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档案管理》2013年第5期　　

论档案传承社会记忆的机制

作者：丁华东

　　摘 要：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形态，档案的保存和延传不仅具有社会记忆的传承功能，同时也潜含着社会记忆的传承机制。对此探讨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功能转向机制，深化档案记忆理论研究。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传承机制

　　记忆之物被记住、传递并被延续下来，便是传承，否则便是遗忘。赵世瑜教授说“记忆是关于传承的记忆，同时记忆又造就了传承”。[1]档案作为社会记忆传承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就是为了强化社会和强化人的记忆功能，保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联系性”，[2]档案的保存和延传直接潜含着档案传承社会记忆的机制。

　　1 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的统一

　　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存在两种记忆形式：有意识的、自觉的记忆和无意识的、自发的记忆。与此相关联，人类记忆的传承也存在有意识的传承和无意识的传承。一方面，人类发明各种记忆术和记忆工具，创建各种记忆系统和记忆库，都旨在有意识地保存和传承记忆，力图把人类活动及其经验记载、延传下来;另一方面，人类记忆也以无意识的方式得到传承。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说：“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 [3]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有时也难以截然分开，社会记忆传承更多的是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的交融。

　　档案界普遍认为，档案的产生是自然的，而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是“有意识”的行为。在档案记忆系统中，有意识传承表现较为明显。或出于维护统治权力的需要(如政权档案)，或出于维护个人权利的需要(如地契、证书)，或出于尊祖敬宗的需要(如家族文书)，或出于弘扬文化传统的需要(如历史档案)，等等，社会都会有意识地保管和传承档案。在国家层面上，将档案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建立完整的档案管理体系和档案工作系统，并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积聚和保管国家档案资源。

　　在人类活动过程中，也会无意间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档案。远的有如近代新发现的甲骨档案、西北汉晋简牍;近的有如2007年上海王开照相馆新发现的一大批因历史原因被封存的“王开”老照片，等等。这些档案在形成时或许是有意识积累起来并加以保管的，但后来被“尘封”，不为人知，只有被重新发现，才能再耀光华。无意识留存的档案很弥散，不被人注意，我们常常会在“无意间”发现它们，如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籍档案”[4]、陈景润的“1+2”论文手稿[5]，等等，都足以说明档案的遗存有时也是无意间的结果。

　　2 储存、保护、开发与延传的统一

　　档案记忆传承涉及档案形成与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因分析的理论关注和问题关联性不同，档案管理各环节在社会记忆传承、建构和控制中的表现也各有差异。在社会记忆传承上，档案的储存、保护和开发与档案记忆的延传密切相关，构成社会记忆传承机制的重要内涵。

　　2.1 档案存储与社会记忆的延传。“记忆之物”(记忆对象、记忆内容、记忆客体)只有被存储下来，放进“记忆的府库”，才意味着记住，才能被未来所提取和回溯，否则便被视为遗忘。奥古斯丁在描绘记忆时，说记忆的府库(或记忆的殿廷)中储备、庋藏着各种事物的影像，等等，以备随时、随意取用。“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以备需要时取用。”[6]对档案记忆，人们首先必须对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档案进行存储，构成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意指的“储存记忆”，才能实现档案记忆的有效传承，这是档案记忆传承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集中存储并永久保管档案的“府库”――档案馆，称之为“记忆的殿堂”。当今许多学者对档案馆馆藏档案的批判，也体现出存储与社会记忆传承的内在关系。

　　2.2 档案保护与社会记忆的延传。记忆总是与遗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因为遗忘的存在，人类才要保护记忆。记忆产生并保存到“府库”之中，并不意味着记忆就能永久延传下去，还需要悉心地加以保护。历史上因未能有效保护而丧失的记忆不知有多少，因为我们已完全忘记掉，无法进行寻找和追溯。但有些记忆在濒临灭失的关键时刻，能得到及时保护并延传下来，我们还是能够感知的。在档案史上，“八千麻袋事件”是最典型的事件。罗振玉对明清内阁大库“八千麻袋”档案，“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其“两次保存内阁档案之伟绩”，名垂青史。

　　保护意味着记忆的遗存与传承，不保护意味着记忆的破坏与消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更能深刻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记忆工程”的巨大意义;更能深刻领会档案馆对历史档案进行保管保护的重大历史意义。

　　2.3 档案开发与社会记忆的延传。认知心理学认为，遗忘固然可以是由于信息未能被编码而进入存储所致，或者是由于存储器中已存储的信息“消失”所致;但也有许多事实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遗忘是由于保存在信息存储库中的信息未能被提取出来所致。通俗意义上说，“尘封”也是记忆失去延传所致。

　　档案记忆(乃至其他类型的社会记忆)的传承不是消极的留存延续，还包括记忆信息的传播和记忆主体的扩大，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档案开发即是将档案记忆库中的记忆提取出来进行传播的行为，使社会记忆为更多人群所周知。看到一篇名为《上海市档案馆传承“八・一三”淞沪抗战影像记忆》的报道，介绍2007年上海市档案馆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7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活动。其中之一是结合上海暑期“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的相关活动，向大同中学赠送了由该馆编辑出版的《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图册。正如报道的评论所言：上海市档案馆的纪念活动不仅再现了70年前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历史，而且“为莘莘学子提供了走近历史的新机会，也使上海的抗战记忆得以保留，可谓‘传薪有斯人’”。

　　3 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承的统一

　　犹太裔著名伦理哲学家马各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从“历时记忆分工”和“共时记忆分工”两个方面分析了记忆的传承与共享。他认为“历时记忆分工”是后代人从前代人或者再前代人那里获得记忆，而“共时记忆分工”是指同一时代“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7]根据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大体可以从时代性或世代性上把档案记忆传承分为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承。

　　历时性传承是指档案记忆的代际传承，是不同世代或时代的人群对档案记忆的传承。我们经常说档案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就是说档案中所记载的人类活动、人类的历史经验教训、人类所创造的科学文化成果，通过档案记忆的传承，延伸至现在乃至未来，“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档案记忆的历时性传承大体有三种方式或途径：①档案自身(档案实体)的保存和延续。比如，我们今天保存了商周时期的甲骨档案、石刻档案，两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档案、明清时期的内阁大库档案、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档案，等等，这些档案构成我们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延续中华文明的“魂魄”。②通过档案文献的编纂，使档案记忆以传统书籍文献的方式传承。比如，孔子编“六经”，追记“三代之礼”，在历史已跨越近3000年的今天，“三代之礼”仍在延传。③通过编史修志，将档案记忆汇入历史典籍中加以延传。考察史籍我们可以发现“二十四史”无一不是在充分利用档案的基础上撰修而成的，这是人类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方式和传统，也是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传统，是延续历史、维护国家连续性的关键。

　　共时性传承是指同时代人对档案记忆的传承，是拥有共同社会记忆的人群对特定记忆的强化和扩大，也是一种同一时空下的传承。共时性传承也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方式或类型：①同时代对共同生活记忆的传承。比如经历“抗战”或“内战”的老兵，再比如经历“文革”或“上山下乡”的知青，作为特定的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便会传承共同记忆，甚至拿出当时的一些档案记录，回顾往事。②同代人对历史(场景、人物、事件等)记忆的传承。比如，一年一度的国庆或重大纪念日，我们都会通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或通过放映电影电视片来缅怀过去，在此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档案记忆的展演。

　　如果说历时性传承是一种累积性传承，那么，共时性传承是否可以视为施瓦茨意义的“穿插式”传承?两者彼此交叉叠合，历时性传承使档案记忆更丰富，而共时性传承则使档案记忆更鲜活、更强固。

　　4 官方传承与民间传承的统一

　　在当前的档案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传统的由国家主导的档案管理模式存在着诸多纠结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自豪于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历史的源远流长、档案管理制度设置的完善和不断强化、档案资源积累的丰富和珍贵;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抱怨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官方色彩太浓，行政成分太重，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记录，档案馆中“未见平民史”。一方面，面对社会转型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日渐普及，我们呼吁国家要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在新型的电子文件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抱怨国家权力涉入太重，倡导档案管理应该从“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转变。这些矛盾而又纠结的心态，反映了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新的利益诉求和管理愿望。从档案记忆的传承看，历来都存在着官方(或国家)传承与民间(或社会)传承两条各具不同特征的传承路线。

　　从历史上看，官方传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我们今天看到的档案事业史，实际上就是国家如何强化和完善档案管理的历史。作为一项国家“记忆制度”与管理建制，档案管理是国家有效运行的机制之一，融汇在国家管理活动之中。国家通过设置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制定管理规章、分配管理经费等措施，建立和完善档案管理体系，并使这一体系从行政系统不断拓展，延伸至各项事业中，以确保各领域产生的档案能够完整安全地得到保管和利用。事实证明，对档案管理制度的强化和完善是一项成功的国家管理经验，也是一项有效的社会记忆传承途径。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化建设，类似斯坦因盗窃档案或北洋政府时期对“八千麻袋”档案破坏的事件一定会屡屡发生。

　　在官方传承档案记忆的同时，民间也在通过自己的规则传承档案记忆。如东巴古籍文献的遗存就与民间宗教信仰关系密切。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所长赵世红认为，东巴古籍文献之所以能得以完好保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纳西族的东巴教文化，它和民众的生活非常接近，它的所有的宗教活动没有远离民众的生活，所以，这样一种文化就能保存在民间”。[8]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地新发现的大量民间文书档案，可以看出，不管这些民间文书档案是出于何种意图被保留遗存下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说明民间档案记忆传承的存在。与官方的强大控制力相比，民间传承档案记忆或许更带有分散性、不稳定性，甚至是偶然性，但它是档案记忆传承的一种潜在力量。

　　5 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合互进

　　档案文献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都是在传承社会记忆，两者融合互进。文化遗产保护在三方面促进了档案记忆的传承：①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涉及档案记忆传承。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湖南省江永县女书习俗(编号“IX-69”)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水书习俗(编号“IX-70”)，2002年也分别入选第一批《中国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②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依托并伴随档案记忆的传承。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具有记录其历史、反映其传承和保护、表达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化遗产档案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见证，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伴随着档案记忆的传承。③对文化遗产的宣传同时也促进了档案记忆的传承。2006年6月10日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以大型直播形式推出《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电视直播行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中央电视台更是隆重打造了《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大型媒体活动。“中国文化遗产日”大型宣传活动不仅在电视直播中展现出各种珍贵档案，而且一些节目名称和编辑出版文献的“档案”意味也很浓厚，如《年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探索・发现》栏目推出的42集系列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档案》(阎东总编著)，等等，这里“记忆”、“文化”、“档案”三者相得益彰，和谐一体。

　　档案记忆传承并非孤立。今天，伴随着文化，以及知识、历史、信息的传播，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随着文化产业化，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大放异彩，在传承社会记忆的同时，也正发生着功能上的转变，演变成为社会中具有经济价值的记忆资源――记忆资本。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10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J].民俗研究，2011(2)：7～20.

　　[2]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3.

　　[3][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

　　[4]凤凰网.毛泽东21岁时的“学籍档案”惊现芷江[EB/OL].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5/0528_2664_566641.shtml[2008-05-28].

　　[5]王黎.陈景润“1+2”论文手稿被发现 [EB/OL].http：//www.gmw.cn/01gmrb/1998-02/27/GB/17616%5eGM4-2715.HTM[1998-02-27].

　　[6][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192-193.

　　[7]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转引自徐贲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1页。

　　[8]联合国电台.纳西东巴文稿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EB/OL].http：//www.un.org/chinese/av/radio/transcript/china030916.htm[2003-09-1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3-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