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十六人的政纲》，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中，纽约1975年第397-403页。

[2] 同上书，从第64页开始。

[3]“新路线决议案”，见同上书第404-413页。

[4] 三头执政团知道得非常清楚，党内许多人，尤其是基层党员，非常反对干部机制。所以他们极为小心。季诺维也夫在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承诺要恢复（！）党内民主（《真理报》，1923年11月2日）。

[5]“全苏联党会议得出结论说，就目前的反对派的身份而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看见修改布尔什维主义的企图，不但看见直接背离列宁主义，而且看见清楚表达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偏向”（192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会议的决议案，收集在Robert V.D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第一卷，伦敦1987年，第165页）。

[6]1990年3月在德国伍珀塔尔城举行的托洛茨基论坛会上，南斯拉夫历史学家Marjan Britovsek，对三头执政团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线的问题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分析。见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线”问题上的进退两难》〕，收集在Theod or Bergmann和Gert Scha fer合编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vjet 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苏维埃社会的批评者与保卫者》〕Mainz 1993年。

[7]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选举结果，在这次选举中，事实上反对派获得了多数。

[8]在列宁的《遗嘱》中，他指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对党的危害。他建议应该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他也坚持主张数百位工人和农民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只限于那些仍然在生产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经是官僚化的苏维埃机构的一部份。在这同时，他要求托洛茨基与他结成同盟，反对斯大林。见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着的《我的生平》，纽约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宁的最后一次斗争》（伦敦1975年）也谈到这份遗嘱及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

[9]然而，在党领导层之内，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是捍卫他和列宁的立场的，他又是唯一主张公布列宁遗嘱的人。

[10]赖可夫斯基的“对第十二次党大会的演讲”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编的《苏联1923-1930年之间的反对派选集》，伦敦1980年。

[11]《我的生平》，纽约1970年。

[12]关于民主集中派，见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13]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

[14]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议：工会应该训练工人替代工厂厂长来管理大企业，因为这个做法明显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布哈林的热烈支持。

[15]苏联工人对1923年德国革命的涨潮非常感兴趣，而且加以热烈的支持。他们对于西班牙人民的奋起抵抗法西斯政变也抱着同样的态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书（《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与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对斯大林和他的帮凶们扼杀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机制，提供新的证据。

[16]许多历史学家坚持地认为，列宁本人曾使国际革命的利益臣属于俄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断言在实际经验中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事实真正开始发生是在1930年代，虽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中。

[17]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事例中，完全荒谬、非理性的神话能够在历史中真正起作用。

[18]见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苏联的阶级斗争》〕，上下两卷，巴黎1972-1974。

[19]红色管弦乐团团长Leopold Trepper赞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压服的共产党员。Trepper用以下事实解释这点：他们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们，而斯大林的其它共产党员受害者却完全失去了士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了解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可是图哈却夫斯基是例外。见Leopold Trepper的《大游戏》，伦敦1977年。

[20]布哈林一直到死还持有“斯大林同志”会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苏联档案中发现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详细记述，见Alec Nove在1994年1月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写的文章《抱怨到最后》。

[21]这对于以戈尔巴乔夫为政治代理人的“现代技术官僚”明显地不再是事实。

[22]一个例子是M．柳京。他起初热烈地支持斯大林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它反对派组织。可是，他在1928年春天改变方向。他就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也失去了莫斯科地区党书记的职位。到了1930年秋天，他被开除出党。他于是组织了一个“非法的”共产主义组织，叫做苏联马列主义者同盟。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宣言，控诉斯大林在1923-24年已经准备了“雾月十八日”。虽然这份宣言也批评托洛茨基，它却包含了一段对他的人品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宽宏大量的赞扬。它同时包含了对官僚体制及它的特权的严厉攻击。斯大林的反应是要求死刑。见1990年5月27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闻》对柳京事件的报道。Pierre Broue对赖可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活动发表了一连串有趣的文件（关于托洛茨基的笔记本，第52号1944年1月，第53号1944年4月）。

[23]在1927年9月27日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程序中，所给的理由，不但是违反纪律（在“反苏特务”之帮忙下设立“非法印刷机构”），而且明确地是他与左派反对派的关于苏维埃热月反动、机关的堕落和“委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措施等等的观点。开除决议案的全文是由Octavio Rodriguez Araujo和Paulina Fernandez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报纸《Perfil de la Jor nada》〔简译为《每日新闻》〕上首次在西方发表。这全文是从1927年10月1日的真理报上转载来的。

[24]“斯大林怎样打败反对派？”（1935年11月12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36年》，纽约1977年，第172、175页。

[25]引自《Leo Trotski 1879-1940. In den Augen von Zeitgenossen》〔《托洛茨基1879-1940年。在同时代的人们的眼中》〕，汉堡1979年，第112-113页。

[26]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管制委员会的全会上宣称：“这些干部只能用内战来清除”。他们不能够被党大会的自由选举所“清除”吗？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上，人们（用完全非民主、非列宁主义的方式）要求反对派不但应受纪律的约束，而且要违背他们自己的信念来宣布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当时（1927年11月14日）已被党开除。

[27]越飞及其葬礼时的集会，见Isaac Deutscher〔伊萨克．多依彻〕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380-384页。

[28]托洛茨基于1934年12月28日在他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基洛夫暗杀案》一文中写道：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傻瓜上的政治骗子们才会试图把尼科拉耶夫与左派反对派连结起来，即使只是假借在1926-27年存在的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义。共产主义青年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不是左派反对派培养的，而是官僚层及其内部的腐败所滋养成的。[b]个人恐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由里往外翻的官僚主义[/b]。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规律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官僚主义对群众没有信心，所以试图以它自己来代替群众。恐怖主义也是这样的；它想要群众快乐，但是不要他们参加。　　今天，在苏联的人几乎大家都同意，基洛夫的谋杀，不是什么青年团体所组织的，而是由斯大林本人所组织的，一方面是作为这个大整肃的一个借口，另一方面是报复基洛夫在第十七次党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所得的票数比他多。Roy Mede vedev曾报道说，卡加诺维奇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伪造了官方记录。见Roy Mede vedev的《让历史来判断》，牛津1989年，第332页。

[29] 在左派反对派领导层之内，有一个派系（普列奥勃拉仁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皮亚塔科夫）不同意这个判断。他们后来投降了斯大林。

[30]托洛茨基多年的秘书，吉恩．范．赫耶努尔特，回忆起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初讲的话：　　一直到4月，我们还主张在除了德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改革共产党，而在德国，我们主张组织一个新党。现在，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对称的立场，即是在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建立新党，而在苏联仍然主张改革布尔什维克党。――吉恩．范．海耶诺特的《跟随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从普林基博岛到考约奥冈》，坎布里奇MA 1978年。　　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0日用Gussev〔古斯谢夫〕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不可能与马努易斯基、洛佐夫斯基等人留在同一国际了”，也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新政党。见《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纽约1972年，从第17页开始。

[31]见Herbert Aptheker所编的《用文件组成的美国黑人史》，纽约1968年，第2卷。

[32]托洛茨基向与苏联结盟或敌对的国家的工人们建议的策略是在他的《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10日）中。见《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315-316页。

[33]纳粹们计划在东欧实施的集体谋杀（所谓东方总计划即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后来被以一种在1933年根本没有想到的方式来替这个政策辩护。

[34]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72年）一书的第288-290页中讨论政治革命的“社会面貌”。他说：这个革命将会改变“管理经济的方法。……在工业中引进民主意味着彻底改革计划，以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会减少官僚错误和曲折反复的无谓费用。……“资产阶级分配模式”将会限制在严格必需的范围之内。”见《被背叛的革命》，第289页。

[35]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Perestroika》〔《改革》〕一书中替这个观点辩护。社会学家Tatyana Zaslavskaya将她的书名定为《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伦敦1990年）。

[36]特别是Viktor Serge和Carter、Burnham这两位美国人从1937年开始，Schachtman从1941年开始，英国托派Tony Cliff从1947年开始。

[37]“新阶级”论最出名的支持人是南斯拉夫人Milovan Djilas〔吉拉斯〕．大家可从我〔曼德尔本人〕的《权力与金钱――论官僚层》（伦敦1992年）一书中找到对这些理论的批评。

[38]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写道：　　官僚主义继续无阻碍的发展，必定会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的停顿，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滑落。但是这就不但会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而且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结束。代替工人国家的，将不会是“社会官僚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上文引自《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中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文（第115页）。官僚层自我改良的论点得到了多依彻和Moshe Lewin的支持。托洛茨基有一个“从下面来的压力――分化，与从上面来的改革――政治革命”的辩证的交互作用的观念。我在我的《Beyond Perestroika》〔暂译为《超越了改革》〕（伦敦1989年）一书中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第12章“改革与社会运动的辩证关系”。

[39]《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页。

[40]关于这几次整肃的深度与广度，见Medevedev的《让历史来判断》。

[41]可是，苏联人民对这个恐怖行动所显示的态度，是间接地用人道的、有时是动人的态度对待、照顾受害人的子女，如果这些孩子们没有被杀死或关禁的话。

[42]关于德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在苏联的命运，见Hermann Weber的《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历史上的空白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9年。

[43]在他们中间，有英国的费边社、Sidney和Beatrice Webb、英国律师Pritt、德国作家Leon Feucht wanger、罗曼．罗兰、Henry Barbusse和Andre' Malraux等重要法国知识分子。包括ILP〔独立工党〕及（Willy Brandt的）德国SAP〔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的伦敦局，则拒绝参加这个调查莫斯科审判案委员会。

[44]Andre' Gide〔纪德〕、Andr'e Braton和Ignacio Silone等作家是几个值得令人尊敬的例外人物。

[45]后来就有对POUM的几位领导人的审判，他们都被判处长期的徒刑。可是罪名却不是“反革命”或“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等等，而是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POUM审判案的文件已被Victor Alba和Marisa Arderol所出版：《El Proce so del P.O.U.M》〔《POUM的审判》〕，巴塞罗那1989年。

[46]西道夫的《红皮书》最近已在德国出版（ISP、Verla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警察部门威胁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范．海耶诺特和Jan Frankel说，如果他们不马上停止援助托洛茨基、离开挪威的话，就把他们抓起来交给纳粹。

[47]我在这里要讲一点我个人的故事。我是受了安特卫普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和西班牙内战的影响而开始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当时我十三岁。

[48]《里昂．托洛茨基的案件》，《对莫斯科审判案中对他的指控的听证结果的报告》，纽约1968年。

[49]《Stalins Verbrechen》〔《斯大林的罪行》〕是1937年在苏黎世首次出版。他对纽约集会的演说收集在《托洛茨基演讲集》，纽约1972年。

[50]人们能把反革命份子领导的革命想成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估计列宁的政治、组织能力，如果他的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是匪徒的话？说他们到后来才变成反革命也不是理由，因为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作出结论说，他们早在1918年已从事犯罪活动。列宁当然不知道这事。要像斯大林那样的伟大人物才发现它。

[51]图哈却夫斯基可能是1930年代欧洲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他曾预测到德国的攻击计划，而且准备了正确的反应。

[52]最近苏联公布的数字指出，在1937-38年期间，恐怖行动的受害者约有四百万至四百五十万人，其中几乎有一百万人被处决。斯大林所杀害的红军高级将领的人数比以后在战地上死的，高出三倍以上。

[53]引自1990年3月11日的《Frank furter Rundschau》报。

[54]今天的苏联有很多关于暗杀托洛茨基的准备工作的文献。斯大林应负的责任在Glasnost〔开放〕前很久就被人知道。凶手在死后被授以列宁勋章，而且被埋葬在莫斯科的“官方”墓地。最近开放档案材料建议，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亲自下令暗杀托氏，而且要格柏乌的最高级官员组织此事。

[55]见Issac Don Levine的《刺客的心态》，伦敦1959年。

[56]在《托洛茨基演讲集》中。

[57]引自《结局的开始》，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37年》内，纽约1970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