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关于加缪的简介，“存在主义”这一个标签总是如影随形，相反，加缪本人却一贯拒绝这一个标签，即使在诺贝尔奖对加缪的颁奖词明确地写出他是存在主义者。标签与它的对象间何以存在如此反差？如果说，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意味着认识到世界荒诞的另一面，洞察到理性的局限而非理性在人类精神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加缪毫无疑问可以被成为存在主义者。但是，对于加缪来说，由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开启出的存在主义各个流派，无不弥散着一股怀旧情绪——对理解的渴望和对绝对的思念，恰恰是这种情绪，使得他们在根本的取向上和昔日的基督教神学走上同一条路。相反，加缪认为这一切“绝对”超出了人的尺度，而他不愿意在任何难于理解的东西上奠定任何哲学。关键不仅仅在于体验到荒诞的感情，认识到荒诞的概念，更在于在清醒意识到荒诞的状态中生活。由此加缪与其他所有存在主义流派区别开来，他所倡导的人生哲学，毋宁被称作荒诞哲学，因为荒诞哲学的首要前提是：认识并直面荒诞。于是，“揭示当精神从那种认为世界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终能找到一种意义与深度时所采取的步骤……其中最独特而最富有意义的步骤是赋予它在最初毫无主导原则指引而想象出来的世界以种种意义的步骤。”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荒诞？“荒诞既不存在于人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共同的表现中，荒诞是现在能够联结二者的唯一纽带。”就是说，唯有在一种比较之中，荒诞才能溢出，它是一种离异，一种由于偏离而产生的眩晕。它有两个面向：世界的陌生性——就如吊绳上自杀的人永远呼吸不到包围他全身咫尺可得的空气——和世界的无隙性——每个人终将死亡，在这确定无疑中没有一条能被检测出来的细微裂缝，在“平等”的死亡面前，强烈的无意义凸显出来。荒诞必然存在人与世界之间，取消其中的任何一端都意味着荒诞的取消，意味着人失去了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明晰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生活无意义的追问并不能导出自杀的推论：因为自杀在把人带进死亡的同时取消了荒诞，自杀不是反抗，而是默许和屈从，因找不到出路而无法忍受荒诞而走向的逃遁。相反，荒诞的意识做出的的首先推论是:如何在其中活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加缪写道：“在死刑犯临刑的最后时刻，荒诞就是人在近乎眩晕瘫软的时刻竟然不顾一切地想到离他几米的地方有一根鞋带。自杀的反面正是被判死刑。”被判死刑者，形同我们这些所有被判定为注定死亡的人，不过这名与自杀者对立的被判死刑者，所取的态度与很多人相异，而这个词首要隐喻的，是《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同时，小职员默尔索，也完全符合了加缪在《西西弗神话》极力论述的“荒诞的人”的形象。

《局外人》的第一部描述了一幅极为沉闷的图景：母亲的葬礼、上下班的无聊日常、与玛丽的相遇……高潮仅在这部分最后处于恍惚状态的默尔索枪杀那个阿拉伯人。第二部结构与前一部分类似，前面是冗长的审判，唯有在最后默尔索与神父的争执中，这一部分乃至是小说在这时才达到完全意义上的高潮，前面所有的灰色画面被一扫而空，用一个色彩异常鲜艳的临刑者的世界取而代之。不少人会认为默尔索是一个不近人情。逃离生活的人，若不如此解释，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默尔索身上流露出的可能是文学史上充斥着最强烈无力感：母亲葬礼上表现得完全无动于衷、对巴黎升迁工作的无感、审判时拒绝为自己做出必要的辩护……然而，除非把结尾显露出来的悖论实现一种思维的飞跃，即监狱的生活使得冷漠的默尔索开始热爱生活，否则这样的理解方式最终将无法解释为什么默尔索在最后，在他这副与世无争的躯体中，会迸发出如此动人心弦的力量：“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我觉得自己曾经是幸福的，并且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面对默尔索，每一个读者都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何如？他究竟是拒绝生活还是热爱生活？应当说，他是热爱着生活的，其程度甚至比我们中的所有人更深。他全身心地、毫不节制地热爱着此时此刻的生活，无论其中充斥着多少荒谬，让人感到其中的非人化和面目可憎。重点就在于，这种此时此刻的生活，是此在的生活，它意味着拒绝所有对于绝对的任何幻想。这一点集中凝聚在默尔索（也是加缪，更是荒谬的人）对于宗教的态度上，当神父问默尔索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而因此拒绝宗教世界时，默尔索“朝他嚷起来：‘就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生活的生活。’”他说神父对天国的确信“不值女人的一个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活着都没有把握……而我，我好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的一切都有把握，把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我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早我所度过的那段荒诞的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出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

对于加缪来说，无论是宗教还是以往纷繁的存在哲学，都在宣扬着一种强制的希望：宗教承诺一个彼世，哲学家们即使发现了这个对人封闭而又有限的荒诞世界，他们仍然通过独特的推理，从这片废墟中造出不存在的希望。雅斯贝尔斯把人在荒诞中生存时体验到对世界无从把握的失败归结到一个超越的存在，由此“荒诞成了上帝，对这种理解的无能为力就变成照亮一切的存在。”；舍斯托夫通过极为巧妙地分析揭示出任何存在都具有其荒诞性后，如同世界“被动”地拒绝了理性的自在领域一般，人与荒诞融合为一，最终陶醉在非理性中，进入一个不可理解的永恒内；前二人只是把荒谬绝对化，唯有到了克尔凯郭尔这里，荒谬被彻底地宗教化，对立与悖论变成了宗教的准则；至于现象学，即使它通过意向性极度地肯定了人面对这个世界时所具有的主体性，把哲学引入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当中，但是，现象的普遍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人何以假设甚至可知世界有其本质和形式？在此，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现象学是“要把具体本身普遍化的相当自由放纵的理智主义。”

以上的种种哲学，虽然其推论大相殊异，在这一点上确实共通的：在人、世界以及联结二者的荒诞三角中，通过取消一者或者融合二者来实现其形而上的逃遁：人最终仍然在逃避人类的矛盾。但这样做的同时，如同自杀开始的那一刻起，荒谬被取消了，而其中的推论已经越过了荒诞的边界，从一个确定的不可知跃向一个不确定的不可知，故而它们都不能被称为荒诞的推理，人倒向宗教或者各种形而上学，转向抚慰、道德及一切息事宁人的原则，毋宁说是把人本应担起的重负从肩膀上卸下，一种思想上的偷懒。荒诞的人从不畏惧思想中由于荒诞产生的芒刺，荒诞的人在其中生活，寻找真实而非可望的东西，“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钢丝上坚持，这就是诚实，其余的态度都是遁词。”在选择坚持而非逃遁的关键抉择上，人取消了自己通往绝对自由的道路（人永远只能在地平线上看到这条道路的入口），但是没有了自由幻想得人，却有了更加清晰可见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其中微妙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完整表达：“如果神存在的话，那么全部一直都是他的意志，我不能违背他的意志。如果不存在神，那么全部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必须表达我的自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前文中默尔索所说的“把握”：他对他现在的一切都有了清晰的预见和把握，他的命运与意志完全属于他，荒诞的世界并没有取消他人性的根基，在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当中，人再也无须面对不可预知，无须为了一个超出人尺度的“理念”世界战战兢兢，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关于人的主宰的位置，他彻底地自由了。

自由的人，带着对荒诞的清醒意识，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以他所知道的东西去生活。“身体，爱抚，创造，行动，人的高尚于是都将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它们的位置。”在此在的世界中，人以一种无条件、毫无节制的爱，用他生命中的激情穷尽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加缪所说的荒诞的人，无疑就是阿伦特肯定的生活：在肯定世界的物性的同时，清醒的人“积极生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荒诞的人在荒漠中建造起一幢可供生存、完全把握的温暖小屋，在一片灰暗的田地间有了自己的色彩，或者说，只有这样的生活，人才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真正找到了自己坚定立足的一寸土地。

从荒诞的重重推理中，人反抗，获得自由，以激情赋予生命价值，在这一连串的序列中，默尔索，基里洛夫，西西弗以及俄狄浦斯终于相遇，他们获得了永远的幸福：“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高山上的每一颗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是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荒谬的人由此可以高呼：在毫无希望的条件下生活是可能的，并且，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