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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样是当年的战争发起国,德国和日本呈现在世人面前却是两个极端,两国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各自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本文从两国的政要和普通民众对待二战态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两国的不同之处;试从地缘政治、各自历史发展过程的战争历程、对战争反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根源以及军队领导人的战后待遇的角度来说明两国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岁月可以抹去战争的硝烟,但永远抚平不了人们心灵上的伤疤。对许多人来说,昔日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仍然历历在目;731部队遗址和德国二战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仍回响在耳边;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累累白骨时刻在提醒着人们不能忘却曾经的历史灾难，慰安妇受害者永远也抹不去心中的那道伤痕。德日两国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场战争给世界人民尤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始作佣者的德国和日本,对人类历史的黑暗时刻、对自己曾经犯下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恶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认真反省,吸取教训,积极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一个百般歪曲,不思悔改,不时出现一些令亚洲国家寒心的言行。

一、德国、日本对二战的不同态度

(一)国家政要的态度

德国:自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整个民族都在反思自己曾经的罪行,上至国家政要,下到普通民众都在致力于消除德国纳粹主义污点,一直在明确无误和真心实意地为当年的受害者——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人民表示歉意和悔恨,甚至把忏悔和弥补过错放到了与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指出:“二战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了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

1949年12月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在波兰首都华沙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以表示对被法西斯杀害的60万犹太人的哀悼,并代表德国表示忏悔。1995年5月8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总理科尔再次强调,德国当年发动“最可怕战争的罪责不容怀疑”。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在德国,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以上不难看出,战后德国的历届领导人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是一致的。透过德国领导人富于政治远见和感人肺腑的言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勇于解剖自我的宝贵品质,这也决定了德国能够迅速地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

日本:与德相反,日本从战争结束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一直在掩盖、修饰自己过去的罪恶,愚弄国民,推卸责任,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的战争,把“亚洲殖民化”说成“大东亚共荣”。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表现,是对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辱”。作为日本头号战犯的裕仁天皇说:“交战四载(按:从太平洋战争算起),朕之陆海将士勇战,朕之百僚有司精励,朕之一亿众庶奉公,各尽最善。”至于侵华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只字未提。裕仁天皇在美国庇护下,仍然念念不忘复活军国主义。”就这样,裕仁天皇直到1989年寿终正寝,也没有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丝毫悔意,更没有向遭受了巨大灾难的亚洲国家的人民说上一句道歉的话。

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竟然声称:“有人说过去的战争是偶然发生的,也有人说是自卫。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应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评介。”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公开承认,日本过去走了战争道路,其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对此,他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但是随即遭到日本国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日本的政府要员更是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经常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争罪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缅怀过去那段“光荣历史”: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

德日两国政要对待二战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认识差异。

(二)普通民众的态度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德国人民深受其害,战后的德国开展了广泛的反思。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是把自己放在了迫害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正如1995年5月4日德国总理科尔对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凡是德国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碑或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说这与他无关”。“我亲历了战争的残酷,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成为战后德国人民的普遍共识。他们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对受害国的补偿工作和打击极右翼势力的活动。《柏林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考虑到德国人本世纪所做的事,历史对待他们够慈悲的了。”社论进而指出,战后的德国人也许会感到,接受一段他们没有参与制造的历史是多么困难,但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部分悔恨,事实上这不苛刻”。在反对战争和战后新纳粹的斗争中,德国人民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工作,德国朝野拥有了最广泛的联盟和群众基础。

与德国截然相反的是日本民众对二战的看法,日本国内的大多数人始终是把自己放到了受害人的角度上。战后日本建立的各种纪念馆和和平公园,所宣传的大多是日本人民和国家在战争中的各种灾难,尤其是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打击和破坏。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从别人那里获得赔偿,而不是去采取补偿别人的措施。日本大众中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去反省日本政府和国民对战争的责任。有人对《朝日新闻》的题为《战争》专栏作过统计,从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共刊登1025篇有关战争体验的投稿,其中84%(863篇)是谈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体验的,谈加害体验的来稿仅占10%(104篇)。日本民众的主导观点是:既然我是受害者,那么,我就对战争不必负什么责任,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责任都是加害人来承担的。可以说,日本政府要员不顾亚洲人民的谴责声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国内民众的认识方向的偏差和支持分不开的。

二、原因分析

(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周围有许多传统的欧洲强国,如俄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它们时刻在觊觎着德国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警惕着德国的强大,如果“一大堆杂处于各方的德国人搀和成一个整体,变得声势浩大咄咄逼人的话”,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正是出于这种战略位置的考虑,美、英、法和俄等在战后对德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坚决削弱德国的实力。这些国家对德国的历史一直是忧心忡忡的,担心有朝一日德国重新强大以后会对自己不利。过去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德国在战后处理事务中被盟国清算得也最彻底,对历史罪责的问题也比日本正确得多。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强敌环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失败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德国人不得不顺应战后盟国对其实行的彻底清算,不得不采取一种积极、配合的态度。

日本是个相对孤立的岛国,相比周围的当时的亚洲国家相比而言都是一些弱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真正遏制住日本。日本国内对于二战的失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日本是输给了美国和苏联,而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行为更多的是言语上的指责和道义上的谴责,这在客观上也纵容了日本。日本在对二战历史罪责的认识问题上,摆出了一副无赖的嘴脸:“我就是不认罪,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必须要在亚洲安插一颗钉子,来遏止其他大国的崛起,因此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置上更多的是考虑到如何保持住日本的实力而又不给其它的反法西斯国家以口实,至于日本是如何对待二战、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反省和认识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成效等问题,是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甚至连战争索赔这一重大问题,也在美国一手操纵下,于1951年9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给免除了,使日本得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惩处。美国无疑是日本对战争罪行认识不清的背后靠山。日本就这样在美国的多方庇护,缺少亚洲各国的批判、清算、追查战争罪责的压力,国内进步的政治力量无力推动国民自觉地进行战争反省的情况下,对战争罪责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以至于今日日本右翼已公然得意忘形地宣称: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的战争。

(二)从发展历史中的战争历程来看

德国虽然在统一过程中通过战争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无论是反法战争还是三次王朝统一战争,德国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赔款。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民众死伤无数,巨额的对外赔偿,国力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尤其是二战期间,盟军四分柏林,战争把柏林等一些重要的德国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当时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是这样描述的:“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若干残壁秃垣……柏林如今只是一个碎砖碎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德国其它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人民生活困苦,一位德国作家这样写道:“从八点到三点我坚持工作……我差不多冻僵了,加之我只带了两片干面包,所以连路都走不动。……我们没有煤气、电和灶,……五六点钟我就设法睡觉,以便忘记过去了的一天和弥补缺乏的热量。”

甚至出现了“烟头”时期和“德国姑娘”时期。德国人传统的高贵形象荡然无存,民族自尊心降到了最低点。以至在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战争所带来的阴影一直在德国人民的心中挥之不去,“再也不要战争”的呼声响彻整个国家。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使得德国再也不想去发起战争,以前那种领袖振臂一呼民众云集的场面再也不会出现。

日本则不同,历史上的日俄战争、日朝战争、甲午战争,每次都是以日本的胜利、获得巨大利益而收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作为战胜国,着实得到了不少好处。战争的节节胜利、利益的刺激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战争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它的战场基本上都是在国外,除广岛和长崎外,本土遭受的损失并不大。从战争的破坏程度来说,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到日本人的痛处,很多日本人没有亲身体会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失利,是不会使得日本回头的。

更何况,对于二战的失败,日本整个民族都认为不是输给了亚洲国家,而是输给了美国等强国。因此,日本对待亚洲国家的抗议是根本不屑一顾的,对二战期间给亚洲国家造成的灾难根本就不会承认,历史如此,现在依然,未来也不会有所改善。

(三)从战后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来看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仅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明确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罪犯政权的人已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德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给德国领导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后盾。勃兰特在波兰的下跪忏悔,并没有遭到德国人民的鄙视,反而更加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人民的支持,使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二战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强大的动力。

在日本,由于战后美国的别有用心,导致军国主义毒素没有被彻底清除,加上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一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反动倾向非常得明显。

(四)从军队领袖的战后待遇来看

军队是战争的直接行为人,军事领袖更是军队的代言人。尤其是对于德国和日本这样两个以服从著称于世的军队,军队领袖就更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的战后处置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的认识。

在德国,战争期间的绝大部分军队领袖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无论是直接参与战争的指挥还是保障的军队要领,都没有逃脱国际军事法庭的制裁。并且对广泛处置战犯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给予世人以昭示,对艾希曼的审判就是突出一例。战后的德国在法律上规定军人是“穿制服的国家公民”,突出强调了军人与普遍民众密不可分的关系,军队摆脱了过去独立王国的地位和惟我独尊的观念,德国军官过去那种崇高的地位在战后的德国社会再也不存在了。对军队将领的严惩和军官地位的下降,无形之中给德国国防军和民众树立了一条戒律:谁再轻言战争,谁将会受到严惩。

在日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战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更是毫发无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的各级战犯,除已执行死刑的战犯外,在以后几年也都陆续释放出狱;有的如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还出任了日本政府的内阁首相。对于在战争期间死亡的战犯,甚至把其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之中,供民众和国家领导人参拜和敬仰,把战犯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战犯在国内受到了如此之高的待遇,在其它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日本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纷纷渴望走上战场、建功立业。日本社会和民众被引诱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处于危险的边缘,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境,破坏世界的同时也毁灭自己。

三、结论

时间是公正的,德国在战后通过各方面的深刻反思,并且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对二战的罪行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弥补,逐渐得到了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德国逐渐融入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家庭,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样的时间给予了日本,日本却在对战争的认识上依然是含糊其辞、不思悔改,千方百计地来歪曲历史、逃脱责任,遭到世界上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的唾骂和抛弃。

时间和历史证明了并且将继续向世人昭示:一个敢于直面历史错误的民族,才能获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只有正确认识、认真反思、积极悔改的民族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日本要想真正被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接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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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邢来顺 德国精神[M]长江文艺出版社

[9]岩崎昶 日本电影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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