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听友们好。我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梁永佳，我将继续跟大家分享“移民：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华人”这个话题。

近代中国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直到二战结束，这些移民大多都认为自己是要回到中国的，在别的地方只是暂时居住。他们离乡背井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海外贸易有利可图，就像明清两代的民间海上贸易；有的是因为家乡发生了战乱，例如，历史上那些反清复明的广东军队，被打败之后也有很多逃到了今天的中南半岛；有的是因为远方需要矿工，例如，在嘉庆年间，就有五十多万人去西南开矿。此外，马来西亚的锡矿、旧金山的金矿，都吸引过很多华人矿工。他们的处境其实是很悲惨的，很多人死在海上或者矿坑里。今天去普吉岛去度假，你会看到有不少人工湖，很美丽，其实都是当年的华人劳工挖锡矿挖出来的。

从晚清到民国结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门洞开、战乱、灾荒、饥饿不断。原本对海外移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朝廷也不得不正式允许移民，他们终于拥有了移民的身份，那是在 1893 年。可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已经移居海外了。

电影《海囚》海报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从香港输出了大批劳工，这些劳工大部分是到了新加坡之后，再分散到东南亚各地，这两处都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而葡萄牙从澳门就输出了大批苦力去古巴和秘鲁，那里刚刚废除了奴隶制度，很需要劳工去种植园劳动。这些劳工有的是家里凑钱去的，有的是通过中介垫付去的，有的出去是当长工，有的甚至是被欺骗或者绑架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上映过一部电影叫《海囚》，讲的就是这些劳工悲惨的遭遇。当时的劳工不仅来自东南地区，也来自直隶、山东这些人口稠密的大省，他们不仅要被送到东南亚和南美，还被送到毛里求斯、澳大利亚、斐济、南非这些当时没有人听说过的地方，而且数量是不少的。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塔希提岛有一成以上的人都是华裔。这些人已经消失在历史里了，但时不时会冒出来。有些领域中就会有一些知名人士是有中国血统的，虽然他们已经不会中文，甚至都不怎么了解中国。比方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罗安清（Anna Tsing）、赵泽莎（Elizabeth Chin）等等，这些人都是有华人血统的。孔飞力说，在1852-1879年期间，大约有1. 35万中国人被运到了圭亚那的甘蔗园区劳动。广东人根本就不想去，说去旧金山淘金很多人都回来了，去圭亚那的就好像没什么人回来，因为“他们会被做成鸦片”。

罗安清（AnnaTsing，生于1952年）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当时洋务派的领袖张之洞很敏锐地发现，这些海外华人对中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派人到海外做了不少调查。这些调查我们今天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但至少我们知道，他的重要幕僚辜鸿铭就是一位华侨。从清代一直到今天，华侨华人都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薛福成、郭嵩焘、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无数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有长期的海外逗留经历，或者本身就是华侨。这个话题很大，听听众们也很熟悉。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辜鸿铭（1857-1928）

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这里，我要谈一个概念Chineseness，华人性。这是一个中文里没有的概念，很多人望文生义，就把它直接翻译成“中国特征”，甚至说这个词就是指“中国人”，这是不准确的。海外华人并没有那么强的国家概念，历史上的华人也不一定认可清王朝的正统。直到 19 世纪的忠言，大批海外华人还称呼自己为“唐人”，而不是“汉人”。“唐人”这个说法，很多人说是在明朝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其实，元代商人周达观就已经发现，柬埔寨的华人已经自称唐人了。很可能唐人这个用法还要比这个更早。总之，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分类去倒推历史。 

那么，Chinese的意义何在呢？我认为它准确表达了“文明中国”的含义。当事人不一定有意认同政治上的国家，可是他们在实践上却可能无意识地传承着某种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还很广泛的实践，或者是他们的观念、公益、风俗、习惯等等。

蓝靛瑶，系瑶族的一个支系，因穿着用蓝靛染的衣物而得名，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广西及越南、老挝等国。

举个例子，今天在越南、老挝的山区居住了不少“蓝靛瑶”，他们不会讲汉语，也不怎么跟境内的瑶族来往，尤其是他们没有明显的国家认同，不管是中国、越南还是老挝，都跟他们的生活其实很遥远。但是香港大学宗树人教授的团队就发现了，蓝靛瑶很可能就是过去数百年中，从湖广地区逐渐南迁的。他们还保持着朝廷给他们的文书，说他们可以免除徭役，他们的仪式文本跟湖南、江西等地发现的道教文本是有很强的谱系关系的，他们对天地万物的观念也跟中国大众的民间信仰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这些观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封建迷信，而是让他们生活生产、生老病死可以展开的根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即使长期定居在境外山区，说着不同的语言，也缺乏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但他们具备明显的中华文明特征，说这是“中国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海外华人有意认同的群体规模一般都不大。方言、祖籍、行业、信仰等更小的纽带才是他们移民海外的主要依靠。孔飞力教授把这种纽带叫做“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华人移民是通过一条条通往海外的通道完成移民的，通道两端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环境，一个一个在远方分布着的维持生计的小圈子。

大家因为同样的方言，来自同一个原籍，甚至同一个村落，所以会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做生意、开店铺，甚至买苦力，人多了、有条件了，他们就建会馆、建学校。通道的这一端就成了“侨乡”。他们得到远方亲属的资助，可以改善家族的生活，或者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例如修桥、造路等等。其实在中国，我们是很明白这些道理的。还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提高自己对衙门的影响。另一位研究海外华人的历史学家李明欢教授说，“与跨国迁移相关的侨民、侨亲、侨眷、侨汇、侨房、侨官、侨务、侨委乃至当代从村、乡、县、省到全国层层建立的群团组织如‘侨联’等，构成侨乡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通过潜移默化而融入当地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习俗当中。”这实在是十分透彻的见解。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宗族当然是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但是到了海外就不一样了。因为宗族不大可能整体迁移到海外，所以他们过去之后，大家只有抱团才能取暖，哪怕是去热带。所以，到海外的移民要靠同姓、同乡这样更大的地缘关系了。“会馆”就是这样的组织，它相当于一个沟通的场所，很多事情都是在会馆里办的。因为大家说同样的方言，甚至认识同样的一群人，这个就叫“宗亲文化”。到今天，东南亚的华人还津津乐道自己的“宗亲文化”。

我以前在新加坡的住处附近就有一个院落，叫“丰永大三邑祠堂”，在一块大绿地的中间。说是祠堂，主要是用来安放家人的骨灰。它是光绪年间修建的，碑上既有大清纪年，也有公元纪年，里面有十来个姓氏，都是来自广东的永顺、大浦和福建的永定这三个县的客家人。这种祠堂我们是没法在国内看到的，因为它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家族祠堂，而是一个方言群体的聚会地。它在当地叫Dialect group，有的时候叫ethnic group。

我起初到东南亚的时候，是不太适应这种称呼的，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福建人、海南人在中国都是汉族，怎么来到东南亚就变成了不同的“族群”了？但是如果我们走进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方言群体是有很强的韧性的，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认同单位。不同方言之间不太来往，也不信任对方，甚至常常械斗。他们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北大年、霹雳等地方长期住在不同的区域。

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官方认定的“Chinese”的方式，跟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是很相似的。比方阿噶佐诗博士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新加坡多元种族政策的问题。我们就发现，新加坡虽然用“族群”称呼不同的方言群体，但在法律上，所有历史上和今天来自中国的人都合并成为“Chinese”，不论你是来自大陆还是港澳台，不论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原住民，新加坡的“Chinese”跟我们自己常说的“中华民族”重合了。这可真是“文明中国”的写照。

好的，这一节就到这里，我是梁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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