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客居北京的山东昌邑人黄元御（1705—1758）完成了他历时九个月的专著《素问悬解》。转年他辞别京城，回到昌邑老家，两年后与世长辞。在这本晚年著作的自序中，他写道：“黄帝咨岐伯作《内经》，垂《素问》《灵枢》之篇，医法渊源，自此而始。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者也。”《内经》，即《黄帝内经》，由《素问》与《灵枢》组成。该书的写作形式为黄帝与岐伯等大臣的问答，此所谓“黄帝咨岐伯”。“自命甚高”（《清史稿》）的黄元御对《黄帝内经》的评价如此之高，将其作为中医的渊源与肇始，正是汉代以后特别是宋元以来医家的普遍认知。道教虽然也尊奉《黄帝内经》为经典，将其收入《道藏》之中，但时至今日，依然将这部汉代典籍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理论经典，并且确有疗效的，恐怕只有中医了。

《黄帝内经》究竟是怎样一本书，是如何成为中医的经典的呢？请随我一起解开谜底。

《黄帝内经》是黄帝所著吗？

《淮南子·修务训》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当然不是黄帝所作，托名黄帝以彰显学术渊源之深远、学问之博大而已。另外，《黄帝内经》的具体内容有浓厚的黄老学派色彩，这也是托名黄帝的重要原因。除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外，黄老学派大多数文献已亡佚，《黄帝内经》因而也成为今人了解战国秦汉时期黄老学派思想的重要传世文献。《黄帝内经》内容繁杂，从先秦到汉代，兼容并蓄，气象各异，且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篇章常有不同的阐述和解答。因此，《黄帝内经》既非黄帝所作，就具体内容而言，也非一人所著。

北宋杨世昌《崆峒问道图》

此图描绘了《庄子·在宥》中黄帝访广成子的故事，画面右下方朱衣跪坐者即黄帝。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黄帝四经》

该帛书抄录于《老子》乙本前，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经学者研究，认定它是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尽管《黄帝内经》中许多篇章的内容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知识水平，但最终将不同学术渊源、不同时代的医学知识汇集在一起，并试图消融不同学派知识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一个尚且自洽的理论体系，则时间相对较晚，应是在两汉时期。至于是西汉末，还是东汉初，还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新政时期，学界尚有争论。简言之，《黄帝内经》的初次结集成书是在汉代，但其具体文本内容所反映的历史时间跨度较大。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帝内经》更为复杂，汉代以后的医家不断对其有修订增删，因此文本知识的“层累”现象明显。例如，《素问》中的“七篇大论”，即天元纪大论篇、五运行大论篇、六微旨大论篇、气交变大论篇、五常政大论篇、六元正纪大论篇和至真要大论篇，便是唐代医家王冰据“先师张公秘本”所补入。至于这七篇究竟是什么时期的文献，是否可靠，历代医家争论很多。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认为，这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张仲景在编著《伤寒杂病论》时曾提到他参考过《阴阳大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据此可知《阴阳大论》应该是东汉之前的早期重要医学文献，但其内容是否真如林亿所讲是王冰所补入的“七篇大论”，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如此，无论是篇章结构顺序，还是具体的文本内容，今天所见的《黄帝内经》皆已经过晋唐以来诸多医家的整理，早已不是汉代原貌。如王冰整理《素问》时便曾言：“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迁移、加字、别目、增益、削去……，通过王冰的表述，便可知《黄帝内经》早已“面目全非”。

何谓“内经”？

经即经典，何谓“内经”？当然不是内科经典的意思。明代医家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今浙江绍兴人）曾云：“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看起来解释得精妙，但恐怕是随文演义。考之于史志，《黄帝内经》之书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方技之学，《汉书·艺文志》称其为“生生之具”，可谓古代的生命科学，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类。唐代颜师古云：方技，乃“医药之书。”颜氏的界定并不准确。除了医药之书外，方技还包括大量的房中、神仙之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方技类文献也佐证了《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医经”所列书目，除了《黄帝内经》十八卷外，尚有《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和《旁篇》二十五卷。“内经”与“外经”相对，有人以为并无深意，类似于书籍之上下册而已。也有人认为，“内经”讲的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外经”则是其他零散的重要内容。例如，现代学者张舜徽讲：“医书之分《内经》《外经》，犹《春秋》《韩诗》有内外传，《晏子春秋》《庄子》《淮南》有内外篇也。《汉志·诸子略》杂家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云：‘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庄子》分内外篇，成玄英序云：‘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斯又二者之异也。大抵内篇为作者要旨所在，外篇其绪余耳。医书之《内经》《外经》，亦同斯例。由于阐明理道者，辞旨精要，与夫杂说旁陈者不同，故《黄帝内经》十八卷，而《外经》为三十七卷。”（《汉书艺文志通释》）遗憾的是，除了《黄帝内经》，《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其他六种医经类著作皆已亡佚，是否果如张舜徽所讲，尚有待考证。

今天所见的《黄帝内经》是《汉志》所著录的那本吗？

问题随之而来，今天所见的《黄帝内经》（即今本《黄帝内经》）是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既往普遍将两者等同视之。但若深究起来，疑问之处颇多。《墨子》有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帛书与简牍曾并行于世，缣帛的一卷与简策的一篇相当。所以，古人著录的很多典籍是篇、卷无分。且受版本形制所限，一篇简策，一卷缣帛，其文本容量是很有限的，大家参观博物馆时留意下出土简帛文献的实物，便可知晓。因此，《汉书·艺文志》著录《黄帝内经》十八卷，实即十八篇，不可能容纳今本《黄帝内经》一百六十二篇（《素问》与《灵枢》各八十一篇）的内容，廖育群等学者早已指出此问题。

就医经类文献的主题而言，《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尽管今本《黄帝内经》中有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阐释，但并非是其核心和主体内容。由此也可推断，今本《黄帝内经》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应该是同名异书。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类文献内容主题的概括并不准确，从而影响了上述的推断呢？我们可以《史记》对扁鹊的记载作为“断案”的证据。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医家扁鹊和仓公（淳于意）列传，开创了正史为医家列传的先河。扁鹊列传中司马迁记载的扁鹊过虢诊太子、过齐诊桓侯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细看扁鹊诊治太子的整个过程，论病以阳脉、阴脉、阴阳为核心，扁鹊诊治桓侯则以血脉、骨髓、表里为核心，这与《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的表述完全一致。这不仅表明，《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类文献内容主旨的概括并非凭空臆断之论，而且司马迁称扁鹊为“方者宗”，即方技之宗，是有文献依据的。大胆推测一下的话，司马迁撰写扁鹊列传时，说不定就参考过当时流传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扁鹊学派的文献。所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医学知识描述要比今本《黄帝内经》更加古朴，司马迁对扁鹊医学的记载要比今本《黄帝内经》更加接近《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类文献内容主旨的概括。

因此，作为汉代结集成书的、反映秦汉医学特别是汉代中医学理论水准的经典之作，今本《黄帝内经》的学术价值虽然不容否认，但若从《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类著作的著录及其内容主旨的描述出发来审视的话，它并非我们简单以为的是《汉书·志文艺》所著录者。进一步讲，秦汉中医学术史的真实复杂面貌远非今本《黄帝内经》所能囊括和呈现，若单纯或过多依据它来理解、追溯和建构秦汉中医学术史的话，所得到的结论或许并不准确。

如何看待《黄帝内经》被“封神”？

在古代医家看来，《黄帝内经》为“医门圣经”，“犹儒者之五经、四书也”（清代医家高世栻《医学真传》）。《黄帝内经》被“封神”，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文献与理论价值。汉代之前的传世医学文献少之又少，《黄帝内经》引用和保存了当时诸多学派的医学文献，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秦汉中医学术发展史最为重要的基本文献，诚如孔子所言，“（文献）足，则吾能征之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土了大量汉代医学文献，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医简等，意义虽然重大，但依然无法削减和替代《黄帝内经》的文献价值。

《黄帝内经》的理论价值不言而喻，它对于天人和谐关系的高度重视，对生命正常秩序与失序状态的细致阐发，对未病养生预防与疾病治则治法的独到认知，成为历代医家认知生命和中医临证实践的重要准则与指导，是后世医家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中医理论体系的思想泉源。而且，其中所显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中医智慧，也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借鉴和补充。

自身价值之外，也多少有些幸运的因素。文献脆弱，水浸火烧等自然因素外，若遭兵燹战乱，无疑是灭顶之灾，古人因之有五厄、十厄之说。两千余年来，《黄帝内经》经历代医家整理能流传至今，是奇迹，也是同时期其他医经类文献难有的幸运。

历史契机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宋代以来，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宋儒通过重新诠释与发挥儒家早期经典文本以构建新儒学的方式与方法，以及对儒学传承“道统”的梳理，给予宋以后医家重要的思想启迪。宋代以后，《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汉代医书地位的愈加提升和经典化大量经典注疏类著作的出现，以及张仲景被圣化为“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清代医家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皆离不开上述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契机。近代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宋以后“以儒家所谓道统者，移而用之于医家”，真是一语道破。《黄帝内经》被“封神”，时势使然。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后人给《黄帝内经》所贴的诸多理所当然的“标签”，大多有深思甚至是质疑的空间。除上文所述外，又如，今天普遍认为《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构成，但是《汉书·艺文志》并未如此记载，医经中提到的扁鹊和白氏其他几部典籍也未见这样的构成体例。那么，《素问》与《灵枢》是如何被后世医家视为《黄帝内经》的？而且，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时仅言“撰用《素问》《九卷》”，至晋代医家皇甫谧才明确说：“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灵枢》与《九卷》《针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皇甫谧认为当时流传的《素问》和《针经》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后人是否会将那些文献认定为《黄帝内经》，是否会认为《黄帝内经》与《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一样早已亡佚？如果真的是那样，被“封神”的应该是谁？不得而知。

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书影

今天，《黄帝内经》被中医业界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代表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汉代可谓中医的“经典时代”，《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皆成书于此时。《黄帝内经》之外的其他三部中医“经典”，皆有对《黄帝内经》理论的直接引述或应用。所以，相比而言，《黄帝内经》无疑是“经典之经典”。今天中医高等院校的本科开设了“内经选读”必修课，经典原文需要背诵考核，并招收培养《黄帝内经》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需要重视和肯定《黄帝内经》的价值，但不应神化，要实事求是。这应当成为我们面对“经典”和“传统”的基本态度。

（选自刘鹏著《〈黄帝内经〉通识》序言，中华书局2024年5月版）

原标题：《《黄帝内经》：被“封神”的中医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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