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堂，张宏杰

与多数现代运动项目一样，乒乓球于晚清在中国落地生根。至新中国成立，该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演进情况如何，成为乒乓球发展史上值得探究的问题。有关乒乓球引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地点，乒乓球单项组织的发展，赛事的开展情况，技术的演进，规则的完善，已有研究已有较为客观的结论。在相关文史资料中，多数认定上海、广州、天津等少数沿海城市为乒乓球发展的活跃地区。[1-2]对乒乓球运动在这些城市活跃原因的探究，以及其它区域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情况，则缺乏相关探讨。文章对乒乓球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与分析，并对各个时期发展特征予以总结。

乒乓球引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直存在争议。多数文献和史料中描述为，“在1904年，上海商人王道平将乒乓球引入上海”。李荣芝经查阅多种资料后佐证，“乒乓球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1901年或之前，地点是天津”[1]。这一论断颇具信服力。通过查阅地方志、年鉴、近代体育史志等资料，发现广州、福州、威海这几个沿海城市的乒乓球活动出现也较早。这一时期，西洋租界在中国各地建立，其中的部分会馆已有乒乓球活动的踪迹。1902—1910年间在威海出现的部分外侨俱乐部中已有乒乓球室，供其中的会员活动[2]。1905年，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在南台苍霞洲建立新会址，内设乒乓球室，成为福州市早期乒乓球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3]。清朝末年，已有乒乓球活动在广州的教会学校开展[4]。

至民国政府成立之前，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较为迟缓，除以上几个城市，国内其它地区基本没有乒乓球的踪迹[5]。这一阶段，乒乓球参与群体有其明显的阶层性。在上海，乒乓球活动的参与者主要为一些经济和烟草等行业里的外国职工，普通民众无法接触该项运动。近代威海的俱乐部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和排他性，基本只对外侨开放，他们甚至认为俱乐部附近最令人满意的是没有中国人居住[2]。能够参与乒乓球活动的中国人也多是当时所谓的政界、商界名流。与此对应的是，国人对当时西洋体育也较为排斥。郭沫若所著的《少年时代》一文中记载了当时国人对“洋操”的最初反应，为有趣、好笑[6]。固有的大清国意识，重文轻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于普罗大众心中，乒乓球在大众中的传播现状也就可见一斑。

1916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分会童子部内设置了多张球桌，供会员打球活动，且有专人指导。这标志着乒乓球运动组织化初见端倪。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很长时间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人对其作用毁誉参半，但基督教青年会对现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切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会自1912年得到国民政府的创建批准后，发展迅速，到1922年4月，已经遍及17个省市[7]。

同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健身房落成后，部分学生和社会青年在此参加乒乓球活动[4]。1918年，“上海乒乓联合会”成立，这对近代上海市甚至中国乒乓球比赛有序、规范化的开展具备重要意义。伴随着组织规范化及乒乓球运动在全国的扩散，城际之间的交流开始出现。1924年的旅沪粤侨队与上海的球队进行比赛，引起广泛关注[8]。

表1 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对乒乓球运动推广的时间、地点统计Table 1 The popularization of table tennis by YMCA at the early stage

除沿海城市外，铁路沿线的交通便利城市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广下开始有乒乓球活动的出现。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的乒乓球运动已散布全国多个省市和地区。1910年，乒乓球随着滇越铁路传入昆明。1920年前后，中东铁路建成后，黑龙江地区的乒乓球运动由国外传入[9]。在北京[10]、烟台[11]，青年会设乒乓球室以供活动的开展，但球台数量较少。在昆明[12]、汉口[13]，参与者主要为外籍军人、商人及一些官绅阶层。在黑龙江，仅有少数单位的人打乒乓球。在吉林，两个体育干事皆为外国人，他们还负责开展乒乓球、足球、网球等球类运动[14]。以上地区基督教青年会推广乒乓球的主要方式是为所在地区提供相关场地、设施，但推广力度相对较弱，组织化程度相对偏弱。

近代学校乒乓球运动开始活跃始于1918年左右，主要分布于上海、广州、江苏及浙江地区。1919年，教育部公布的《推广体育计划案》明确规定：“令拟由各地教育机关，组织社会体育”[15]。这对于学校与社会互动，最终推动乒乓球运动的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创立后，首先提倡各校各团体组织乒乓球队，然后再邀集他们加入，校内、校际比赛也开始活跃。在广州，较为专业的队伍基本都来自学校组建[16]。除广州外，广东省其它地区的部分学校也开始有乒乓球活动。1919年，开平县第一中学已开展乒乓球活动[4]。乒乓球组织在江、浙部分学校的出现，为这两个地区乒乓球活动的开展和推广奠定了基础。1918年，无锡成立了部分乒乓球队，其中以学校球队为主。1919年，杭州的“之江大学”“惠兰中学”也出现了乒乓组织[17]。

除了以上地区，1916年，湖北武昌荆南中学曾有过乒乓球赛[12]。在这些学校，乒乓球已不仅局限于以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组队、参赛及与外界交流也成为这些学校开展乒乓球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20世纪20年代之前，与以上开展该项目较为活跃的学校相比，国内其它学校多以课外活动的形式来推广乒乓球。1919年，咸阳市三原县崇美中学(教会学校)最先开始推行乒乓球活动[20]。同年，乒乓球活动出现在昆明育贤女子学校。但此时的乒乓球多半被中小学生当作一种游戏，还谈不上体育运动。

192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壬戌学制》的施行，促成了课外体育活动内容的多样化，学校乒乓球的开展得以惠及。由此，乒乓球运动不但是课外体育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在部分学校，甚至成为学生的竞赛项目。这一时期广州的乒乓球活动开始由市区向临近的县传播，在汕头澄海县的一批中小学，乒乓球活动已较为普遍[4]。江浙部分地区的学校中，乒乓球活动持续展开。1925年省立宁波四中等学校把乒乓球列入课余体育活动。1926年，金陵大学青年会举办了锦标赛[19]。1925年前后，北京的部分教会学校开始组织乒乓球活动[10]。在安徽省，安庆、芜湖的部分学校中开展了乒乓球活动。1925年，哈尔滨中东铁路第十七小学设两副球台，该校师生和附近的铁路员工常到那里进行活动与比赛[9]。不到十年的时间，开展乒乓球活动的学校除上海、广州外，还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东三省等十几个省份。学校乒乓球活动的开展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创造了可能，且开始初步形成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之相应的，比赛成为乒乓球在学校与社会之间传播和互动的主要方式。1924年交大与中法大乒乓球交流引人瞩目[20]。甚至1922年成立的无锡乒乓球队还准备4月远征日本比赛[21]。

1923年“上海乒乓联合会”进一步扩大会务，组成了中国台球研究会。同年春，青年会日校、南洋大学和日本青年会等举行了一次联赛，成为上海乒乓球赛的先声。1924年夏，多支队伍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锦标赛。至1925年，上海的乒乓球团体持续增加，成员已由协会成员扩展至工人、学生等。当时，杯赛较为盛行，主要有秋山杯、通商杯。其中，秋山杯成为中日进行乒乓球交流的开端。至1927年夏，根据赛事之初的协议，中华队因连续三次获胜，最终永久拥有秋山杯。中日之间的比赛在当时引发了上海大众的极大关注，以上海球队为班底的中华队在1927年远征日本获胜后，《新闻日报》以特讯的方式刊发《中国乒乓队奏凯回国》的消息[22]。对外赛事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上海民众对乒乓球运动的关注，进一步激起了民众参与此项运动的积极性。

在上海市各类比赛活跃开展的过程中，乒乓球由过去娱乐性居于主导的游戏类活动开始成为具备竞技性质的一种运动，这主要缘于中国第一个乒乓球规则的编制。1925年，为了秋山杯比赛的需要，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会长胡铁吾与旅沪日侨代表城户尚夫在上海联合编制了乒乓球规则，中国第一个乒乓球规则就此诞生[19]。这为该运动在不同地区的交流提供了统一的范式。

民众教育馆这一由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建立，面向基层的社会组织，对于当时民众的文体活动开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江浙地区的民众教育馆在近代中国成立较早。1928年，浙江民众教育馆建立各种体育组织，西湖乒乓球队随之成立，活动形式为锦标赛[23]。1932年，湖北省在民众教育馆成立了第一支乒乓球队。1934-1936年间，湖北民众教育馆接纳参加乒乓球活动的市民达29 519人次。1936年，樊城民教馆成立了“鄂北乒乓球队”，队员每日除自身练习外，还轮流指导来馆群众练习乒乓球[12]。1932年，民众教育馆曾在广东省新会县举办乒乓球赛。在同一时期成立的“抱邑乒乓球队”，是潮汕地区较早成立的民间乒乓球队。中山县五区三乡的乒乓球活动较多，1935年之前，该县曾举办过乒乓球单打比赛。

除民众教育馆的推行外，部分省市还成立乒乓球协会，组建球队，进行赛事交流，同样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开展。在山东省，乒乓球活动的开展主要集中于青岛、济南、烟台三地。1933、1935、1936年，烟台、济南、青岛相继成立乒乓球联合会，吸引了更多乒乓球爱好者的加入。在烟台，各机关、团体、学校大都有乒乓球设备，部分家庭甚至有个人乒乓球活动[24]。河南郑州的乒乓球活动在30年代中后期发展较为迅速。1934年，郑州最早的乒乓球队成立，按照技术水平分为“青一队”“青二队”，队员主要由学生和职工组成[25]。1936年4月，开封大北乒乓球队应邀访郑，与郑州的多支乒乓球队进行比赛。30年代初，安庆市银行职工组成的“银星”乒乓球队经常开展活动。无锡辅仁中学等组织的晋陵乒乓球队是江苏成立较早的乒乓球队[26]。且实力较为强劲，积极参与各类乒乓球赛事。1935年，球队三位队员代表江苏省参加了旧中国第1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至1936年，广东开平县135间私立完全小学、54间公立初级小学均已有乒乓球台等设施[4]。

在近代中国其它地区，乒乓球发展相对落后。如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中。山西省长时间由军阀韩复渠管辖，并不重视体育，这样也导致山西乒乓球运动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27]。

3.2.1 多城市举办乒乓球赛事

表2 部分地区首次举行市级比赛的时间Table 2 Time for the first municipal competition in some areas

20世纪30年代，多个城市举办了各类型的市级乒乓球比赛。在1930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全市性的乒乓球公开赛。此次比赛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赛事规模和范围，在全国尚属首次[28]。1931、1932年，天津市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市乒乓球公开赛。参赛人数相继增多，打法趋于多样化。自第2届全市公开赛开始，增设了女子项目，虽只有5人参赛，但却是女子参赛的良好开端。1934年9月，天津市成立了“中华乒乓球联合会”。1935年，该会又集津各队精英组建了“中华乒乓球队”。1937年，天津的犹太游艺会拟举办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当时的南开中学接函后决定派员参加，并通过比赛选出了优秀代表8人[29]。除天津外，广州的市级比赛规模也较大，仅1931年，就举办了3次较大型的乒乓球赛[4]。

在以上两个城市乒乓球运动活跃的时期，上海的乒乓赛事已开始显现商业特征，一些资本家看重乒乓球运动所产生的广告效应，进而冠名赞助乒乓球赛事，职业俱乐部的萌芽随之出现。如第四届乒乓球香槟赛有中央信托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古甲、鸿章等19队加入，大大突破了上届参与人数[30]。其中，部分球队的队员甚至靠打球赚钱作为生活收入的来源。近代乒乓球企业也应时而生，于1928年建成的上海乒乓球厂所生产的“盾牌”乒乓球物美价廉，为大众所喜用。相对以上所述及城市，其它城市乒乓赛相对规模较小。由官方组织的规范赛事较少。

3.2.2 两地互动，多地联动的交流新局面出现

1930年8月，香港和广州的一些选手组成强华乒乓球队去上海访问、比赛，开创了南北地区之间相互交流的新局面[19]。其后，在1932年间，上海广东会组织粤华队赴广州、香港、澳门比赛。

1933年1月，天津组成“北星”队，赴北京进行访问[25]。两地球队通过比赛相互交流，形成了华北地区的球风和流派。30年代后期，山东省的青岛与济南两队也经常互访，交流球技[10]。1935年，上海队曾经北上，先后与北京、天津队进行友谊赛。1935年至1937年，上海队球队到郑州访问比赛。1937年，汉口市组织乒乓球队，远征北平[12]。

当时的埠际赛为多地区域乒乓球联动提供了平台。1935年1月，沪宁线乒乓球埠际赛在苏州举行。上海、江苏、南京、镇江等地共有70余人参加。1936年5月，第1届华北埠际乒乓球赛在天津举行，参赛的城市有天津、青岛、济南、北平。

在20世纪30年代，广州、香港、澳门之间乒乓球交往活动日趋活跃。香港南华体育会曾于1930、1931年，与广州十多支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赛。之后，三地之间乒乓球交流愈加频繁。

3.2.3 乒乓球赛历经省级、国家级向国际的跨越

纵观近代中国历届省运会，只有少数省份把乒乓球比赛列入其中。在1928年的广东省第11届运动会，1929年的第2届广西省运会，乒乓球均为表演项目。1933年，乒乓球比赛正式进入第12届广东省运会，设男子和女子团体两项。1935年，江苏省运动会召开，乒乓球作为球类竞赛单元位列其中。

乒乓球运动进入旧中国全运会的过程较为波折。在30年代之前，乒乓球被排斥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之外。甚至有些人认为“乒乓乃小道也，不足以登大雅之堂”[31]。在1930年全国运动会举行前夕，上海乒乓联合会曾要求把乒乓球列入比赛项目，结果被筹委会以“乒乓球非户外运动项目”为理由拒之门外。1933年，国民政府第5届全运会举行，乒乓球成为表演项目，邮电队和岭南队在表演赛中的表现引起关注。1935年，第1届旧中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举行，优胜队在第6届全运会上作了表演。随后，“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成立，这成为乒乓球运动走向世界的枢纽。在国际赛事交往中，近代中国乒乓球队接触对象主要为日本队。1937年，我国乒乓球运动员与欧洲选手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在国内外各类赛事的影响下，乒乓球规则也得以不断的修订和完善。继1925年第一个乒乓球规则产生后，1927年，远东乒乓球规则出台，万国规则经翻译问世。1934年，乒乓球比赛得到进一步修订。1936年，“十平乒乓规则”问世。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得近代中国的乒乓球运动逐步与国外接轨。

这一时期国内局势较为动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发生。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活动遭到严重破坏，乒乓球运动也未能幸免。之前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广东、江浙，乒乓球团体分崩离析，乒乓球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天津的乒乓球运动也在活跃期直接陷入沉寂。

同其它项目一样，乒乓球运动在沦陷区只是日本政治、文化侵略的工具。为达到文化侵略，政权合法化的野心，日本曾组织所谓“东亚大会”。在其组织举行的第三届“满洲国体育大会”中，增设了男、女乒乓球项目。乒乓球单项协会也曾组织过乒乓球比赛，但参赛者多为日本人。一些所谓比赛，也实在不伦不类。参加比赛的中国运动员，甚至以弃权来表示反抗[32]。

这一时期上海的乒乓球活动相对活跃些。1940-1941年之间，见诸报端的即有国际杯、宗敬杯、银钱杯等33种，参赛队最多达60个以上[19]。在战乱时期，乒乓球运动在上海还能有一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商业俱乐部的存在。1939年大方饭店金门剧场业主潘某，为了挽回剧场惨淡的生意，就开设乒乓房招徕顾客。开始时聘请一些技术较好的人当指导，后来发展为女子伴打。此风一开，生意果有起色，资本家纷纷效仿。上海的乒乓球运动逐渐走向商业性轨道。

除上海外，大后方部分地区的乒乓球运动也有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合大学和其他大学及一些企业内迁昆明后，推动了昆明市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外省乒乓球爱好者来到广西后，也推动了该省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当时，苍梧、桂林、邕宁等城镇的乒乓球运动较为活跃[33]。

抗日战争胜利后，部分地区乒乓球运动有所恢复，但多数地区的发展已大不如前。虽然时值国内民生凋敝，但乒乓球运动组织者与参与者仍为该运动能正式进入旧中国全运会而努力。早在1937年上海就已为参加旧中国第7届全运会而进行队员选拔赛[34]，最终确定10名男子运动员，5名女子运动员参加。期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直至1948年，乒乓球才成为旧中国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乒乓球运动得到了全国最大、综合性最强赛事的接纳，这是对乒乓球运动的正名。但这届全运会比赛财政困难、组织混乱、锦标主义严重。在比赛过程中，甚至有足球裁判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工作，乒乓球的比赛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乒乓球运动，最终主要活跃于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沿海城市。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形成部分联动区域。其中，上海的乒乓球队积极交流、访问，对全国范围内的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横向比较，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水平相对更高一些，且在商业化道路上走在前列。与上海不同的是，广州的乒乓球运动始于学校，在学校体育的发展中走向强大。至30年代，广州的乒乓球运动已扩至广东省的其它地区，尤以潮汕地区较为活跃。作为华南地区乒乓球运动发展的中心，广州与香港、澳门之间的交流、互访带动了这几个地区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天津的乒乓球运动起步晚于上海及广州，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作为华北地区乒乓球运动开展的重心，天津是北京、山东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联系纽带。通过埠际乒乓球比赛，以及津京、津青、津济之间球队的互访，这几个地区的乒乓球运动得到快速的发展。

乒乓球运动在以上三个城市发展活跃原因及特点有所差异。但较为统一的一点就是，这三个城市的体育先驱为乒乓球运动在近代中国发展之初打下的基础至关重要。西洋人办体育与国人自己办体育的力度差异明显。早在1906年，何剑吴就在南武学堂的课外体育活动中积极推行乒乓球。因在近代学校体育甚至中国体育发展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何剑吴得以与马约翰并称“南北二老”。他的学生许民辉，在1916年担任青年会干事期间，曾多次组织学生及社会青年参与乒乓球活动，其后来还成为我国排球运动的最早开拓者[35]。“上海乒乓球联合会”会长胡铁吾在协会创建初期，“扩充会务，不遗余力”[36]，在乒乓球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贡献良多。当年天津的巴黎道青年干事毛骏民不仅全力支持乒乓球运动，而且在实践中悉心钻研，曾著《乒乓球》一书，且图文并茂[25]。

西方人利用体育这一工具来实现其文化侵略的过程中，对于项目的推广及选择有一定的目的性，一般会选篮球、足球等较容易被青少年接受和青睐的项目。场地、设施不足也是阻碍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因素之一。在推广乒乓球运动之初，基督教青年会在多数城市所设球台皆为“一到两张”，只有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是“设球桌多张”。这一时期，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空前高涨，摆脱“东亚病夫”称号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念想。从功能价值的角度看，足球运动队十次参加远东运动会，九获冠军，提升了国人士气。反观乒乓球运动，除了1927年中国乒乓球队远渡东洋与日本竞技获胜，引起较大关注外，与国外其他球队的比赛寥寥。1935年，中国本有机会参加第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却因经费所限，最终无果。大众关注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乒乓球运动在全国普及的广度与深度。

虽然近代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历程坎坷，且总体发展状况稍落后于大众关注度更高的体育项目，但该项目在具备竞技属性后，运动人才辈出，至新中国成立前期，已涌现一批好手，享誉乒坛。1952年，新中国第1届乒乓球锦标赛(时称“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后，中国乒乓球队成立，之后开始不断去故纳新，来自香港的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相继成为新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建队及发展的核心。其中姜永宁(广东番禺)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乒乓球圈。傅其芳(浙江宁波)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乒乓球届，是继陆汉俊之后的上海名将。容国团出生于香港，曾辍学回到广州，跟舅舅文恩学习乒乓球，球技得到很大提升。文恩曾获得广东省电力系统乒乓球亚军，是容国团蒙童时期的乒乓球老师[37]。三人乒乓球运动生涯中较为相通的一点是，无论当时的上海还是香港，乒乓球发展环境较好，且具备商业性质，打球能够成为谋生的职业。在参加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归国后，三人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初建、发展、登峰贡献极大，容国团更是成为中国体育参加国际赛事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