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风云·壮志丹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美术作品展”上，《武昌起义》浮雕被列为此次展览策划的灵魂作品。这块镶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上的浮雕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开篇大作之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体现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开国之初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评价。纪念碑的正面由毛泽东主席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纪念碑下层须弥座上的十块浮雕以十个典型的历史场景表现了1840年以来的八大历史节点。位于纪念碑南面东边的这块《武昌起义》浮雕再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过程。由傅天仇先生创作的这块《武昌起义》浮雕运用写实与寓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十四个人物的塑造，描绘出起义军攻打湖广总督府的典型场面，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地表现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力量和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集体创作的产物，纪念碑的浮雕也是以刘开渠为首的雕塑家群体的共同创作。这个群体的工作机制是：集体讨论研究，分工负责塑造，集体评价得失，个人负责修改完善。这是一个历时数年的主题不断调整深化、构图不断变化修改、人物不时增减、动态反复调整、形象深入推敲的创作过程。仅就《武昌起义》而言，根据原始档案，最初叫做“辛亥组”，位置位于纪念碑的北面，后来随着纪念碑主立面从南面调换到北面，它也随之调到了南面。参与创作的有雕塑家滑田友及邹佩珠、油画家董希文及张文新，而最终的浮雕完成者并被文献记载的署名作者是傅天仇。我们看到由油画家董希文保存的两张画稿和由雕塑家邹佩珠保存的线描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最终完成的泥塑稿既以该稿为蓝本呈现在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又与上述画稿有很大不同。

　　傅天仇先生在谈到《武昌起义》浮雕的创作体会时曾说过，原来《武昌起义》的创作构图曾是“一”字平线，“这种布局形式使人感到冲击力量单薄，对于辛亥革命的困难和艰苦的实质，没有为构图形式所体现”。“做定稿时又重新布局，取消了‘一’字形的构图，增加了浮雕后部的层次，同时加强了构图的‘攻击’形式，在人物布局上则有意识地把十四人分为前后两组。”前面的五个人为一组，刻画了两名军官和三位士兵突击攻进总督府门的情景；后面一组为八个人，除士兵外还有男女民众，以左下角为轴心形成约七十度角的扇形构图，呈现一种炸开的动势，似乎是给前面一组的冲击波以能量支持，位于中间的六号人物是浮雕的第三层即最里面的一层，也是两组之间的过渡。通过对人物的组织、分层，作者创造了令人回味的形式感。

　　雕塑与绘画不同。雕塑家在表现场景和道具时“惜墨如金”。在底子上以浅浮雕的手法刻画了黄鹤楼，从而点出了起义发生的地点，冲锋的起义军脚下践踏着大清帝国的龙旗，湖广总督部堂的牌匾瞬间落下。在绘画稿上衬托场景的硝烟，被雕塑家以更明确的手法塑造成燃烧的火苗。绘画可以避实就虚、虚实相间地表现主题，而雕塑则需要避虚就实、实实在在地表现主题，特别是要雕刻在石头上的时候，更应注意这一点。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当时就曾致信纪念碑美工组：“美工组同志辛勤工作，纪念碑所表现的历史是伟大的，纪念碑工程是伟大的，同志们的工作也就自然而然是伟大的，我为同志们取得伟大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