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刊登于《中国金融》杂志2020年第22期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和活动都造成了显著的冲击，目前普遍的估计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直接经济冲击之外，疫情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更深刻、长远的影响。

        在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扩张阶段；2009年至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前，全球产业链处于趋于基本稳定但随后逐步走弱的第二阶段。

        首先是全球产业链的扩张阶段。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全方位参与国际化，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全球供应链来组织生产，全球产业链的规模不断扩张，中间贸易成为全球化贸易的重头；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0％1。以下三个方面起到决定作用：

        第一个因素是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在劳动力、仓储等低成本地区进行劳动密集相关环节的生产，并将生产环节拆分，通过控制运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盈利。企业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遂成为扩张阶段中最关键的因素。作为全球成本效益优势的践行者的跨国企业则成为全球产业链布局实现的核心载体，大力驱动了全球价值链规模的快速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使得不同国家和时区的信息与物流的紧密协调成为可能，客观上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及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的诞生和风行是最典型的标志。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壁垒仍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公共卫生流行疾病偶有发生，但从没演变成像2020年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如此之严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尚未盛行，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产成品的制造与物流转运相对通畅，因此各国企业不需要过多考虑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与限制，可以相对集中地以低成本、高效率为最主要的发展原则，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阶段基本结束，转而进入成熟甚至下滑的阶段，即在总量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对于部分环节的布局调整。这一调整的绝大部分过程仍然是以成本为核心驱动的，但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全球价值链的规模无法再继续扩大。

        首先，从中观层面看，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否适应全球供应链的布局，而在之前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相对适合在成本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生产分散化的行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全球范围内仍需要进行新的供应链布局的行业越来越少，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整体规模继续扩大空间受到限制。

        具体到行业中来说，麦肯锡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接近20年的时间内，全球各行业在出口分布的赫希曼-赫芬达尔企业规模离散指数（或简称HHI指数）的变化程度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对全球供应链依赖越深的行业，更倾向于把单个的生产环节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或国家来完成，表现在出口分布的HHI指数上就是数值较高；而相对来说全球布局较弱的行业，则会出现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负责某一环节生产的现象，这使得出口分布HHI指数较低。而根据麦肯锡的统计数据，电子、服装、家具等行业的HHI指数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内上涨幅度均超过50%，电子行业更是达到了200%以上，证明这些行业仍在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推进各环节分工的程度。航空、医药等行业的HHI数值下降幅度最大，接近40%，证明这些行业本身不适宜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方式，因此其全球布局的规模在不断萎缩2。

        其次，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逐渐提升贸易壁垒，或者出台支持产业回流的相关政策，这使得价值链扩张阶段的必要条件之一——全球范围内的低贸易壁垒开始丧失，对全球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早期的例子包括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在2011年左右对中国一些列廉价商品发起反倾销措施，涉及行业包括工业零部件、装修材料、纸张材料等。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宗旨的一系列贸易与产业政策。具体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美国与中国、欧洲、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进行提升关税的举措，美国政府对本国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回美建厂予以大规模补贴等等。世界各国不断出台的此类措施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低贸易壁垒的局面，使得企业在各国之间进行生产环节分散化的布局愈发困难，全球价值链发展因而受到严重阻碍。

        再次，是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企业通过应用全球供应链节省的成本，也就是低工资国家的工资和运输成本相对于企业本国市场的工资差额，与使用机器人代替生产工人的成本优化的程度几近相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后者表现更优，这就使得企业失去了将生产环节分散布置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动力。

        研究显示，发达国家的企业从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生产用机器人进行投资。德国每千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从1995年的1台增加到2014年的4台。韩国目前这一数值是6台，日本也超过了4台，美国则是1.5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行业中，机器人对低廉劳动力替代作用的程度也不一样，数据显示，各国产业的存量机器人中有50％至60％是用于汽车行业的，3而一直以劳动密集为生产特点的服装行业则并没有过多地机器人应用，因此受到这方面的冲击而所建全球供应链规模的程度较低。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已经变弱全球产业链，特别是供应链和价值链受到巨大冲击，具体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来表现。

        在企业层面，新冠疫情给以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迫使企业开始尤其重视供应链风险，将重新思考供应链布局。由于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各地陆续经济停摆，大量依赖全球“及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运营的企业面临“制造业荒漠”、供应链失灵、生产与销售脱节的情况。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显示，由于这一原因而被影响到的全球商品贸易总值达到了2.9万亿美元至4.6万亿美元的水平，以2018年的数据来比较，这相当于是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6%~26%。4由此可见，根据全球价值链进行生产布局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庞大的损失迫使企业反思如何能够在未来避免相关的风险，这使得供应链风险在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陡然提升，企业未来将据此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布局方式。毕马威在2020年9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首席执行官调查》对于这一变化有着清晰的刻画。毕马威在疫情爆发之前和疫情爆发之后几个月，分两次对众多全球领先企业的CEO进行了访谈，采访了他们对于企业面临的各项风险重要性的看法，两次采访结果的对比可以明显体现出新冠疫情对于这些企业风险偏好的改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发现之一，就是供应链风险的重要程度从疫情爆发之前的第9位，在疫情爆发之后上升至第2位，成为了各国企业高层最关注的风险之一。而且受访企业还表示，将在未来着重考虑重新布局供应链5。

        在国家层面，新冠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重创的同时，也让各国政府看到了完备产业链体系的重要性。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各国由于疫情的发展阶段不同，因此进入经济停摆的时间区间也各不同步。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分布在世界各国的产业环节分别处于产业链的某一特定位置，既包括生产环节，也包括消费环节。各个环节陆续分批的进入停摆，使得产业链始终无法以完整的形态运行。因此，这些产业的实际运行效率始终无法达到正常水平，而且哪怕有些国家拥有特定产业链中的某些生产环节，但仍然无法在其他国家停摆时完成正常的生产流程，出现断链状况，这使得各国政府开始格外重视产业链完整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建设，而这正新冠疫情是对全球产业链体系带来的国家战略或政策层面的影响。

        举例来说，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之后，各国防疫物资紧缺，以往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所能提供的防疫物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世界各国的全部需求，造成了大量的需求缺口。这时只有具备相对完整的防疫物资生产能力的国家才能尽快弥补本国的需求，这一能力对于及时遏制疫情恶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就已经存在的发展趋势，结合新冠疫情对于产业体系的影响，可以预计，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将会从之前的成本、效率因素主导，转变为兼顾稳定性与效率性的双元驱动,风险管理模式也将发生巨变。具体来说，会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对地区隔离与地缘政治敏感的企业，将出现寻求将各环节逐渐迁移至相对环境更稳定与产业链完整的地区。根据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报告，具有这一特点的典型行业即为半导体、电子设备等行业。此类企业的特点是具有技术敏感性，同时十分依赖全球产业链布局，即消费与生产环节显著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使得这些企业在诸如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特殊的外界环境下，其全球产业链很容易受到重大冲击。因此，这些企业有动力将分散的产业环节逐渐迁移，目的地将是能够提供稳定的生产消费环境环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供给的地区。

        二) 对于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的一般企业，将有可能在未来响应越来越突出的“生产本地化”需求，向消费者所在地进行产业环节迁移。一方面，在机器人与自动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低廉对于企业的吸引力本就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而经过疫情的冲击，企业的客户和所在国政府都在不断强化对于“生产本地化”的需求。对企业客户来说，生产本地化可以使客户更快捷、可靠的获得产品，不会受到国际产业形势的干扰；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制定吸引生产环节迁入的产业政策将显著的有利于构建本国完整产业链体系，维护本国经济稳定和“内循环”之需。企业通过响应这样的需求，一方面可以更及时的应对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产业回流补贴，兼顾了生产的稳定性与经济性。

        三) 全球产业链链风控模式将出现巨大转变。在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产业链风险管理原则架构往往只适用于或侧重链内顶端供应商，而忽略在链内那些表面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在特殊疫情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低端、小型的供应商。这一点对于高价值的制造业来说尤其明显：在最坏的情况下，缺少任何一个关键部件可能会导致全球性停产，甚至产业链中断。新的风控体系应当是数据为基础全覆盖的治理架构，这类信息管理系统有助于企业对于自己所处的全球供应链有一幅清晰的图像，所有信息覆盖关键联系人、供应商和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并具体到每个公司，实现信息的穿透式覆盖。

        四) 企业将重视产业链相关的数字化建设，增强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此次疫情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打乱了现行全球供应链的物流与信息交流模式。对一个供应链来说，一个上游供应商制造一个中间产品，该中间产品被运送到下游买方公司，该公司随后又利用该中间产品来生产自己的产出。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两家公司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不断发生意外变化，上游公司按照约定做好计划安排或者完成生产中间产品后，下游公司的需求条件已经改变，从而导致了全球很多地方价值链运行体系的崩塌。

        实现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可以使企业从战略的高度防御未来类似供应链断裂的情形发生。在数字化的环境下，企业进一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有效地简化潜在的供应商的甄选过程、提高风控能力；通过云计算有效管理供应商；通过自动化、物联网大大提高物流和运输的效率。最后，这次疫情也让跨国企业认识到了生产自动化的重要性。疫情后，机器人技术将会被更广泛运用来减轻因人员流动限制对供应链的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国内开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力开展国内完整产业网络的建设，凭借国内优越的市场空间，势必将对准备进行产业环节迁移的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企业只有提前把握好上述趋势才能不输在起跑线上。

        新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可观的机遇，需要金融行业积极主动地顺应潮流、敏捷布局。具体来说，金融业将面临以下几个机遇：

        一）抓住全球产业链数字化建设的机遇，要与进行相关改革的核心企业加强合作，在新的数字化系统建设过程中嵌入金融服务系统，从根本上增强金融企业与产业链客户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效应。对于已经完成产业环节迁移的企业，可以发展新的供应链金融客户关系。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核心在于对客户应付、应收款项和实际业务往来情况的审核与评估，这一过程在传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占据了金融服务公司大量的成本与精力。如果金融机构可以在客户建立数字化系统时，将相关金融服务所需功能与格式设计为可以嵌入到客户系统当中的形式，势必将大大优化相关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与可靠性，极大地降低相关操作的庞杂手续与成本，有效加强供应链金融的服务能力。

        通过数字化特别是通过供应链信息全链条直接穿透，使得国内的供应链金融结构能够朝着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供应链金融服务对象和供应链中核心企业需求的吻合。与此同时，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科技优势，尽快建立线上客户申请融资和银行自动审批一体化的标准化平台，从战略和行动上有效地落实最近人民银行等八大机构下达的有关供应链金融规范纲领性文件的精神。

        二）对于即将进行产业环节迁移的企业，要积极了解迁移动向，跟踪境内和境外两个市场，抓住机会实现国内供应链金融的国际化机遇以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其它机遇。国际化银行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全球的机构网络，加强境内外联动，协助境内行做好供应链境外交易对手的尽职调查。决定迁移产业环节的企业在重新布局其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涉及到大量关于厂房、机械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重资本的投资项目将会存在明显的融资需求。而且如果相关企业在迁入地没有既定的融资渠道与金融合作伙伴，这对于金融服务企业来说将是十分可观的业务发展机会。

        在经过产业环节迁移后，企业所面临的上下游供应商与市场环境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动，厘清与审核新的上下游产业环节关系及相关金融情况将是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主要阻碍之一。如果可以积极主动地提前布局，在客户企业确定迁移意向时，将大大提高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敏捷度和质量。

        总结来看，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环节迁移将带来众多金融业务的发展机会，如果能够运筹帷幄、提前布局，做好相关准备，那么不仅能够有效快速地承接后疫情时代新产业链趋势下的相关的金融服务新机遇，同时更能为国内的产业网络体系和双循环的发展规划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Kilic, Kemal, and Dalia Marin. "How COVID-19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VoxEU. org 10 (2020).

[2] McKinsey & Company, “Risk, resilience, and rebalanc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perations/our-insights/risk-resilience-and-rebalancing-in-global-value-chains

[3] Morgan Stanley, “Mapping the New Multipolar World Order”.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ideas/coronavirus-global-geopolitics-investing

[4] 《毕马威2020年全球首席执行官调查：新冠疫情特别版》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cn/pdf/zh/2020/09/kpmg-2020-ceo-outlook.pdf

[5] Pisch, Frank. "Managing Global Produc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Just-in-Time Supply Chains." SEPS Discussion Papers 2020-0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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