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钞关的设置

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8]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政府收税颇丰。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明政府设置“�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9]，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10]。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清初，继承明制，政府设临清钞关。 　　临清钞关自设立以来，为明清政府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11]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政府一税源重地。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在临清城市全面带动下，对于政府的重要作用。当然，钞关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临清的繁荣。

（四）贡砖的烧制

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当地俗称“莲花土”。此土烧出的砖异常坚硬，非常适合建筑作业。临清烧砖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但因其规模小，而不为世人所瞩目。明朝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遂开始大力营建新都。明成祖多次诏命山东、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另外，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临清至北京的水运更为便利，这就为其大规模烧砖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从此临清的烧砖业迅速兴盛，其所烧之砖以“击之有铜声，断之无孔”而被列为贡砖。

临清贡砖在明初“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分司署在中州，因名其地曰：工部厂。颇甚宏壮，岁征砖百万”[12]。因临清贡砖质量上乘，所以明清两朝的都城、御花园、皇帝陵寝等的建造均取砖于此。此后，临清官府的砖窑“辟陶招商，视昔加倍矣”。临清在开始烧制贡砖之初，共有四个砖厂，因需求量不断增大，其规模也日渐扩张。明清两代运河沿岸，从今临清城区西南十五公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城区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城区东南部的河隈张庄，延续三十多公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砖窑。据统计，砖窑共192处，每处窑址有窑两座，共有窑384座，足见其规模之庞大，从而也可推想出其烧制贡砖数量之巨大。临清贡砖的烧制不仅招致了大批的手工业者聚集临清，也推动了航运业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临清城市的繁荣。

（五）工商业的兴盛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代学者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和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转销以粮食、绸缎、棉布为大宗，外销则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13]。其中，粮米、布帛多来自济宁，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茶多来自江南各省，铁锅来自无锡、广东，瓷器则多来自江西。

明代弘治年间，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路过临清，目睹了其繁盛景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京师之冲，商贾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14]嘉靖时期，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明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15]。据同时期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记述，临清城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家”[16]。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一派兴盛景象。

明清易代之际，经历战火的临清虽短暂衰落，但在康乾盛世，复又繁盛起来。据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记载，临清“典当旧有百余家”，此外还有来自辽东的“巨贾店主”十三家。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至清康乾年间，临清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当然，无名街巷是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的。其中街市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锅市街、白布巷、羊市口、碳厂等。而市场则有棉花市、绵绸市、猪市、柴市、粮市等等。与市集贸易并存的是大量的铺店贸易，如粮食店、盐店、茶叶店、典当铺、酒肆、塌房、邸店等。临清商业的发展，使各种封建工商行会纷纷出现，如布行、缎行、粮行、纸行等，这些均是当时著名的行会组织。当时商业的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临清手工业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手工业有丝织、竹工、木工、石工、陶冶、文饰等。同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临清城市与周围农村经济的交流。清乾隆年间，在临清城市四周又新出现了十一处集市。

明朝嘉靖至清朝乾隆年间是临清城市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经济地位的迅猛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日益重要。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升为州，隶属于东昌府，领有馆陶和邱县。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临清又升为直隶州，领有武城、邱县和夏津。

（六）人口的增长和文化的繁荣

临清的兴盛也在其人口数量和文化的发展方面有所反映。临清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为其城市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优越条件。明朝时期临清隶属于东昌府，据万历年间《东昌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东昌府18个州县的民户只有6870户，平均每个州县380多户，临清县仅有8300余口，足见当时这一地区的破败程度。但随着运河的全面疏浚，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临清人口呈突飞猛涨之势。据《临清州志》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临清居民迅速增至66745人。当然这只是常住人口的数量，其他的一些游商、流民、官宦、卫所兵士则没有计算在内。当时，临清人口构成主要包括官吏、缙绅、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守备兵、纤夫、轿夫、闸夫、胥吏等，其中商人、市民和服役之人占了大部分[17]。

经济的繁盛及人口的聚集也为临清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山东通志》曾有这样一段话来评价临清的文化环境：“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人才的大量涌现就是临清文化繁荣的一大表现。据民国修订的《临清县志》统计，临清文科进士在唐宋时期只有3人，元代无记载，而到了明代竟涌现出了63人，清代则出现了32人；文科举人，元代以前无记载，而明朝则有162人，清代有79人。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明清时期临清真是人才辈出，这当然与其经济的发展不无关系。除了进士、举人而外，临清还出现了大批政治家、文人。政治家如明英宗时期的大理寺卿马豫，正德年间的御史张凤鸣，嘉靖年间的陕西总督程轨等。文人则有谢榛、刑侗、汪大年、汪灏等，这些人才均为临清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二、临清城市的衰落及原因

临清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两次衰落，分别是明清换代之际和清代中叶以后。在这里我们分别对两个时期的衰落景象和原因进行阐述。

（一）明清换代之际

1、衰落表现：

在人口方面，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临清州在明崇祯年间在编人丁数为63819口，而到了清顺治初年人丁数为20263口。另据傅崇兰研究，明嘉靖、隆庆年间临清城市编户人口、“游宦侨商”人口以及守城卫兵人口合计20174人，崇祯年间则为23098人，而到清康熙年间只有9535人。由以上数据可见，明清之际人口数量减少之剧烈。

在工商业方面，据《万历实录》记载，临清原有绸缎店33家，结果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倒闭了41家。由于矿监税使的频繁出没，巨贾富商纷纷“裹足”。

城市建设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临清失陷，城市建设遭到巨大破坏。“察民房、马市至天桥口止，东西房屋俱烧。锅市至浮桥口，南北纱罗、布店房俱烧。火寺东首房屋俱烧。天桥烧断。天桥口往东纸行一带俱烧。白布巷东西房屋俱烧。旧城南门内至文庙止，东西房屋俱烧。南门外至鼓楼止，东西房屋俱烧。工部衙门左右房屋俱烧。旧城四面俱烧。新城各城楼烧毁不全。城垛口俱拆毁。其新旧二城各街烧毁零星房屋，不胜其察。”[18]

2、衰落原因：

（1）钞关税收的增加以及税监的设置

“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止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19]。钞关税收增加，使许多手工业者和实力弱小的商家不堪重负，难逃破产的命运。另外，万历年间开始在地方设置“税监”一职，税监以监督税收为名，行巧取豪夺之实。马堂在万历年间任天津和临清税监。在临清，他招徕流氓、恶棍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工商业者的财产，如有怠慢和反抗，即指“违禁”，甚至于“杀人斩首”，致使工商业者“家破者大半”。

（2）清军入关后的破坏

清军在崇祯年间曾两次大规模南略，对临清城市造成了极大破坏。清军在临清大肆烧杀抢掠，不仅官府衙门被焚劫，民众也深受其害。大量店铺街道焚毁，工商业者和市民被迫流离。当然许多人在战乱中丢失了性命。昔日繁华的临清，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工商业凋敝，社会经济呈现一片残破景象。 　　（二）清代中叶以后

1、衰落表现：

在漕运方面，清代中叶以后政府政治日益昏暗，吏治腐败。从嘉庆年间（1796―1820）起，因河政废弛，年久失修，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淤塞日甚”，临清的漕运受到影响，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运遂停。临清赖以生存的交通优势丧失。

在工商业方面，从嘉庆以来，临清关税就呈大幅下滑趋势，道光时期降至白银四万余两，最终没能逃脱被撤销的命运。昔日繁华的土城和砖城工商业区，已缩小到“北至天桥南关，东至鳌头矶至卫河”的中州一带，其它街市“倒闭无余”，虚有其表。城市人口也从数十万跌落至清末的四万人左右。至此临清“商业终衰”，结束了临清在明清两代繁荣了四百余年的历史。

2、衰落原因：

（1）交通区位优势的丧失

大运河的疏浚及漕运的兴盛是临清城市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运河的淤塞和漕运的废置亦是其城市衰落的一个直接原因。清朝中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政治黑暗，贪污腐败，致使河工年久失修。嘉庆以后，黄河频频决口，冲决运道。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堰决，运河梗”，次年，清政府雇佣商船海运漕粮。这是漕运方式的巨大变化，也是临清城市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滚滚河水于张秋冲入大清河，从而使黄河与运河直接交汇。运河很快就淤积不堪，运输能力大为下降，每年输送漕粮不过十万石，较之海运，仅四十分之一[20]。1900年清廷正式下令，南方六省的漕粮一律改征银两，运行了数百年的河运漕粮寿终正寝。漕运的终止对临清城市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

另外，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在沿海地区开埠通商。临清这座内陆城市失去了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机会，其工商业发展的优势资源，如商人、货源、交通等均为沿海的烟台、青岛等城市夺去，因此更为衰落。加之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临清因为不在铁路沿线，其作为鲁西北交通中心的地位被铁路沿线的德州所取代。由上可见，临清交通区位优势的丧失使其城市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同时也使沿海及铁路沿线的城市夺取了其发展的优势。临清不得不走向衰落。

（2）战争的破坏

临清于明清换代之际曾出现短暂的衰落，其原因就是清军的入关及明军队和民众的抵抗。清中后期，临清更是遭受了数次战争的摧残，从而加剧了其衰落的步伐。乾隆三十五年（1774年）八月，山东寿张县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起义军聚众数千人，相继攻占寿张、阳谷、堂邑，一路沿运河北上，攻占了咽喉重镇临清。清政府派兵遣将，在临清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经二十余天激战，起义军被镇压，临清城市亦遭到重大破坏。近一个月的攻杀，使临清商贾市民大量逃亡，店铺倒闭，“土城遂毁”[21]。乾隆皇帝在其御诗《临清叹》中曾有“王伦倡乱寿张县，遂据临清做巢穴……富庶之地焦上空”的记述。王伦起义是临清遭受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破坏。

1851年天平天国运动爆发。起义军占领南京后，为巩固胜利果实，打击腐败的清政府，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北伐军在天津静海、独流一带陷入清军包围，只得向南京求援。洪秀全遂派曾立昌率援军北上，并占领了临清。清政府增加兵力，在临清与太平军激战一月有余，“死难官绅五六十员，兵民八千七百三十一名，妇女七千六百四十一口”[22]，“城内庙宇、廨署、市庐、民舍，悉付焚毁，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23]。经王伦起义打击的临清又一次遭受兵战之苦，人口更为减少，商业也进一步衰败，从此一蹶不振。 　　

（3）商业模式的缺陷

临清发展之初主要是依靠运河的疏浚，作为运河之畔的水陆交通枢纽，它逐渐成为转运贸易的中心。州为府州县及本地的大量货物于此集结，然后经商人转卖各地，外地货物亦由商人贩运至此交易。另外，大运河的畅通也吸引了众多的外籍商人到临清发财致富。客商构成了临清商人的主体，并且组成了商帮。临清的各大商帮主要有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山西商人等，其中以徽商居多，以致时人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24]。转运贸易以及外籍商人占多数的商业模式使临清自身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大打折扣，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严重缺乏。因而国家政策的变动、漕运的停止及战争等一系列的外在因素导致了临清的大批客籍商人、官宦兵丁及技艺百工的严重流失。临清城市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最终工商业完全崩溃，不可避免的迅速衰败。

另外，临清城市发展的经济腹地并不宽广。在山东境内的运河沿线还有济宁、张秋、聊城、德州等城市，它们的经济也相当繁荣。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也相应的夺取了临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货源、商品、市场等资源，从而排挤了其发展的空间。清政府开埠通商后这种劣势就更为明显了。当然，临清城市的发展也没有建立在周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就临清城市的角度来看，它受外力的冲击较大，社会变迁程度也大。舍本逐末，注重商业利益是其明显的社会风气。而乡村地区由于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较少，受外力影响较小，社会变迁程度也相对较低。乡村多务农桑之本，民风淳朴，小农经济经优势明显。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其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缺乏协调性。因此，它的发展很少也很难获得自身周围乡村经济的有力支撑。临清城市的商业模式是主要依靠外部力量，自身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因而难以实现持续繁荣。

三、结语

临清城市在明中期至清中期以前经历了约400年的繁荣期，其繁荣场面令人惊叹。但最终临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其原因令人深思。首先，政治因素对临清城市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漕运的兴起和取消均是由政府主导，临清只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才发展起来。其次，交通区位对临清城市的兴衰起到了辅助作用。临清得益于其位于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成为货物转运枢纽，但当漕运终止后，临清也就失去了这一优势。另外，战争对临清城市的衰落起了一定作用，且只是暂时性的。临清在明清换代之际、王伦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均受到战乱影响，遭到较大的破坏，但每一次临清城市都能在战乱后恢复过来。最后，临清城市自身商业模式的缺陷使其走向衰落的决定因素。临清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外部力量，自身缺乏雄厚经济支撑，经济灵活性较小，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大，因而难以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抚往追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克服外界的羁绊及自身的缺陷，充分发挥潜在优势，对临清城市进行更加卓有成效的建设应是我们共同考虑的问题。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