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藻于《清朝续文献通考》考证，“伊列，见《汉书·陈汤传》，地在河之北，西北至巴勒哈什湖，故都当在俄境之伊犁斯克。”冯志文等《西域地名词典》“伊犁斯克”条释：“中亚城名。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城以北之伊犁城。”

自汉至唐，伊犁河流域均以“伊列”之名见诸史籍。《晋书·四夷传》载，“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

《旧唐书·突厥传下》载，贞观十二年（638），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立，与咥利失大战，两军多死，各引去。因与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属咄陆，已东属咥利失。”在这条史料中，我们一方面可见“伊列”之称至唐初仍被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于汉文史籍中第一次见到以“伊列”来称呼伊犁河。

现今人们普遍认为“伊犁”是因河得名。《突厥语大词典》也载：“ila：伊丽水。一条河的名称。” 不过，从上述史料可知，无论是从汉文史料，还是为数不多的其他文字资料，这种“因河得名”的观点恐怕推演至唐代才有了最直接、确切的证据。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伊犁河是“因地得名”，文献中的证据则要多得多。

到唐时，伊犁河流域在汉文史籍中有了一个更为优雅的名称——“伊丽”。《旧唐书·苏定方传》载，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苏定方被任命为伊丽道行军总管，追击叛乱的西突厥首领贺鲁及咥运，“复大战于伊丽水上，杀获略尽。”正是在唐高宗时，“伊丽”之称大量见诸史籍，逐渐取代“伊列”，成为唐代伊犁河流域最为主要的称谓。唐时，伊犁河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即“帝帝河”。《新唐书》载，“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

到西辽时，伊犁河流域在汉文史籍中曾被记之为“益离”、“遗里”。刘祁《北使记》载，兴定四年（1220），金朝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西域，“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攘其地而国焉。”即这里所说的“益离”，就是指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王朝的重要城市。

冯志文等《西域地名词典》“益离城”条释：“西辽城名”，“故址在今新疆伊宁市附近的伊犁河北岸。” 《北使记》在记录西辽各地不同民族的不同习俗时又载，“有遗里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这里的“遗里”又是何指？与前文之“益离”是不是同一地方？鉴于这位出使者“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语言状况与记录方式，这里的“遗里”应是该使者众多汉译地名中的一个。该地是这位使者所录西辽三个最为重要的部族的生活地，其广大生活的区域又称之“遗里”，我们可以考虑为这是该使者将整个伊犁河流域称之为“遗里”，以与作为都会的“益离”相区别。

到元代，伊犁地名书写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载有“亦剌八里”条目。《新疆历史词典》“亦剌八里”条释：“为突厥语ilabalik的音译。”“亦剌”与“伊列”、“伊丽”相比，汉字字形差异很大，但似乎更符合当时的发音。“益离城”条释：“‘八里（balik）’，突厥语意为‘城’。”作为伊犁河流域中心城市的“ilabalik”，就在今伊宁市附近。元代对“ilabalik”还有“亦八里”等汉译称呼。《元史·曷思麦里传》载，“曷思麦里奏，往者尝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从征河西，许之，命常居左右。”

元代汉文著作里也有用“亦列”来称呼伊犁河的。耶律楚材《西游录》载，“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清代李文田联系上文刘祁《北使记》中“益离”的写法，为本处注曰：“案‘益离’即‘亦列’之声转，盖以亦列水得名也。”都是“伊犁”的不同汉译。

到明朝，“ilabalik”多被译为“亦力把里”、“亦力八里”。《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六年（1418）二月庚戌条载，“别失八里头目速哥克刺免刺等来朝贡方物，具言其王纳黑失只罕为从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国西去，更号亦力把里。”永乐十九年（1422）八月壬辰条载，“太监海童指挥白忠等还自瓦刺，言亦力八里王歪思与贤义王太平构兵战，互有胜负。”冯志文等《西域地名词典》“亦力把里”条释：“今新疆伊宁市。亦力即‘伊犁’，把里即‘城’。”

当然，在明代文献里，“亦力把里”既指伊犁河流域某个特定的城市，同时，也代指这里的歪思汗政权。清代史籍记述此事时记之为“伊力把里”。《清朝文献通考》载，“明洪武永乐时巴什伯里部入贡，后稍西迁，改为伊力把里。”

在明代著述中，伊犁也有被写成“衣烈”的。陈诚《西域行程记》中写道，永乐十二年（1414）五月“十二日，晴。明起，向西北行，度长板，下平川，约有九十里，近衣烈河边有人烟处安营。” 周连宽先生注曰：“衣烈河即伊犁河。”

清代以来，伊犁的汉译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康熙、雍正两朝主要写为“伊里”。乾隆朝以来至今天，“伊犁”成为统一规范的称呼。

随着清政府统一西北、用兵准噶尔军事活动的展开，伊犁地名开始出现于清代文献。《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癸巳条载：“先是郎中满都密报曰，回回国阿卜都里什特汗及其子额尔克苏尔唐自厄鲁特噶尔丹处来降，告曰，康熙二十一年噶尔丹遣人于我诳言议事，我等往所约伊里地方，噶尔丹尽执我父子及从人，带我等各处行走。”这是清代文献中首见以“伊里”来称呼伊犁河流域。此后，“伊里”地名就频繁出现于康熙、雍正朝的各类文献中。

以《清实录》为例，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六十一年（1722），“伊里”地名共出现13次；自雍正七年（1729）至十年（1732），“伊里”地名共出现9次。在这一时期，我们暂未见得清政府使用过任何其它用来指称伊犁的地名，包括“伊犁”。其时，私家著述采用的也是“伊里”地名。如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派礼部左侍郎阿克敦充正使，前往准噶尔议定界事宜。当时阿克敦作诗《使回伊里》，记述该事。由此可见，“伊里”是当时官民对伊犁地方通用而共知的称呼。“伊里”最后见诸于《实录》，在雍正十年（1732）。《世宗实录》雍正十年八月壬戌条载，“查巴尔库尔地处平原，南北两山。南山绵亘数千里，直至伊里。”此时已值雍正晚年。

乾隆朝伊始，“伊犁”称谓发生了重大变化。《高宗实录》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壬戌条载，“先是额驸策凌令台吉额默根等持答噶尔丹策零书一通，至准夷界。有达什、敦多卜等接见，同至卓索图和硕，见台吉德齐特、宰桑孟克博罗特，告以来意。德齐特等即拨三十余人，送往伊犁。”这是当前已知最早使用“伊犁”二字的史料。

乾隆二年的这条史料是“伊犁”称谓上的重要分水岭，此前不见有“伊犁”，此后官方文献中不见有“伊里”或此前种种称谓。（其时私人著述还有用“伊里”的情况。如齐召南撰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水道提纲》载：“葱岭连接天山，自东北而西南，入叶尔钦界者，小水西流无数，其北会数川，西北流汇为巨泽者曰伊里河。”但该书其后又记：“伊犁河，亦曰伊里河。”见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8。同书二者并现，这恐怕正是时处二名更替时期的历史反映。）由此可见，“伊犁”地名形成于乾隆朝初年，即很可能就在乾隆元年或二年。

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伊犁’地名首先出现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年，不干脆是乾隆元年呢？”大家要知道，“伊犁”地名的确定，是皇帝亲自参与、用行政力量规范的结果，它势必经历一个讨论——决定——见诸文献的过程。这一流程在清代各类档案中应该是有记载的，但读者多不得见。我们今天见到的“实录”，是实录馆臣基于“内阁和皇史宬的各种档案，国史馆的资料和著作、各部院衙门的则例和档案，皇帝的文集和御笔”而编就的。材料宏巨，而“实录”容量却有限，即它不可能反映所有事件的全貌。

可以说，“实录”仅只是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冰山一角。上文我们提到，实录最早出现“伊犁”在乾隆二年十一月，但可以肯定，这个时间并不是“伊犁”地名最早得以确定的时间，确定的时间一定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至于确切的时间，我们暂无从考据，只能说是在乾隆初年了。

乾隆年间是西域地名得以规范化使用的重要年代。乾隆为表彰其在西北的盛世武功，先后编纂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续修了《大清一统志》。在写作中，他们碰到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准部、回部山川地名，自昔流传，各有音义，不为审定指归，辗转相沿，本真尽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政府修撰了《钦定西域同文志》。乾隆二十八年（1763）《钦定西域同文志》编纂告峻，乾隆皇帝明文规定：“自是之后，统以新证之名为指南”，即所用地名要一体遵照《西域同文志》。因而，在撰写《西域图志》时编者已在努力做到“务从本义，以取正音，与《西域同文志》相为表里”。重修《大清一统志》时要求以“《西域图志》、《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修撰《钦定河源纪略》更是明白表示：“今所用地名一以《钦定西域同文志》为准。”《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一有“伊犁”词条，“伊犁”遂成为当时规范的地名称谓。

要而言之，“伊犁”就是于乾隆初年确定、乾隆中期经过学术规范的地名称谓。此后，“伊犁”成为伊犁河及伊犁河流域通用、规范的称呼。此前有关伊犁的各种称谓，基本上只能见诸学术著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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