天坠”这一佛教界最为神圣、最为奇特景观和天象的宝地。

在我们收集的这幅《重修大佛禅寺碑记图》石碑和拓片中，明确记载：佛堂庙和大佛禅寺遣址一带，曾经出现过“贝叶地翻，宝花天坠”这一奇特景观和天象。贝叶经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典，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时，还未有造纸术的发明，那时的古印度人只得将佛教经文刻在特有的贝树叶上，以供人诵读，并借以传播。所以，在古代，刻有经文的贝叶就成了佛祖释迦牟尼的化身。从此，也就产生了“见贝叶经如见佛祖”的美妙之说。那么，在佛堂庙和大佛禅寺遣址曾经出现的“贝叶地翻，宝花天坠”这一盛景和天象，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文化史上，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这一盛况，也为“赍贝经而入秦，携舍利而至梁“之说提供了又一历史佐证。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在全国其它地方均未发现这样的记载。古老的乾州大地，有过这样的盛况，正如厦门佛学院的资深教授听到这一信息后，不尽赞叹道：乾县宗教文化的底蕴这样深厚，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这一信息一旦发布，可能会在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引起震动。

三、唐代是佛堂庙和大佛禅寺最为鼎盛的时期。

根据这幅石碑和拓片的记载，到了唐代，由五百名印度佛教人士组成的庞大团队，来到佛堂庙和大佛禅寺，传经布道，规模宏大。这与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一生笃信佛教，弘扬佛法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武则天，正是借助佛教的力量才得以改唐为周，登上皇位的。另据四里坊村的老人们所讲，在唐代佛教兴盛时期，佛堂庙和大佛禅寺的建筑物分布漠谷河南北两岸，由于当时架有木桥，将其两边建筑物连接起来，民众将它们视为一体，习惯性地将佛堂庙称为前殿，大佛禅寺称为后殿。而处于乾陵之侧的佛堂庙和大佛禅寺能成为印度五百名宣教师的弘法之地，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另外，这幅拓片还记载，佛堂庙和大佛禅寺是唐玄奘西域取经的往返驻地，此信息为这一遣址又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四、佛堂庙和大佛禅寺遣址是乾陵实现腾飞的重要一翼。

对这一遣址的考证和取得的重要发现，不但可以弥补咸阳地区宗教文化旅游的缺憾，也会成为乾陵大景区的一大亮点。对这一遣址的信息一旦宣布，就会引起各级部门和许多有识之士及港、澳、台宗教界高僧大德的关注，成为吸引各方投资开发的热土。佛堂庙和大佛禅寺遣址与乾陵只有一沟之隔，在漠谷沟修一条简易沙石路，5分钟即可到达。特别是这一遣址所包涵的宗教文化的悠久、厚重、博大和奇特，与其它遣址相比，是独树一帜的。将其纳入乾陵大景区的规划和建设之中，使宗教文化旅游成为大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提升大景区的人文品位，又可吸引更多层次的游客，这就为乾陵实现腾飞增添了举足轻重的一翼。

根据这一遣址的人文资源所具有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对其开发利用的目标，可以定格为打造佛教中国化起源地遣址文化展示区。这个展示区可以把佛教在中国的传入、继承、演变、发展到完全实现中国化的历程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是保护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事业的一件盛事。令我们乾县和咸阳人颇为欣喜的是，只有这一遣址才能承载起这样的展示区，这是由佛堂庙和大佛禅寺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的，这个优势是其它任何地方所不能替代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