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陈思《书小史》称其善行、隶行。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

王羲之从小学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而且家教甚严，据史料记载他七岁开始习字。

据《书林纪事》记载：王羲之十二岁时见前代笔论于其父旷枕中，窃而读之。旷语大纲，羲之学功日近，卫夫人见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羲之从伯王敦“工书，得家传之学，笔势雄健”，《宣和书谱》。王羲之从父（叔）王导工行、草书。羲之从父王廙书法成就最高，“能章楷，谨传钟法”（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

王羲之丧父之后，受到其照顾与培养。王僧虔称：“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华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廙肩吾称：“王廙为右军之师”（《书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即有王廙原话：“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出画法。”

魏晋时期，艺术开始觉醒，它首先表现为人的觉醒。当时士族文化的觉醒，给王羲之艺术活动注入了强大活力。

当时一些上层人士或士族文人，不满于沉闷的社会现状。士族文化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整个思想呈自由解放的趋势。他们在言行上的表现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他们往往远离朝廷、寄身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寻求自由与快乐。

曾巩《墨池记》“方羲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他“徜徉肆恣”。尽管当时他们的手势拂尘，口吐玄言，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借老庄之说反馈自然，来展示各自的才智、品鉴彼此的风采；他们看起来是遁世的，消极的，实际上他们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

这种标新立异的精致、脱俗就凡的言行、超逸萧散的艺术风度，就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也就是所称的“魏晋风度”。

书法艺术是以其抽象的形式，将人的精神世界外化，也就是以这种形式为表现人的精神的载体，使超逸自若的精神与流美悦目的形式统一起来。

因此，他成为了反映书家审美精致一种最理想的方式，魏晋时期写字已不再是仅仅为树碑立传，而是随咏叹感，抒发情致最佳形式。说魏晋南北朝是艺术觉醒的时代，它有三个标志：创作繁荣，出现一大批有功力的书法家，有较高水准的书法理论。

（二）王羲之先后师从两位伟大的书法大师学艺因素

先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

关于王羲之师从卫夫人的记载很多。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称：“予少学卫夫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晋中书郎李无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和南帖》称：“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基能学真书、咄咄逼人，笔试洞精，字体遒媚。”

王廙与卫夫人同源钟繇，皆名天下，而钟繇又是王羲之之前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能跟随这样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王羲之能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王羲之遇上汉字演变的关键时期，他抓住了这历史的机遇因素

王羲之通过艺术手段，使汉字的真、行、草三体形成了独立机制，也就是使汉字完全脱离隶书影响的古法、古形的窠臼、完全去向新生。

魏晋既是我国书法多体交相发展的时期，也是促成蜕变时期：除隶书继续保持汉末程式化风格，楷书已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过章草时期也已发展到今草；行书则在隶楷的递变中发展到成熟。

东汉末年，隶书已普遍被楷书取代，这种取代是汉文字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因为书法发展的规律就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这是人们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所决定。

魏晋时期的隶书，已走上程式化的道路，艺术魅力下降。它的收笔又朝上作分势，与直行书写呼应方向不同，甚不方便，被楷书取代势在必然。

此时钟繇的楷书已成熟，十分古雅。所谓古雅也就是稍带隶意。当时的行草书，虽然都已初具规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书的烙印。

王羲之的卓越贡献就是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开一代新风。他“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瓘《书断》清除３点画、结构和章法上的隶书痕迹，把楷体和行书推向成熟。

书体在逐变过程中，正是王羲之抓住了书法发展的脉搏，推动了宋体的突变。

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杰出的创作力。

所以，当王羲之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转折连在一起时，产生了远比他主观意识更为伟大的结果。

（四）纸、笔、墨书写工具的改善因素

世界上任何艺术的发展，总是与它所使用的工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写工具比之汉代，有了很大的提高。

纸张虽然是汉代就发明的，但尚不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因此到了西晋，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木简。

司马睿过江后，建立了东晋政权，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移。东晋政权得到了南北两方士族的支持，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力有所发展，剡溪一带四、五万里生产藤纸，质地极佳。还有以麻为原料的麻纸，也为书写提供了优质的书写材料。

据载，王羲之曾一次向谢安赠送九万张纸，足见当时纸张的运用已相当普及。恒温曾下令以黄纸取代竹简，此举也对书法有促进作用。当时制笔业也有大发展。

贾思勰《齐氏要术》记载有书仲将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免毫和青羊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种类。

《笔经》上说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法书要录》载何延之《兰亭记》称王羲之书《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书法幽美劲健，绝代无双。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蚕茧纸为蚕茧所织，后据专家考证，此纸还是一种植物纤维的纸，固洁白亮丽，以蚕茧纸名之。

当时的制墨业也迅速发展。河北易水之墨，色泽浓艳，故南朝齐王僧虔赞曰：“剡纸易墨，心圆管直，浆深色浓，万毫齐力，工之尽矣，可以名世。”（《笔意赞》）

（五）帝王重视，帝王推崇的因素

书法的繁荣发展，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帝王喜欢书法。从东汉到宋、齐、梁、陈，共有48位帝王，就有28位帝王是书法家。

帝王喜欢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导向，真正确立王羲之地位的人是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对中国书法有巨大贡献的人。他酷爱王羲之书法，同时又把南朝的文化视为正宗。开国初，他就把书法作为文治的一部分。

唐太宗还亲自书写了《王羲之传论》，这是一篇为《晋书王羲之传》写的赞辞，唐太宗把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比较时，极大地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他称赞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把王羲之推到了所有书法家之上。

帝王为书法家传论，在历史上十分罕见。由于唐太宗大力倡导，王羲之书法成了书法正宗，普天下形成了“尊王”的风气。并对后世百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早称王羲之为书圣的是唐代的李嗣真，他在《后书品》中赞曰：“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人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书圣”称谓，由此可见。

魏晋书法是我国书法最灿烂的时期，多种书体相继出现，尤其是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书体——楷书和行书已趋成熟。

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应运而生，犹如颗颗明星闪烁在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星空之中，其中一颗最为明亮、耀眼，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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