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两朝，都有“徙豪”的政策，将盘踞于各个地方的豪杰之士，以各种名目强迫迁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约束的地方，而其定位的标准，就是财富的多寡。汉武帝时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汉成帝时则是五百万钱。所谓的“豪杰”，也可能包括了高门贵族在内，不全是侠客，但很显然地侠客最令人忌弹，因此便往往成为首要的开铡对象。所以汉武帝下令徙豪的时候，郭解因为家贫，本不在名单内，甚至连大将军卫青都为他辩白，但汉武帝却认为，“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还是被强行纳入名单之中。

侠客本身注定存在悲剧。就法律而言，侠客是站在法律的对立面，无论是聚敛财富的手段，或是结豪杰、纳私交的作为、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权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班固说得很明白，“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岂容得下“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侠客？郭解最终的命运，是全家被汉武帝诛杀，其导因是因为有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就遭到郭解的仰慕者所杀。事实上，郭解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更非其指使或怂恿，案情本来非常明朗，但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竟然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的理由，“族诛”了郭解。功高足以震主，势大足以陵上，专制帝王的卧榻之畔，又岂容得侠客酣睡？

但是，就草野民间而言，侠客的存在，却不啻是人民的福音，甚至可视为救星。荀悦曾说，“三游（游侠、游说、游行）之作，生于季世”，所谓“季世”，就是“乱世”。其实不但是在乱世之际，原本足以维持社会起码稳定秩序的法律，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效能，仗义而行的侠客，有时是无依无告的人民唯一的期待和倚靠；就是所谓“承平”的时期，由于法律疏漏、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盘剥，许多受到凌虐、欺压的老百姓，无处可以伸冤、诉苦，有侠客为他们挺身而出，一吐积怨，当然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因此，从字义上说，“侠”既可以勇力威逼于人，也可以勇力夹辅于人；既因其行事往往挑战到法律的威权，故往往成为掌权者猜忌、镇压的对象，常带有浓厚的悲剧性，但又可以在乱世的时候，隐然成为一般平民百姓景仰、托付的英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自然就有不同的评价，这就造成了“侠”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