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康鹏 中国社会科学网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政治架构、统治模式等方面无疑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恐怕很难找出如此迥异的民族政权。很多最基本的问题，经过近百年研究，迄今仍难以达成共识。以辽朝的都城而言，史学界仍然在辽朝首都或政治中心的问题上争论不已。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呈现愈发复杂的趋势，各方观点相持不下，难以达成共识，今择要述之。

固定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从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立场出发，认为辽朝理应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并由此展开不同的论述。

后期迁都中京说。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中，首倡辽后期迁都中京说，该书辽中京条下注云：“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由于顾氏没有引述任何史料予以论证，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注意。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认定辽后期的都城应为中京大定府而非上京临潢府，遂撰成《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一文，力证统和二十五年（1007）中京建成之后，即已成为辽朝实际上的国都。谭其骧认为，辽朝四时捺钵制度虽有其特殊性，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常驻地”。《辽史·营卫志》称“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故中京为中央机构常驻之地，为辽国首都。同时，他还举出辽道宗大册礼在中京举行、宋人称中京大定府为“契丹国”、中京有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驿等论据，以支撑迁都中京说。谭其骧的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学者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王旭东认为辽朝前期的政治中心在捺钵（行宫），但后期逐渐南移至中京（《辽代五京留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总而言之，后期迁都中京说是固定政治中心说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自始至终上京说。在谭其骧的文章发表后，林荣贵对此提出异议。他承认辽朝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但上京才是法定的国都，辽朝从未正式宣布迁都中京。因此，迁都中京说不能成立（《辽后期迁都中京说驳议——与谭其骧教授商榷》，《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此后虽有学者赞同林荣贵的说法，但大多从情理上推测，缺乏坚实的证据，故而此说未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礼仪性或象征性首都说。李锡厚对辽后期迁都中京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应在捺钵，中京仅仅是辽朝后期礼仪上的都城。辽帝在会见宋朝及高丽等国使节时才会前往中京，而且仅“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并不入住中京大内（《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陈晓伟曾将北方民族王朝的都城划分为三种类型：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都城与季节性营地复合型、都城政治功能日益强化型，他认为辽朝的都城为第一种类型，即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流动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从北族王朝的游牧政治文化出发，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跟随皇帝不断地四处流动，并不存在某个固定的政治中心。首倡此说的是傅乐焕，他通过对辽帝四时捺钵的考察，提出了享誉学界的断语，即“辽代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一观点广为辽史学界认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罕有异议。

在谭其骧提出辽后期迁都中京说之后，这一观点发生动摇。杨若薇专门撰文，一一辩驳谭文的观点。她认为辽朝根本没有历代中原王朝那种形式的国都，其政治中心始终在四时迁徙的行宫之中。上京作为辽朝的发祥之地，一直居于五京之首，而中京无论在名义上、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没有成为首都（《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逸友、李宁两位学者亦对谭其骧列举的例证一一予以辩驳，认为辽朝后期是否迁都是一个仍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较为倾向于辽朝的政治中心更有可能是在捺钵之中（《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肖爱民进而对捺钵、斡鲁朵、行宫、行朝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和界定。他认为捺钵是皇帝的营地、营盘，地点众多，不宜被看作政治中心。至于斡鲁朵、行宫，被视为辽朝的政治中心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两者又是皇帝直属的游牧集团组织的名称，容易造成认识上的误解，也不宜视作国家的政治中心。行朝是按照季节变化在草原上进行迁徙移动的中央政府，可以准确对应政治中心这一概念。故辽朝的政治中心既不是捺钵，也不是斡鲁朵、行宫，而是行朝（《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双政治中心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兼顾契丹王朝游牧、农耕两种属性，认为辽朝既存在流动的政治中心，也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有些学者在反思辽朝政治中心时，在承认辽朝存在流动政治中心的前提下，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例如，张韬认为可以将辽朝的“中京道看作是管理插花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的行政中心，故有部分中央机构官员常驻于中京道，管理插花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一切事务”（《辽代道级行政区划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李锡厚认为中京可以看作统治汉族地区的高级行政机构所在地，但在政治上完全从属于捺钵（《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文）。此后，李锡厚在论述辽朝的五京仅仅是各自地域中心时，又认为上京相当于唐朝的西京长安，中京则是参照唐朝的东都洛阳而建。他认为，“上京既是统辖上京道范围内汉人州、县的行政中心，同时又是辽王朝早期礼仪性的都城，其制度凸显蕃汉合璧的特性”，而辽朝中后期“确曾以中京为都城”（《〈辽史·地理志〉辨误》，《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看似抵牾的说法，实际上隐含着辽朝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观念，即辽朝存在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也存在城国性质的中心，不过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从属于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余蔚明确提出除去流动性的政治中心——捺钵之外，辽朝还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他是这样解释两个政治中心的关系的，“辽朝的首都，是皇帝结束不定期的捺钵和巡游之后，回归的目的地，因为他的家庭成员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政府的很大一部分在首都，他的物资储备、供应中心在首都。……在新的政治结构之下，于流动的政治中心捺钵之外，辽也需要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行宫虽然不断移动，但是有一个‘向心’的大势。……而礼仪、祭祀、外交等方面的作用也加固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由于辽朝兼具游牧、农耕两种属性，故而在探讨辽朝政治中心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相较而言，辽金史学界的学者比较倾向于从游牧民族的角度出发，强调辽朝只有流动的政治中心——捺钵（或行宫、行朝）；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从传统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强调辽朝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此外，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其制度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辽朝对于中原政治文化理解的深入，关于汉式固定政治中心的认识、行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我们若是从不同角度动态地重新审视辽朝的政治中心，或许会有新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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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都城与捺钵：辽朝政治中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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