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下的中国画发展存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冲后遗留问题的负面影响，以写实与写意观念的百余年争辩不清为核心，其本质是中西文化价值观之辩。以至形成对中国文化写意特质不自信态度，从而产生了中国画领域的艺理不够兼通、笔墨不够精良、视野不够开阔三个危机，但同时，当下也拥有新时期的时代机遇。当把握传统画学的核心观念，深研中国画意象观与理法、审美、传承、实践规律，以中国画写意体系的建构作为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并探索一系列转化运用方式，以“两端三位一体”中国画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写意传承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画  写意体系  传承  创新

站在中国画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何去何从。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中国画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传统技法与写意精神创新性转化。伴随着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不确定性，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中国画如何找到自身定位，更好地诠释当代人的心灵世界，为我们的时代发声。愈是走在改革创新的前沿，愈是需要辨清来时的路径，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才能切中时代神经。

一、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画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画学写意传统的源流

中国画从一开始就是“意象”艺术，核心是写意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中，就对中国画的写意性从“畅神”〔1〕“澄怀味象”〔2〕“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3〕等角度进行过阐发。宗炳的《画山水序》是历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而宗炳的《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是当时形神之辩、有无之辩的重要论述，也是宗炳思考山水问题的思想背景，可见中国画中蕴含的思考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哲学化的。随着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的不断更迭以及晋唐以来中国文人对中国画领域的介入，推动中国绘画方式和审美特质不断更新，关于中国画写意性的记载与评述散见于各类画论著作与诗词题跋中。

（二）历史遗留问题与学院制度不足

1918年开始，中国现代美术教育进入学院制，教学观念和方法不断地发生变化，林风眠、徐悲鸿、潘天寿等人对中国画提出不同改革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中国画写实与写意有多方论争，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以素描改造中国画”“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论断，这种中国画改良论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画写意的研究与发展，这些未解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中国教学与创作中。

如今中国画创作中工艺化、制作化、装饰化、写实化倾向明显，写意的缺失是一大困境。这鲜明地体现在学院制中国画招考方案与课程设置中，我们的课题组在四年间走访了全国八大美术学院，经考察和研讨发现，在现行的艺考招考中，设有中国画专业的高校98%皆按美术学学科大类招生，考试科目为素描、速写、色彩三门；新世纪以来，唯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坚持单列开设中国画专业考法〔4〕（根据中国画专业特殊素质基础要求设考试科目），每年共招约95人。这种大类招生考试科目设置无法体现中国画专业对笔墨的特殊要求，不利于筛选有潜力的学生。而本科阶段有效的专业学习时长亦非常有限，有些院校的中国画专业在大一整个学年并没有安排以毛笔进行绘画的中国画课程，仍以素描课程为主，而大三下学期到大四上学期，大部分学生为了备考研究生考试又会占据近一年的专业学习时间。此类高校在本科四年内留给学生真正有效的中国画学习时间合计不到两年，对于中国画艺理的系统学习时间严重不足。

（三）中国画人才培养与创作研究核心危机

危机体现在中国画专业毕业生的艺理不够兼通、笔墨不够精良、视野不够开阔。

“艺理不够兼通”反映在对笔墨与气韵、写意与写心、格调与境界等作为中国画传统的优秀内核认识不够清醒，工笔写实远多于意笔写意，精细刻画远多于畅神写心，反映小我世界远多于大我境界；“笔墨不够精良”，学生笔墨基本功训练的严重不足，故艺术个性更难充分表现于笔下；“视野不够开阔”，反映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史哲等跨学科素养储备不足，创造性转化力偏弱。

有效的传承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石，20世纪以来在中国画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累积至今，加之社会层面对于中国画写意精神缺乏认识，目前在中国画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画写意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首先，在学科设置层面，艺术学学科目录历经几次调整，一直未能充分体现美术专业艺理需兼通的要求。在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最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突出了专业学位的实践性特征，同时也依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难以贯通的问题。其次，写意创作者的自娱与继绝学之使命之间存在矛盾，个性与群体意识难以相融，导致大量当代创作只能停留在单纯的个人情感抒发与较狭窄的视野中，不能获得更广泛的共鸣，也难以提升为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

笔者的研究团队的田野调查地图

二、精神与本体相随——中国画写意体系架构

写意精神早已伴随着中国传统哲学、诗论、文论出现，而写意画法在明清以后逐渐蔚为大观。清晚期也有一部分认识认为写意即一种简略随意的画法，或者只是一种笔墨程式，继而发展为越发僵化的空洞形式，丧失了生命力的来源。20世纪初对中国画的批判也正是针对这种因循守旧、闭门造车的态度，而过于简单化的全盘否定，则丢失了写意精神的真正内涵。中国画的写意性当与西方表现主义所区分，其包含的书写性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写意精神也不只是情绪的表达，而是可以上升到境界层面，在主客观之间，似与不似之间，超以象外。〔5〕

中国画这种独特的注重精神性文化内涵的优势和特征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逐渐削弱或缺失，“写意”甚或被西方的“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所模糊或替代，使中华文化中最具高度的艺术特质被矮化或遗忘。亟须对中国画写意理论体系进行正本清源的系统梳理，以深入研究增强文化自信，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得到当代性诠释和世界性弘扬。中国画写意体系在千年历史的演进中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时期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结构、风格面貌、理论体系和表现形式，这是中国画写意体系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内在理路。本研究以中国古典哲学的意象观为根基，发展写意精神的四种境界，即正心立品（审美）、博约弘毅（传承）、格物载道（理法）、修身怡情（实践），在与之对应的格调品评、教育模式、艺术规律、创作方法四个方面，深挖中国画写意的理论源流与创作传统，实现从技艺到通人之学的培养。

西方说艺术高于生活，中国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都说明艺术有着人类一直在突破的高度。中国画写意的难度在于潘天寿先生所言的：“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6〕如何为中国画增高阔，如何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高校中国画教育应强调境界定位，以基础理论与本体基本功探究的成果来引领行业，潜化提高社会整体审美水平。

中国画写意体系结构图

三、从“‘两端三位一体’中国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谈中国画写意体系的转化运用

艺术史家郎绍君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重建中国的精英艺术”。他同时认为，20世纪中国的书画教育对传统中国画教育造成很大伤害，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师徒传授”教育方法，以西方的学院写实教育取而代之。还有论者不无悲观地认为，百年来中国画的教育是失败的，表现在全国美展没有写意画的作品，中国画的人才都是“跛脚”，书法不能看，诗词也不通。潘天寿先生提出：“东西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7〕以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和独立性，明确传承和发展中国艺术特征是艺术人才培养体系的本质，助力中国传统艺术从高原走向高峰。到源头饮水，与伟大通行，研究出台国家文化战略和复兴民族艺术的拯救方案，有必要围绕中国艺术发展规律，相对应地设置从招生考试科目到课程评价模式、师资队伍的系统的中国画人才培养体系。

笔者主持的“‘两端三位一体’中国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8〕课题研究历经四年，整理晚清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画人才培养的不同方案，并赴全国八大美院调查研讨，试图以当前国内高等艺术领域内作为标杆和典型的中国画教学单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形成针对当前所面临问题的比较详实的考察成果，将中国画写意体系的研究思路融会其中，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一是从艺术性层面，将“两端”由原中西艺术和绘画含义拓展至中西两大文化语境的互鉴，以体现新时期全球化、艺术的民族性、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解决视野不开阔问题。

二是从教学培养模式层面，将“三位”由原临摹、写生与创作结合的中国画教学模式延伸至新时期、新境遇下的“三位”，强调临摹与写生的视野、技法多元化，并与着重激发自我创新的创作有机结合，解决笔墨不精良与艺理不兼通问题。提出中国画教学两条路线：一是从宋元工笔入手到大写意，二是从明清兼工带写入手，上溯可至宋元细笔，下衍可到粗笔大写意。提倡梅兰竹菊与书法的基本功日课，多读书以吸收前贤写意思维方式的智慧，感受与捕捉时代气息，形成自然与生活深层本质对话。

三是从培养目标层面，提出“一体”概念，将原技艺为主的教学目标提升至对于中国画文化关系本体的追寻与探究，以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高要求；同时复兴传统经典中的“画如其人”目标，并创新转化为“以中国画作为人格表征体”，培养更宽口径就业人才。

四是推动建立全国高校中国画招考联盟的统一标准。从中国画艺术规律出发，倡导招考改革设立“单列中国画笔墨素养考法”，以校考类高校设立中国画专业校际联考为试点，形成统一的中国画人才选拔命题与评卷标准，制定链状招录政策；改良考试科目设置与要求，设书法素质测试（形式为楷隶行的三书体创作，工具为毛笔）、中国画传统笔墨素质测试（为保持中国画传统地域流派特色，各校根据学术思想侧重采用不同形式，即临摹经典、命题创作选其一，工具为毛笔）、写形素质测试（形式为人物速写或人物线描写生选其一，工具为毛笔或铅笔碳笔），有条件的高校加试中国画基础理论素养面试。

五是以古典画论与当代实践互为印证为核心，优化课程体系，架构文史哲与中国画专业课程的融通路径。增设书法、诗词题跋、中外艺术史、哲学等课程。推进优质师资互聘流动，实现跨院校、跨学科的师资优势互补，开设多领域讲座、邀请知名文化学者成为外聘教授等。

六是以地域文化创设教学环境。复兴中国画流派传承，如：京津画派、海派、黄土画派、岭南画派等。利用优势资源，优化教学组织结构，带动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提升。丰富学习资源，利用好各校自藏的古今中国画原作，为学生提供便利的临摹条件。并持续进行具有本院特色的教材整理编写与更新。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创多元的授课形式，创建网络课程与慕课教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教学互动。

从“两端三位一体”中国画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至今，已赴多所高校及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推广，例如2020年与校领导一起赴教育部，就如何推进中国画招生改革与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座谈，汇报并提交中国画教学招生改革的建议方案，得到了高度重视。促成2021年11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本专科招生处召集全国高校中设有中国画专业的四十余个单位的中国画专业与招生办负责人，召开了关于中国画招生改革的线上探讨会，初步达成共识。2023年受邀在《美术报》《美术观察》专栏发文，探讨中国画人才培养改革方案，提出优化高校中国画专业招考方式及科目设置等建议，在全国中国画人才培养单位获得广泛赞同。

20世纪6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理论课程计划

小结

中国画的写意是精神主旨，也是结果，更是过程。写意不仅仅是画的问题，而是画家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林语堂曾说过：“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恢复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9〕作画如做人，学画是生活力养成的过程，生活是个性养成与深度思考的唯一源泉，生命达观，生活有闲而思想清朗。这条路非常漫长，我们不仅要学习前人传授的知识，同时还要有非常自觉的认识，这是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地激发，挖掘出心中的灵动，向内用力而不会东张西望。

面对中国画被西化、异化的危险，我认为应保持民族自信的乐观态度。中国画发展从混搭、多元的百花齐放局面，将走向自我修复与反思，达到兼收并蓄的包容格局，实现自我超越，真正形成国强与文化强的螺旋式上升。当下中国画发展与人才培养亟须重研以意象观作为文脉传承的根基，重建以临摹仿拟为中心的传习方法，重返以中国画（笔墨与写意）作为人格表征体的价值观，向世界人文艺林贡献出中华民族艺术“画如其人”实践路径的中国方案。（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画写意理论与话语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AF013）

（文/刘海勇）

注释：

〔1〕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五编山水·画山水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584页。

〔2〕同上，第583页。

〔3〕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五编山水·叙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页。

〔4〕2021年中国美术学院开设的2种中国画专业考法可选：中国画基础，主要考查中国画专业基础素养和造型能力（含书法）；中国画创作，主要考查中国画专业创作和独立思考能力；考生报考中国画专业时，以传统笔墨技法或素描速写技法选择其一进行考试（选择素描速写技法不考查书法）。传统笔墨技法考试方式是以毛笔为工具要求，此为建校以来延续时间最长的考法；素描速写技法考试方式是以铅笔炭笔为工具要求；中国画专业的考生在高考录取后新生入学前，按综合分和考生专业方向志愿相结合的方式，分流到人物、山水、花鸟、综合等四个专业方向（各15人）。2021年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的中国画专业考法，招收约35人，考试科目为素描（工具要求：黑色铅笔、炭笔、碳条、碳精、橡皮）、专业创作（工具要求：素描工具或水墨工具）、专业写生（工具要求：笔墨工具及毡子）三门。

〔5〕薛永年《谈写意》，《国画家》2006年第2期。

〔6〕潘公凯编《潘天寿谈艺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7〕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8〕刘海勇《“两端三位一体”中国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十三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来源：美术观察）

画家简介

刘海勇，1976年生，浙江乐清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画学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并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师从徐家昌、马其宽、张立辰、薛永年等名家，形成了融合南北、大气淋漓的艺术风格。