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

在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有个名字异常耀眼。在民国外交舞台上，这个名字同样熠熠生辉。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怀太史公之才，抱张骞之志”的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加在他头上的光环还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瓷器店里的猛牛”“文人从政的典范”。

在上世纪20年代呼唤“史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仍然是一片荒漠，在美国学成归来的蒋廷黻执掌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近代史外交史的开拓性工作。他引进了国外的历史治学方法，创立了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标准。在治学方法和治学观念上，蒋廷黻开风气之先，率先提倡研究原始档案，重视口述历史和社会调查，并且主张历史学也应当和自然科学一样，以事实为基础，充分参考各方面观点，尤其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观察历史，以得出客观的结论。在近代中外交往的研究中，蒋廷黻打破了传统窠臼，反对谩骂式的伪爱国，不再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一味做情绪化解读和道德评判。他主张既然外来入侵无法避免，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指责毫无意义，不如研究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冷静分析各种应对措施的得失利弊。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蒋廷黻按照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出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外交史著作《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后世的近代外交史研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但蒋廷黻身上仍然有那种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民族危亡之际，他并没有做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隐者，而是投身于时代大变革的洪流中，弃文从政，为民族复兴以及中国现代化殚精竭虑，奉献出全部智慧，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之后，蒋廷黻与胡适合办《独立评论》，以一个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评论时政，1935年被国民政府政府征召，担任行政院政务次长。面对日本步步紧逼，蒋廷黻主张“光荣和平”，即“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并提出一整套发展铁路、振兴工农业的计划，主张国力增强之后方可再战，这些观点遭致很多人反对。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蒋廷黻绝不是什么“妥协投降”之辈，只是对救国的方法理解不同罢了。在随后的驻苏联大使的任上，蒋廷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争取苏联与中国一起对抗日本，然而因为苏联明哲保身的政策，这一努力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蒋廷黻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对共产主义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但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任署长时，在分配联合国救灾物资问题上，他又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对国统区和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不问政治，不考虑党派之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平等对待各个政治势力，纵使可能最后双方都不讨好，但却对得起自己的原则。

作为中国近代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蒋廷黻先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本书收录了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以及其写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蒋廷黻先生在近代对外关系上的一些主要观点。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