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0日，日军总参谋部被取消，10月30日美国宣告日本本土的武装力量的遣散工作已告完成；海外日军的遣返与遣散工作到1948年初完成。

原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都被取消，改成复员厅，归入厚生省之下，只负责遣散日军工作。

大量的军事装备、设施、飞机、坦克、大炮、军火弹药都被拆除或销毁，大型海军战舰被击沉。至1948年初，日本海、陆、空三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首批战犯39人，以后又分批逮捕，至12月间共逮捕战犯286名。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告”，并公布该法庭的宪章。

法庭于2月15日正式在东京成立。根据罪行，战犯被分为甲、乙、丙三级。

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审判官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派代表组成，由澳大利亚威廉·韦布爵士任总审判官。

随后又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检察团”，由11国各派代表组成，检察长为美国代表季南，同属“盟总”管辖。

自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至1948年4月16日休庭，“远东国际法庭”共审讯28名甲级战犯，判处25人（有二人中途病死，一人得精神病)。乙、丙级战犯共5416名，由各国法庭自行审判，其中美国共审判了1373人。

2、政治改革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领导下对日本的政治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基本上以美国的民主思想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具体情况。

主要有以下一些重大措施：

(1)思想言论方面。

一方面推行美国的“四大自由”，一方面肃清军国主义影响。

1945年10月4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取消对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宗教自由的限制备忘录”，指令日本政府立即停止施行对思想、宗教、集会、言论自由以及收集和传播消息的限制；取消以种族、国籍、信仰和政见为由实行歧视的所有法律、法规和命令；释放全部政治犯，取消秘密警察机构以及内务省和各级政府中控制公民自由的各种机构，并解除此类人员的公职。

根据这一“备忘录”，至10月10日，包括日本共产党党员在内的全部政治犯都被释放，日本警察系统有近5000人，包括100名高级军官被解除职务。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反战政党陆续取得合法地位。工会、农会等组织的成立也受到鼓励。

另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及其组织进行整肃。

1946年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下达两项指令：

“废除某些政党、协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撤换和排除不受欢迎人物的公职”，统称为“整肃令”。

“废除某些政党、协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撤换和排除不受欢迎人物的公职”，统称为“整肃令”。

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压力下，日本政府也发布了相应的指令，整肃工作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至1948年5月基本结束。

据统计，在这时期内受到整肃调查的共有717415人，其中被指定为整肃对象的有201815人，被取缔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共1300个。

(2)制定宪法，改变政体。

战后日本的新宪法对日本的政治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部宪法是在美国一手主持下制定的。

1945年10月4日和11日，麦克阿瑟先后召见了近卫文麿（战争结束时的首相)和币原喜重郎（当时的首相），要求他们各自提出对原日本宪法的修改草案。

具体主管此事的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阿契森。美方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近卫于11月22日提出了“宪法修改大纲”，即“近卫草案”，但不久因本人被列为战犯而自杀身亡。币原则正式通过内阁会议，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任委员长。

1946年1月7日提出了所谓“松本草案”。

这份“草案”对天皇权力及旧制度保留过多，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拒绝。

2月2日，麦克阿瑟提出修改宪法三原则，主要是限制天皇权力、放弃陆海空军和废除封建制度，并指定“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长考特尼·惠特尼，组织班子起草一个文本，称“麦克阿瑟草案”。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将此“草案”交给日方，限期答复，并说如果在预定4月大选的日期之前仍未通过宪法，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将把修宪的原则声明直接提交日本公民表决。

于是3月5日（即限期的最后一关)，币原内阁通过了几乎是照抄“麦克阿瑟草案”的“宪法修改草案要纲”，并予以公布。7月5日，“远东委员会”一致通过其基本原则。之后，经日本议会两院通过，由天皇于1946年11月3日正式颁布，1947年5月3日起开始实施。

新宪法实际上是美国一手制定的，当时日本的当政者是勉强接受的，因此有“麦克阿瑟宪法”之称。

其性质介于美国与英国宪法之间，把天皇降为国家的“象征”，而不再有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御神”的地位，确立了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的政体，但实行内阁制，内阁首相与英国一样，直接对国会负责。

新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条款，就是“非战争条款”，规定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3、解散财阀

关于这一点，“波茨坦公告”中并无明确规定。

美国的“初期政策”中首次提出：

“禁止那些不把未来的日本经济，努力完全引向和平目标的人继续，或被选拔担任经济领域的重要职务”；“支持一项解散对日本大部分贸易和工业实施控制的大工业和大银行联合体的计划”。

“禁止那些不把未来的日本经济，努力完全引向和平目标的人继续，或被选拔担任经济领域的重要职务”；“支持一项解散对日本大部分贸易和工业实施控制的大工业和大银行联合体的计划”。

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又规定了具体措施。

根据这一方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一系列指令，由日本大藏省再拟定方案，经“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批准具体执行。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首先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冈产、川崎和浅野等15家财阀公司定为清理对象，冻结其资产，要求他们提出营业内容和资本构成的报告。

后又增加3个，共18个，被指定为“受限制公司”。

日本大藏省然后成立了“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自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分五批指定应予以解散的“控股公司”共83家，其所有证券交“清理委员会”处理。

1946年初，由于美国政府中许多人，对“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打击日本财阀不力提出批评，国务院和司法部，联合派出了以经济学教授爱德华兹为首的使团赴日调查。

该使团的报告指出日本财阀应对战争负主要责任，并且仍是一个潜在的主要战争因素，提出了解散财阀和制止新财阀产生的一系列建议。

这项报告的内容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中期指令”发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又于1947年4月由“远东委员会”批准，成为“远东委员会”的正式文件。

该文件指责财阀窒息了日本政治和经济自由，鼓励了侵略，声称“在美国看来，把过度集中的私人经济力量予以分散，是占领的主要目标”。

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又于1947年4月及12月先后通过《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又称《反垄断法》）和《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又称《集排法）。据此，“清理委员会”又指定了数百家矿业、配给和服务行业的公司为清理对象。

4、土地改革

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土改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945年下半年，日本币原内阁提出过几项“农地改革”法案，在国会中引起激烈争论，未付诸实施。

1945年12月9日麦克阿瑟公布了著名的“农地改革令”，又称“农民解放令”，列举日本现有土地制度的五大“罪恶”后，指令日本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之前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交一项农地改革计划，并规定五项必须包含的内容，主要精神是保证耕者“有更为均等的机会来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主要措施是使大地主的土地转向自耕农，保护佃农的收入等。

1946年3月15日，日本政府提出“第一次农地改革法”，因太保守，遭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否定。

在盟国对日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盟国之间也有过争论。

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中有无偿征收地主超过6町步（一町步约合0.99公顷）以上的土地，优先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条款，遭到美国代表强烈反对，因其破坏了“私有财产权”。

最后以英国提出的折衷方案“十点计划”为基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案”，日本政府据此提出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形成两项法案，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表示满意，然后由日本国会通过，于1946年10月21日公布。

自此日本的土改正式开始。其内容主要是将地主超过限定数量的土地强制征购，分配给自耕农，对自耕农的土地也作一定限制；减轻佃农的赋税，并鼓励其购买土地成为自耕农。

这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到地主势力的百般阻挠。为此，麦克阿瑟于1948年2月又向日本政府发布一项农改指令，要日本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对付那些用各种手段阻挠农改的分子，以贯彻实施农改计划。

农改的结果，使日本农村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摧毁了日本土地半封建所有制。

据统计，至1950年8月，租种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改革前的46.3%下降到10.8%；自耕农户由占总户数56.5%增至86.6%，佃农由43.5%降至11.7%。不在村地主则完全被消灭。在村地主的土地也大大减少，85%的土地为农民所有。

据统计，至1950年8月，租种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改革前的46.3%下降到10.8%；自耕农户由占总户数56.5%增至86.6%，佃农由43.5%降至11.7%。不在村地主则完全被消灭。在村地主的土地也大大减少，85%的土地为农民所有。

在实现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之后，日本国会又于1947年11月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法”；1948年12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出农民组织16原则。

这样，个体农户逐步组织成各种“协同组合”（即生产合作社），至1950年3月，此类组织共有33101个，此外还有各种农民联合会1121个。

5、教育改革

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教育改革大致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摧毁日本的旧教育制度，清除教育领域内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影响。

为此，“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自占领开始至1945年底相继发布了“四大教育指令”，分别指示日本政府禁止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停止学生军训和所有军事教育，在教职员队伍中进行甄别和整肃，审查和修改教科书，废除以传播神道和培养神官为目的的公立教育，以及暂时停止有大量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内容的修身以及日本历史、地理课程。

日本政府根据这些指令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规定予以贯彻。

第二步：规划和建立日本新教育制度。

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1946年3月，华盛顿派出由乔治·斯托达德博士率领的27名教育、社会、心理等专家组成的“美国教育使团”，赴日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全面调查，日本改组后的文部省也派出第,一流学者组成“日本教育家委员会”协助美国使团工作。

在进行了近一个月调查后，斯托达德使团提出了一份报告，于4月7日公开发表。

报告提出了扩大教育机会、改革学制：以美国的6一3一3一4（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代替日本原来的6—5一3一3制（小学6年，初中5年，高中3年，大学3年），削减文部省对各地方教育的高度集中控制权等的一系列措施，为占领期日本教育改革规划出一张蓝图。

为实施这一规划，日本成立了“教育刷新委员会”、作为内阁大臣的咨询机构。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于1947年3月31日公布实施。

之后，日本参众两院于1948年6月分别通过决议，废除了半个世纪以来决定日本教育根本方针的“关于教育的勅语”，以及其他有关的“勅语”和“诏书”。

至1948年7月和1949年5月，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有关法律，改变了文部省的职权范围，对地方教育委员会不再监督和领导，而是对等关系。

此外，美国占领当局还推行了其他一些改革政策，如鼓励建立工会组织、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特别保护、改革警察、司法制度等等。

6、实施结果如何？

自1948年起，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剂，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变方向，重点由促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扶植日本，重新武装日本，打击左派势力，以便将日本纳入“遏制”政策的轨道，成为美国在远东依靠的重点。

早在1947年初，美国政府要员如福莱斯特、哈里曼、帕特森、艾奇逊等已开始主张美国转变当时的对日政策，转为扶植日本恢复经济。

在这一主导思想下，凯南及其主持的政策设计司，于1947年10月和1948年2月先后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关于对日政策的报告。

之后，凯南奉命访日进行调查，并与麦克阿瑟详谈，回国后又于3月25日提出一份详细的政策文件。

这份文件后来略加修改，于1948年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0月9日由杜魯门签署，于是正式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依据。

这份文件一般认为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标志。

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推迟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延长美国占领；减缓或停止日本民主改革，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放松反垄断措施；把日本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放在优先地位。

推迟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延长美国占领；减缓或停止日本民主改革，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放松反垄断措施；把日本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放在优先地位。

凯南在原报告的附件中还提出应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后来的正式政策文件中未提这一点，但事实上是朝着这一方向行动的。

在实践中，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和取消日本的赔偿。

原来根据杜鲁门批准的1945年12月“保莱报告”，日本的“过大的工业能力”应受到限制，拆除工业设备作为赔偿，拆除后所允许的工业水平应是1926一1930年的水平，应付赔偿总额为9.9亿战前日元。这项工作已着手进行。

1947年7月，“斯特赖克调查团”第二次访日后提出报告称，拆迁日本可以有效利用的工业设备对世界经济不利，并将增加美国负担，主张取消“保莱计划”，大幅度缩小拆赔范围，将1950年日本工业应达到的水平提高到1932一1936年的水平，赔偿费减至1亿多战前日元。

1948年，陆军部派出的“约翰斯顿调查团”再次提出进一步减少拆赔，并建议有选择地保留日本基础军事工业，日本工业能力可维持在1937年以后的水平。

至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克洛伊将军通知其他成员国，此项工作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这样，拆赔计划即告停止。

（2）放宽和取消对财阀的限制。

自1948年初，美国已逐步在事实上放宽了对日本财阀的限制。

3月17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宣布撤回1947年领布的限制财阀的FEC230文件。

解散财阀的政策正式逆转。原来被指定应予解散的83家“控股公司”只解散了42家，而其中26家又设立了第二公司。

另外，从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相继发布了五个报告和若干指令，结果大大减少了原来指定的“受限制公司”的数字，即使列入“受限制公司”，其业务活动所受限制也大为缓和。

对于被指定为“过度集中”的企业，也照此办理，解脱了一大批。

1948年5月由美国陆军部副部长任主席的“非集中化审查委员会”派出一“五人委员会”赴日调查，结果宣布《集排法》不适用于金融界。之后，“五人委员会”又经麦克阿瑟批推，发表《集排法》实施四原则，又有一大批原被指定为“过度集中”的企业被解脱，最后真正处理的只有十几家。

（3）加速扶植经济复兴。

战后日本成为美国一大经济负担。因此单纯从财政上考虑，美国也希望日本早日恢复经济，以后又加入战略和政治考虑，更是如此。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指施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为日本制定经济政策，一是援助。

1948年12月，麦克阿瑟根据杜鲁门第96号“临时指令”，向日本吉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实行美国提出的“争取经济稳定计划”（又称经济稳定九原则）。主要内容是平衡预算、加强税收、冻结资、控制物价、增加原料和制成品的产量等。

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任命底特律银行总裁、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约瑟夫·道奇为“盟军最高统帅特别财政顾问”，赴日进行“九原则”的实施。

道奇有“经济沙皇”之称。他于1949年2月抵日后，提出了一项全面紧缩的计划，称“道奇路线”，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其中包括为日本修改制定预算方案，称“道奇预算”，并由美国派专家代表团对日本进行税制改革。“道奇路线”对当时日本千疮百孔的经济走上轨道起了很大的作用。

（4）整肃对象从右派转向左派。

1948年之后，整肃工作明显放宽，许多被列入整肃对象的人相继被解除整肃。

1950年11月有3000名前陆海军军官被解脱。

至1952年“对日和约”生效时，只剩下了8710名整肃对象。与此同时，开始了所谓“赤色整肃”。

1950年6月初，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麦克阿瑟指示日本吉田政府解除日共中央委员在政府中的公职。

6月26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在麦克阿瑟指示下，日本政府下令“赤旗报”无限期停刊。至1951年9月，有19名日共中央临时指导部成员被解除公职，其中9名被速捕，另外有2万多名日共党员和其他左翼人士失去在政府机关、新闻媒介和私人企业中的职务。

在37名日共国会议员中有15人遵到整肃，另外，劳工运动受到限制。

麦克阿瑟一反占领初期强调集会结社自由的方针，指示日本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政令和法令，禁止政府公务员和在公共团体企业任职的人员罢工、怠工以及使用其他“有损于工作效率的手段”，对“团体交涉”和“争议权”也作了重大限制。

1949年8月30日日本政府下令解散了日共领导的“全劳联”总部，其干部受到整肃，并指使社会党领导的“总评”把日共干部排挤出去。

（5）重新武装日本。

1950年6月17日，国务院负责对日和约的顾问杜勒斯第一次访日。

他在与吉田首相会谈中首次提出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遭到吉田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逐步调往朝鲜战场。6月27日，杜勒斯在回国前再次向日方提出建立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取得日方同意。

这是日本战后重新武装的开始。之后在麦克阿瑟指令下，“警察预备队”人数又有增加，并规定其性质不同于原来的警察，而是首相府的直属机构，是一支“可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出动，具有相当规棋的机动力量”。

另外，扩大“海上保安队”，其船只拥有数从25艘增加到200艘。

“警察预备队”于1952年8月改编为“保安队”。1957年7月1日吉田内阁宣布正式成立“防卫厅”，“保安队”改称“自卫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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