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文单词都用“smog”，但伦敦烟雾与北京“浓雾”的成分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北京雾霾由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PM）组成，后者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目前，有关北京雾霾的气象学和医学研究也多将焦点集中于PM，尤其是细颗粒物PM2.5（空气动力学中指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污染物颗粒）的研究和检测上。这种颗粒由多种成分组成，包括硫化物、氮化物，氨、有机化学物质、挥发性重金属、土、尘粒及过敏原等。颗粒的组成成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它的危害性也取决于具体的成分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在2013年“空气与健康”科学传播沙龙上曾指出，相较于浓度检测，PM2.5的组成成分检测更重要，如PM2.5中包含有机物和重金属颗粒，那么即使在PM2.5浓度不高的情况下，空气对人体的危害也会较大。

北京肺癌10年增长4倍

多项研究显示，伦敦烟雾与北京雾霾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主要都在于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伦敦烟雾之所以更骇人，在于其强大的短时间内诱发死亡和急性病症的威力。根据英国官方数据统计，在发生烟雾事件的一周中，48岁以上人群死亡率为平时的3倍；1岁以下人群的死亡率为平时的2倍。伦敦市因支气管炎死亡704人，冠心病死亡281人，心脏衰竭死亡244人，结核病死亡77人，分别为前一周的9.5、2.4、2.8和5.5倍，此外肺炎、肺癌、流行性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也有显著性增加。在这期间以及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不明原因死亡的人数共达1.2万人。

在这样的比较下，北京雾霾听上去似乎要“温和”一些。但根据目前的研究，雾霾对人体的长期影响显著。12月3日，钟南山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这十年来，中国的肺癌发病率增长比其他肿瘤都要快，北京十年来肺癌发病率增长了惊人的4倍。同样都抽烟，但农村肺癌患病率比城市约低两倍，因此可以间接认定灰霾是肺癌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颗粒物在大气中的浓度不同，导致雾霾对人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卫报》曾报道，丹麦癌症协会研究中心研究发现，PM2.5每立方米增加5微克，患肺癌几率增加18%，而PM10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肺癌几率增加22%。

英国人全面治霾，几十年初见成效

早在1952年之前，伦敦已经出现过多次“黄色的浓雾”。雾气大时，人们甚至看不见自己的双脚。1873年，在一场浓密而令人窒息的雾霾中，伦敦中部的几只牛窒息而死。这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医学专家也逐渐发现，在雾天之中，死于呼吸道疾病和支气管炎的人明显增加。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类似的浓雾出现次数愈来愈频繁，“雾气”愈来愈浓厚，持续时间也愈久。

然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有关限制废气排放的议案在英国议会讨论时，几乎都要被大打折扣，以至于这些议案的成效都不明显。分析认为，既得利益阶层是最主要的障碍。在19-20世纪的伦敦，历届的政府试图净化首都空气的尝试都被工厂主拒绝了。他们反对在工厂烟囱上安装烟雾净化器，并指责住宅用火才是浓雾的罪魁祸首。

1952年的烟雾事件，终于拉开了英国治理大气污染的序幕。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对以煤烟为主的污染物排放设定了严格的法律限定。此后，工厂被强制减排，居民则被鼓励放弃燃煤，改用清洁炭或燃气。该法提出升高烟囱高度、建立无烟区等措施，并且在控制机动车数量、调整能源结构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

50年代末，伦敦的治污措施逐渐开始显现效果。1962年的伦敦黄色烟雾，是伦敦最后一场大的烟雾，此后再无大规模发生。1968年，《清洁空气法》被修订，更多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到60年代末期，伦敦广泛实行燃气集中供暖，令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1974年，伦敦政府颁布《污染控制法》，规定了机动车燃料的组成，并限制了油品(用于机动车或壁炉)中硫的含量。1980年，英国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从控制燃煤开始逐步转向机动车污染控制。政府陆续出台或修订了一系列法案，目前，伦敦空气的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和PM10。烟雾事件时期的首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了99%。

即便每个阶段的治理都取得明显效果，伦敦仍耗费了几十年时间才使空气质量逐渐好转。《金融时报》2013年就指出，中国应以伦敦烟雾事件为前车之鉴，“没有时间浪费了”，即便政府有决心、有足够资源治理雾霾，仍需数十年时间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

如今，伦敦是欧洲空气质量最好的欧洲国家之一，但人们仍未放松对空气的监测。伦敦的面积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但环境监测站的数量却是北京的近4倍。

“那个时候的伦敦跟现在的北京，污染原因有所不同。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可能不是治理污染的具体方式，而是他们是怎样全面执行、治理污染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岳欣对记者说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