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如今人们普遍觉得过年不如以往热闹了，年味淡了；有些怀念以往那种年味浓厚日子的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变化，但另一些宁可自己自由过的年轻人却可能觉得这是好事。

明白这两点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叙述中都会不知不觉将这两者混杂在了一起——平心而论，完全不夹杂自己的价值判断恐怕也极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并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热切关心家乡、对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怀念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把现在发生的许多变化看成是“问题”，在与以往那个“淳朴”的乡村作对比时也就更难以接受这些变化，进而忧心忡忡地认为农村是“衰败”了。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能是近年来最完整系统地从这个角度进行叙述的一本书，在作者黄灯看来，农村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在。城乡差距拉大，乡村在各方面加深了对城市的依赖；乡村风俗摇摇欲坠，缺乏自身恒定的价值观，而被城市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攻陷，新旧价值观交替之际风气败坏，带来精神上的绝望与无奈；农村组织溃败，缺乏有效监督使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结构的瓦解，造成老无所养和留守儿童，亲情、责任感和爱的缺失在代际传递；债务、赌博和买码等造成的人伦悲剧和利益纠纷，进一步破坏了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本侵蚀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年轻一代虽有农民身份，却没有了土地，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时功能的下降，农村家庭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心态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乡村“垃圾处理的无效和无力”，又承认村里的卫生条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她希望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又忧虑19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使得原先那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眼看着难以维系下去；她一方面哀叹现实中教育已越来越难有助于人改变自身命运，回报率似乎越来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断强调应重视教育，然而，最终她又承认现代教育的结果“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说，教育越成功，优秀人才就越会离开乡村，而不是留下来滋养乡村。

客观地说，她所说的很多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这些年来像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等社会学研究，也讨论过乡村社会出现的劣质化，至于留守儿童问题、赌博风气盛行、人际关系疏离等等，则更是人们广泛承认、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鸣的话题。

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洪流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对此的反应则因人而异。

历史学家王尔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说过，中国保守倾向有一种共通的感觉，就是社会退化观，认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试图以其使命感力挽颓风；但他强调，近代世势本就在快速嬗变，“递新之变化或足以充实原有文化质量，此类情形，粗观则只见人事日非，则必视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适应或不能适应，遂并视为世衰道微。实本观察之错误，乃慨叹今不如昔，衡量社会之变动，又误以为转向退化，则不免自陷蔽锢。此亦反映保守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们扼腕痛惜的社会变迁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种把文化变迁现象视为退化，是历来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错觉，同时也正是一时代观念冲突的重要关键”。

确实，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没有“坏的一面”，何况这“好”和“坏”的判断原本就基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好坏兼有的无情历程，有时甚至很难说它究竟是好是坏。只有接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村的确“衰败”了，但这却不见得是坏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