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认知层面的“民族国家困境”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只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历史现象。17 世纪以来宣称对特定领土排他性控制的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可被理解为一种高度独特的政治主张。这种权力的获得，最初发端于欧洲，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此作了制度性安排。彼时，欧洲各国政府承诺不再支持同所在国发生冲突的教友，——在最重要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承认彼此主权，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愿意放弃某些政治目标，以此追求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协定认可免受外部干涉的自主权，各国得以强化“主权”。这种国家间协定改变了领土当局（territorial authority）和宗教群体（confessional groups）之间的冲突条件，使其有利于前者。据此可知，现代国家作为领土确定的政治统治力量，它的兴起部分依赖于国际协定；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学说，以及欧洲各国承认彼此内部权力和权利，在创建作为排他性占有组成部分的领土和权力新关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些国际认知使得国家内部的权力和政治走向“国际化”成为可能，于是，在这样一个受新国际法规制而形成的世界体系当中，民族国家被视为首要政治共同体，可为合法权力理解范围内的任何活动确立地位和制定规则。并且，理论意义上，由于拥有主权，每个国家能够自主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申言之，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之构建及其得到成员国之相互承认，只能被视作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特有历史现象；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治理权力形成于具体的历史场景（欧洲）之中，而绝非预先注定，它只是到了后来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由一种仅通行于欧洲地区的“特殊主义”国家形态演变为风靡全球的“普遍主义”世界体系。

相较于近代欧洲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翻检中国历史文献可知，“二十四史”仅有一处出现“民族”这个词汇。或可这样理解，在前近代中国，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思想并不明晰 ，惟强调文化之异同。因此之故，传统王朝国家处理类似现代族群、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将其归于“夷”“狄”之类，并纳入文化范畴的框架范围内予以对待。这种处理方式固然有其不足，比如对边疆地区的“四夷”“边氓”“边民”持整体性歧视态度；然则其毕竟有可取之处，正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四夷”与“华夏”之间呈流动态势，并且可以互相转化，其前提均以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接受与否为标准。

然而，自从那种基于想象而设定的“民族”概念应用于近代中国社会以来，它将一些具有共同心理、共同语言、共同血缘的群体限定在一个既定的“民族”共同体之内，其结果，特定群体内的个体完全被固化，制约了不同群体间相互流动的可能性，因此而带来的问题则日渐凸显。不幸的是，近代的中国恰恰是沿着这一理路前行的。晚清以降，受西潮之裹挟，民族主义、民族学，以及相关的人种学、人类学等思想学说，经由欧美或通过日本相继传入中国。至五四运动时期，迎新去旧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破坏”蔚然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潮。彼时，一群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所研习的社会精英基于自强、富国的目标，在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遽然抛却了固有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以儒家文化为基准的处理族群关系之道，一味地强调师法西学，然则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往往具有两面性。一般来说，“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必定遵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强调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界限的重合。基于此种理论，民国时期，多数中国人（无论是政府精英，或知识界精英）将中国复合性的“文明国家”特征当作一种累赘，认为其可能成为分解中国的危机根源。于是，他们基于“追赶”的心态，自觉地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塑造国民、构建国家。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学者们在阐述“历史上的中国”这一问题之际，隐约可见其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无论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傅斯年，还是一介学者的顾颉刚，均致力于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线性历史观，并且勾勒出一条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线索，用作构建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华民族”，服务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征程。

现在看来，民国以来所勾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毋宁说是一种倒放电影式的自我构建之实体，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体系当中，“民族”一词从来不曾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用近代才出现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对应中国古代历史编年，并以此标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考察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使用民族国家的领土观去认知传统王朝国家的疆域，或以民族的界限来框定中国历史疆域的界限，那么，用作界定中国历史疆域的那个“民族”是谁？我们注意到，至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肇端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观、民族观与领土观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当前的疆域理论研究造成了冲击，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以至于形成了自我预设的“民族国家困境”。

讨论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困境”，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年来中韩两国学者围绕高句丽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论争——因中国“东北工程”项目将古代高句丽史纳入中国史范畴而引起的纠纷。彼时，中韩两国的部分历史学者对于高句丽问题这一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两国历史疆域问题的争论，逐渐表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并上升为对现实领土主权的声索。考察这一学术分歧之主因，乃是缘于两者不同的疆域观：中国学者基于当前领属的领土空间，使用“逆推法”，把历史上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生活过的民族均纳入本国史当中，并将这些民族生活过的区域纳入中国历史疆域；韩国学者秉持民族国家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重合的理论，基于“顺推法”，以历史时期某一族群为对象，考察其生活过的区域，并将这些区域视为本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于是，他们自认为本国的主体民族——朝鲜民族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进而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准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出发，强调政治、领土疆界与民族界限的重合，故对中国提出所谓的“领土诉求”。据此可知，这一学术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议题”：无论是一些中国学者主张的“领土观”，还是一些韩国学者坚持的“民族观”，均基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视角。

追寻上述困境形成之原委，关键在于研究者们对古代王朝国家认同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理解出发点的分歧。许纪霖、姚大力等人的研究表明，古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标准，并非以民族（族群）认同为标准；相反，他们是以王朝国家作为自己的效忠对象。

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尽管追求政治上的大一统，但在文化层面，一国之内通常有多个民族（族群）单元共存，因此，统治者并不将“民族共同体”的界限视为规制疆域的标尺，——就此意义而言，古代中国疆域之确认，自然不能用“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去框套。另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绝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疆域亦经历了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其空间范围和族群形态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鉴于历史疆域是一个前近代时间轴上的空间范畴问题，考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疆域，自然不能依据当代中国的领土版图、基于当下的民族国家领土主权观念，去追溯王朝国家历史疆域的范围，否则必然会出现“时代错乱”的问题。

总体而言，检讨中国历史疆域研究中面临“民族国家困境”之根源，在于历史研究中对于“国家”的时代性误解，——多数学者习惯于用现代国家的形态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用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审视中国历史疆域。令人遗憾的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及其赋予的方法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路径及其背后的逻辑，它会在一个最基本的“中国”问题上陷入难以自洽的境地：学者们研究当前某一地区的历史，考察其历史疆域之演变，往往不自觉地使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去框套历史疆域的形态；这种被生搬过来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中的领土原则，自然与传统中国的历史疆域观扞格不入。

二

天下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中国”悖论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内外学术界将古代中国视为一个“帝国” 。追寻过往，乃是因为古代中国各个时期总有现成的意识形态可资利用，并能将统一的帝国塑造成古人普遍接受的伦理，这就是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天下主义“大一统”疆域观。伴随着这个“大一统”思想逐渐衍变成帝国的意识形态，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因此而获得了统一天下的思想武器。缘于此，自秦汉以降，历代世界级帝国的开创者无一不把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奉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疆域模式，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仅仅是一个想象或理念之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如是观。

韩国学者白永瑞指出，这些“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的共同点，即是无法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等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另一个共同点则是，虽然都强调与过去遗产的连续性，但并不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这些话语的核心是“重思中国、重构中国”，因此，可以说是“作为计划的帝国”。对中国内部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对中国过去与现在的自豪，即民族主义欲望以及预测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地位与角色的一种展望；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论者来说，是以西方式近代的替代方案、提出谨慎出路的一种展显。不管是“作为计划的帝国”也好，还是“符合史实的帝国”也好，后来的研究者们创造了诸如“朝贡体制”“文明国家”“天下主义”等理论话语予以阐释。在这样一种被转述的文本及其生成的话语体系当中，历史上的中国一直以来均以一种“大一统”的形象示人，此殆成为东方世界所能接受之常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相同的“帝国”，在一些持“欧洲中心观”研究者的笔触之下，它却被描述为一个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的如同英、法、德、日等类似的“殖民主义帝国”。基于看似顺乎自然的“逻辑”，前近代中国王朝国家对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经营，亦被表述为“殖民主义”。有西方学者将法国对撒哈拉非洲的殖民统治与中国对西藏的治理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以亲历者的立场指出，“任何一个去过西藏的人从多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殖民地，同时，任何一个熟悉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经历的人，不禁会将这两者拿来进行对比，并可以观察到两者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该论者对于法国的非洲殖民历史之书写，其实蕴含了一个预设：基于历史主义的视野，既然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已经终结，那么，西藏的未来同样亦有可能再现此种场景，即脱离中国而独立。至于中国在新疆之地位问题，早在 1983 年，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撰写的《新疆问题》报告中指出，1759 年清朝对新疆的“再征服”历史，是更广大的世界殖民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以及英国殖民印度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可以相提并论。近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亚 - 高加索研究所开展的重大研究项目——“新疆项目”，其主旨亦在于重新审视中国对于新疆的“殖民”历史。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新疆：中国穆斯林居住的边陲》一书声称，新疆维吾尔人认为“中国”对新疆的统治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这种统治从本质上来说是“殖民”性质的，总是受到当地人民以宗教及自由名义开展的斗争的反抗，维吾尔人必须为独立及建立穆斯林国家而战。 西方学者有关中国“殖民”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论述，在进一步的引申过程中，则发展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等论调。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观察，此诸论调实际上体现了西方学者以“殖民主义”叙事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历程的立场，正缘于此，他们对前述“大一统”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模式的文本表述抱强烈的质疑态度。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上述西方学者认定中国“殖民”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学理依据，源自他们以西方的历史语境来解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历程，这实则反映了“殖民主义”与天下主义“大一统”语境中呈现出来的两个“中国”文本的悖论。原来，欧洲绝大部分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殖民”的经历已经成为他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中国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基本保留了帝国时代疆域的现代国家。基于历史相似性的自我想象，西方历史学者倾向于将本地区的历史附会于古代中国之上，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将这种“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乃汉族国家”的论调，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方学者“民族国家史观”的研究范式，——亦正基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想象，他们将西藏、新疆自中国的分离视为一种当然。颇为吊诡的是，那些持“长城以外非中国”立场的西方学者，其初衷原本是为了回应和批判“汉化论”的中国式民族主义史观，结果反而掉入了自设的“陷阱”之中。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殖民主义”的历史观与天下主义“大一统”的历史观进行比较研究，还原前述悖论的由来。按照通行的学术观点，殖民主义是指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基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观，宗主国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政治、军事及宗教利益，通常不会充分考虑殖民地自身建设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区隔与对抗。以法国为例，1914—1945 年间，从法国政府到学术界都已充分认识到，“同化”殖民地之目标不切实际，故而仅仅追求双方利益的“联合”。尽管如此，1945年以降，伴随着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高涨，“殖民主义”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相对于世界史上西方国家之殖民主义历史观，前近代中国范围内各“文明板块”的统治者一脉相承地坚持“大一统”的疆域观，以“天下主义”为理想，将构筑统一的国家作为终极追求。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凭借“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和“华夷同源”谱系理论等黏合剂，致力于将“诸夏”与“四夷”联为一体，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三

认知中国历史疆域的视角与规尺

如前所述，当前一些国内外学者习惯于在西方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与历史传统的语境中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及其范围。

从纵的时间轴来说（古与今），自世界迈入民族国家时代来，我们使用民族国家体系的标准去检验传统王朝国家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所处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进行对接。因此，探讨传统王朝国家历史疆域与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我们在使用这些传统思想资源的时候，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怎样谈论中国历史疆域问题才是贴切的？

从横的空间轴来观察（东与西），一些西方学者乃至中国本土学者试图用殖民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清王朝对新疆、西藏、蒙古地区的治理，——他们将前近代中国的许多统一王朝认作是旧式的殖民帝国，亦包括被视为“早期现代帝国”的明清王朝在内。不言而喻，他们所使用的“殖民主义”概念，乃是基于西方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政治实践而发。在此，我们需要提出一个疑问：这样一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能否有效地与中国历史时期 “天下主义”思想资源、现实政治进行对接，用以解释前近代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观点是，西方的历史任何时候绝不等于中国的历史。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观显然拥有自己的规制与度。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汲取自身所拥有的历史传统文化，追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理解前近代中国的疆域观，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用作审视中国历史疆域之基础。

历数前近代中国的中央王朝国家，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国家直接命名为“中国”，但毋庸否认，“中国”一词早已载诸史册。根据于省吾的考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证据，是 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文，上书“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关于“中国”一词的本义，王尔敏寻绎先秦载籍 53 种，归纳诸书所载“中国”词称之总数凡 178 次，研讨其中含义，约分种：其一，谓京师之义；其二，谓国境之内之义，即所谓国中；三，谓诸夏之领域；其四，中等之国之义；其五，中央之国之义。姚大力对此问题亦作了探讨，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中提出，降至秦汉时期，“中国”一词已具有三层含义，即（1）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2）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3）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如此一来，下述两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提出：“历史上的中国”的提法是否具有实际性义？前近代的中国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稳定的“中国共同体”？葛兆光认为，从文化意义上说，历史上存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结合前述考察可知，如果说三代以前“中国”一词尚存在多种解释，那么自秦汉以降，它的内涵则大致固定了下来，经历了一个从地域、方位概念到国家政权涵义的演变，即从“居中之国”到“中华帝国”的进程；同时从政治、文化层次上来看，于历史的传承及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历史上任何一个有作为的王朝国家乐于将本国领属之疆域自称为“中国”，周边政权亦从“他者”的视角多将中原政权称为“中国”。在此，我们或可参照顾炎武“国家”与“天下”的论述 ，——原来，“国家”不过是一姓一号之王朝与政权，“天下”则是这些王朝与政权所共有的“中国”共同体，不同王朝与政权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却始终屹立于此。

既然我们认同存在一个“历史上的中国”，接下来还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难以明确且歧义纷繁的问题，即历史上谁可代表“中国”？这涉及到界限中国历史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研究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这正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存在学术分歧的症结所在。针对此问题，赵永春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复数国家”的概念，意在表明，古代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囊有多样性民族的复合性国家，应该以华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共同代表中国。葛兆光则创出了一个“移动的国家”概念，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各个王朝之离合为常有之事，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亦变动不居，为此有必要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资料，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 。与前述两种观点类似，许倬云亦不赞同以单线历史叙述“中国”，乃因经夏、商、周三代之融合，中原文化已将四周的族群和文化吸纳进来；到了春秋战国，更将这一核心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至秦汉时代，“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一个庞大的“中国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前述三位学者论及谁可代表“历史上的中国”之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某一个特定时间节点上的“历史上的中国”，应当是核心区域与边缘地带的集合体，而不仅仅止于“汉族中国”。

那么，如何认知中国历史疆域的边界？通过对“二十四史”有关“四夷”的史料梳理，便会发现，前近代中国绝非如当前学术界主流观点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一个中心清楚而边缘模糊的文化实体”；隐藏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想天下主义疆域观的背后，每个王朝、政权对于实际所领疆域之界限的认识相当清晰 。具体来说，古代中国是一个领有辽阔疆域的多民族国家，华夏与四夷归属于同一个“中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是一个华夷二元文化构成的文化体，又是一个有着明确疆域范围的政治体。检索“二十四史”出现的“四夷”“夷狄”“夷”等相关边疆民族称谓的词条，便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此诸称谓大致有文化、政治两个方面的内涵。为详明阐释该问题，笔者摘录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四夷”“夷”等典型词条，略作释义。

大体而言，一方面，“二十四史”以文化归属来记叙边疆民族，将天下区分为“华夏”与“四夷”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反映了一种传统的基于文化意义上的华夷观。另一方面，“二十四史”的编撰者对中央与周边四夷之领属关系的认知相对清晰，从政治归属视角将“四夷”区分为“境内之夷”“境外之夷”两种类型：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内的四夷，即为境内之夷，其地域范围即为王朝国家的疆域；与之相对应，那些生活在邻藩与邻国的族群，则被视为境外之夷，其活动的区域则被视为在帝国的疆界之外。因此之故，古代中国的历史疆域应由华夏之活动区域与政治上归属中国的四夷之境构成。申言之，以“夷”为代表的相关边疆民族称谓具有双重含义：如果说，在文化层面，王朝统治者将“夷”作为华夏的对称，用作泛指华夏边缘地带所居之民，体现了文化共同体的意涵；那么，在政治范畴，“夷”的概念和层级定位相对明确，不惟有境外之夷，亦有境内之夷，这其中，境内之夷的分布区域为王朝国家所领疆域，体现了“政治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诸多研究表明，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志趣、具有世界主义关怀的国家。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大一统的疆域观及由此形成的疆域领属实践，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及其疆域管辖实践有着明显区别：古代中国对境内之夷所居之地行使了充分的疆域管辖权，故将此区域视为历史疆域殆无疑义；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宗主国对殖民地之管辖，体现的是一种宗主 - 殖民关系，亦即殖民地不能完全意义上归属于本国疆域范畴，就此层面而言，古代中国“地理志”所言“境外之夷”与中国的关系恰恰与西方国家之于殖民地关系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如果非要中国“大一统”的疆域观向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看齐，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进一步说，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思想资源来谈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的问题；所有的理论与概念，都是在特殊的语境中产生的，谈论历史疆域问题，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其结果，必将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囹圄。

结论

恩格斯在批评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德维尔时指出，“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借用这句话来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或可这样认为，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线性历史观是在西方民族国家时代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可以用来解释西方民族国家时代的历史疆域形态，但绝不应被视作一个绝对的、普遍性的原理，不能无条件地挪用过来解释中国历史疆域发展的一般进程。

毫无疑问，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一种先验性的普遍意义，而是在特定环境、经验条件下催生的规范性体系。我们承认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对于塑造欧美国家历史疆域和当代世界国家边界的维系作用，但亦应观察到，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对于中国而言，王朝国家“大一统”的疆域观维系中国历史疆域形态的解释尊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无疑更具历史合理性。

基于上述理由，探讨中国历史疆域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时代边疆治理等诸问题，切不可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或概念。不言而喻，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的传统历史资源与当下政治实践，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

【冯建勇：《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语言》，《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